超越表象的征婚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2)01006604

一、电视征婚

曾经中国的婚姻介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是子女婚姻的决定人，即便在新中国解放以后，男女结婚还必须有组织的介绍信，表面的婚姻自由仍然受到一定的束缚。而现如今，婚姻似乎已经是完全自主化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从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来看，剩男剩女与大龄青年已经成为80乃至90后的婚恋焦虑，于是此类电视节目成为时代的声音，此类电视节目也正好触及人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非诚勿扰》通过人物介绍到对话沟通到按灯决定的程序，环节扣人心弦，是一种狂欢的仪式，这种仪式反映着整个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关注和审美直觉，极其富有个性的富二代、宝马女、拜金女、外貌女等等人物，都在某种程度强烈地反映着当代青年人的择偶标准，也生动地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心态。当前的中国正面临强大的社会机制转型，由于国家内部关系在发生着重构，各个社会群体似乎都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性，社会的等级分化比较明显，使得社会分化成为各种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在生活资源上本身分配不均衡，利益表达途径与生活诉求很显然是不一致的，人与人的择偶观很明显存在着强弱之分。《非诚勿扰》正好触及了这个社会热点，而这种方式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舆论爆炸，关于电视节目生态的讨论也被学术界讨论。杨 曙：超越表象的征婚——审丑与愚乐至死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第25卷第2期

二、审丑中的游戏建构

婚恋类节目是用来给80后、90后当作真诚征婚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被男女嘉宾当作自我展示与赢得他人认可的一个舞台，在这个征婚舞台上，引进竞争机制是为了增加节目的趣味性，同时增加女性地位的砝码，似乎让观众感觉相亲节目也是在向公众承认一种社会价值观，相互认可正好也在向电视机前展示着自己的择偶标准，即使没有牵手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全盘皆输，只是自己在某方面不符合当时对方的标准，而且自己已经完全在观众面前秀过了。80、90后有着自己的思维想象，他们已经表达出和父辈不同的价值体系，他们有自己的表现欲望，他们追求自己的时尚，能在自己的空间中展现自己。

但在一定程度上，《非诚勿扰》在舞台上有时表现出违背价值观的种种丑陋，这些都是价值观颠倒和混乱的表现。类似于马诺等人的“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完全表达了这些人对物质的追求不再是那么遮掩和欲说还休。从某种积极意义上来看，无论在任何时代，财富都是结婚的一大砝码，马诺等人的说法也是她们敢于蔑视传统婚姻观的道德约束，向旧的婚恋价值提出质疑，表达自己的内心真实情感，以非常乐观与激情的态度向生活进行挑战的态度，但是节目中裸，没有修饰的言论是纯粹物欲挑战爱情的一个表征，是精神价值完全抛弃后只剩下拜金主义的一种体现。

一定的社会风尚正是一定的社会认识的反应和表征，在当前泛娱乐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将一切都给予了解构，把一切正常的社会思潮都亵渎了，原先中规中矩的审美时尚传统失去了曾经的奇特感，而成为一种理性主义笼罩之下的虚无，“宁可坐在宝马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言论成为一种审丑的表现，这种审丑又是能够给你带来社会潜意识自我释放与超越的一种心理症候，是当前审美观念转型与电视娱乐恶俗的体现，当人类隐蔽着的势利与刻毒等非理性内容被释放后，给人所带来的是一种无尽的刺激，但这种释放被媒体反复渲染而传达给青少年是极为有害的。正如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被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事实。”\[1\]《非诚勿扰》中所呈示的拜金主义婚恋观，会使得社会主流婚恋观呈现低俗化趋势。也许，我们发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确有此种观点的女性，但一般不会过分明朗化，而媒体当中的过分坦白则会引起观众是非对错的强烈争辩，如此大胆，很可能会推动着婚姻与物质利益挂钩的风气盛行。

当民众缺乏一定的自我展示机会时，社会本身给予平民展示自身的机会太少，那些平民很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成为明星。对于一些没成名的模特来说，她们去实现自己的办法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因此，在这样一个在通向二流明星的道路上，那些嘉宾模特们蜂拥而上，想尽各种手段，成功者一夜成名。不少女嘉宾依靠年轻貌美或者雷人的言论而成为网络红人，不少女嘉宾纷纷参加各种综艺娱乐节目，而主持人则借电视节目成名后不停涉足出版行业，这完全显露出这类电视节目缺乏真诚的态度，而变成一种游戏。既然这种征婚节目完全是一次无规则并且假规范的游戏，其中的缺乏权威度和精确度的规则灼伤了征婚的原初性，当利欲熏心的电视节目组和嘉宾在不理会征婚原初性之时，各种做秀就成了收视率居高不下的有效砝码。在一场毫无精神特质的成名投机炒作过程中，不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所看到的仅仅是粗俗的语言、卑劣的举止、势利的人格。媒体行业能够打造着明星的神话，当媒体生态趋向于不良状态时候，一些电视节目策划人很容易堕入不商不艺的文化怪圈中，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策划诡计和宣传手段，故意刺激和观众的猎奇心理，同时正好迎合嘉宾成名的渴望。不少嘉宾对自己的名利简直达到疯狂的追求地步，当节目一开始，各个女嘉宾就对男嘉宾挑三拣四，带着一张张“毒舌”和夸张的自我表现，把普通征婚的“诚”丢得一干二净，互相尊重的传统道义被严重削弱，各式尔虞我诈和似真似假在舞台上尽情展示。节目策划组和电视台的收获是高收视率，而审丑似乎更能满足当下观众的需求。

三、商品化下的娱乐与愚乐

曾经，中国的媒介只是一味地强调政治宣传的功能，从根本上忽略受众的娱乐选择，这显然是离散民众的一种表现。现如今，虽然娱乐作为产业模式极大程度地贴近了民众，但是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个极端——愚乐至死。本身娱乐作为民众的实践爱好，又掺杂着消费主义的流行，媒体娱乐的一个起点就在将民众当作消费人群，在消费人群中间，媒介产品一味强调自身的可销售度，至此娱乐成为一个媒体商业逻辑和满足受众需要的混合物。电视本身也不需要观看者具备很多的心智技能，它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能心甘情愿成为公众领域的一项文化内容。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强调征婚要以人品与道德为基准，征婚节目中一句“工作好不如嫁得好”引起全社会的驳斥。但是在当今的娱乐大背景下，似乎电视可以为了利润而不择手段，观众的爱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下电视节目供求的主要根据。曾经有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在“市场为王”的铁定规律之下，媒体必须想着办法来获取绝大多数观众的亲睐，这样才能赢得广告支持。

在网络的冲击之下，电视想重新成为娱乐的主角似乎不太容易，与网络相比较，电视毕竟在娱乐因素上显得更加缺乏。一般来说，作为电视，本身缺乏网络所自带的多媒体条件，于是，在普适化的娱乐氛围中，电视就需要更加加强自身的娱乐功能。从当前的娱乐文化看来，娱乐文化本身也和全球化的消费热潮是密不可分的。让?波德里亚认为：“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电视的消费逻辑本身依靠收视率实现的。布尔迪厄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2\]“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2\]《非诚勿扰》的节目策划人员深谙此道，而娱乐文化的婚恋世界又恰好能满足观众的窥私欲，消费权力、媒介意识、娱乐文化正好走在一起，形成《非诚勿扰》的热门收视率，此时的《非诚勿扰》已经完全是市场的同谋了，亚文化的抵抗性已经呈现消弭状态。《非诚勿扰》使用着消费文化中的影像符号，暗示娱乐文化自我，同时让观众来感受节目中彰显的当下婚恋语境，获得一种娱乐。尽管节目当中频显“三俗”，但节目热热闹闹、活力奔放、轻松自在，毕竟卷起了一阵快乐的风潮，及时满足观众的娱乐，并在全国各地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非诚勿扰》离散主流价值观之时，虽然处在断裂的秩序中，但自己也融入到消费文化的主流当中，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趣的还有，不是娱乐文化本身在变得商品化，而是商品在不自觉中形塑着娱乐文化的风格，并轻松进入市场，并且将娱乐文化成为特定群体的符号，获取大众的关注。《非诚勿扰》当中那些极具个性的女嘉宾和男嘉宾塑造，为江苏卫视打造了收视率，毫无疑问，不少男女嘉宾的台词明显是此前精心设计和建构过的。

日本学者难波功士用十分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商品化收编后的娱乐文化，当代娱乐文化完全是基于诸如时尚等各种市场要素出现的，电视的强大功能在创造性地激活和催生着娱乐文化现象。《非诚勿扰》中与传统违背的婚恋价值观从“低俗”变成“好玩”，从对传统进行破坏与解构的符号转变为媒体的建构之物。有谁能想到排名中国第一的娱乐节目竟是以形成断裂秩序为乐的专门解构传统价值观的节目，这就是娱乐文化在新的消费媒体语境下和商业化相互推动、相互依存的一种表现。正是商业的挪用与互动而使得亚文化的意义被广泛的传播，以至商业逻辑和亚文化产生一种紧密结合，使得亚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发展。

波兹曼似乎很早就认识到电视作为一种野兽对人们生活的侵袭，电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衰亡。虽然电视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是电视在那美丽的幕后，却浮现着“愚乐”这样的狰狞粗俗的面目。在消费娱乐之时，人们不去追逐正确的价值观，也不在意感情是何物，观众在娱乐之时，只是去想象钱与相貌的较量，关心物质与背景的抉择，这样的狂欢娱乐将传统颠覆，观众沉醉于娱乐畅想而不自拔，对于价值观是否重新建立，观众毫无在意。电视只是在追求自己娱乐之时放弃自己的本身的格调与道德底线，已经呈现一种愚乐之死，这种愚乐已经给人们留下仅仅是迷茫的困惑。他曾经把美国文化的失落归结为电视文化的兴起，认为是电视破坏了和腐蚀了人类的智慧，他把文本阅读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对文本阅读被颠覆充满了警觉。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也提到，“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裂”，摄影具有表现表象的功能。但是却在驱逐着文字的意义。实际上，《非诚勿扰》有时候故意安排的嘉宾对话看似丑陋，却是蓄意安排的事件。这被波兹曼称作“伪语境”，“伪语境是丧失了活力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3\]100人们在观赏电视的时候获得的是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无用信息，而得到提供娱乐的肤浅功能。“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只有一个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3\]105106《非诚勿扰》采用着娱乐化的观念，把崇高的爱情展示在无聊的嘻嘻哈哈当中。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泛娱乐表现。这一个让人眩晕又让人感觉过分暴露的时代来临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少电视节目在追求高收视率而出现媚俗的情况，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媚俗是不可能走得过分远的，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左得太厉害则会引起观众的奚落。中国本身的媒介是植根在一定的传统伦理根基当中的，作为有着严格把关的电视，具有肩负舆论导向、为民众提供传统道德使命的功能。作为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媒体，它的运作模式是一种大众服务式的，它应该普及高雅，满足艺术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具有道德心的电视节目，应当更多用真诚和善良去感染观众，要给观众一种良好的引导，表现媒体对大众的人护与关怀，而不仅仅把收视率当作一切。

［参考文献］

［1］ 藤竹晓.现代大众传播理论\[M\]. 东京：日本放送出版社，1968：34.

［2］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62.

［3］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