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解读《范进中举》

《范进中举》围绕“范进中举”这一中心事件，用辛辣的笔墨刻画了前倨后恭、嫌贫爱富的胡屠户，趋炎附势的众乡邻，欲捕秋风的张乡绅。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点：导致范进中举前后变化的究竟是什么？不了解这些，就不能说对这篇小说解读到位，当然也就不能说对《儒林外史》这部伟大的讽刺小说有独到而深刻的理解。笔者试着解读一番。

在中举前后，作为生物意义上的范进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导致他变化的恰恰是由秀才到举人这一打上文化、金钱和权力的烙印身份的转变。也就是说，范进中举前后，虽然仍是他自己，但中举后其身份、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的标志就是通过科考取得举人的名分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票证（如后世所谓的任命书、委任状和文凭等等）。据王富仁教授的分析，当文化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受到全社会的崇拜。而这种崇拜的东西竟然是文化与权力、金钱相结合的产物――票证。“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只是一种票证，持有它可以领到权力和金钱，而一旦它没有了领取权力和金钱的功能，它也就毫无用处。”同样是读书人，孔乙己就是被抽去了领取金钱和权力的能力只剩下文化的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它的文化就只能用在“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的说法中聊以罢了。因为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上”，当然也就没有获得统治阶级作为诱饵而给予士子荣升的“票证”，因而他所掌握的文化也就只能是废纸一张，百无一用了。不仅如此，他也只能被取得“票证”的丁举人打折了腿，最后悲惨地死去。而范进就不同了，他有了文化，且有了领取金钱和权力的资格，即他获得了统治阶级认可的“票证”：由秀才而举人。所以，他中举后，有当地的张乡绅前来拉拢他，称之为世兄弟，并送了他五十两银子和一所三进三间的房子;有许多人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铺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为图荫庇前来投靠的。两个月后，范进家里连奴仆丫鬟都有了，钱财更不在话下。昔日一个穷得无钱无米、无地位、懦弱无能的文弱书生一夜之间就什么都有了。不几年，范进就做到了官居四品的通政（第七回）。他后来变得虚伪、贪婪了，完完全全地投入了黑暗腐朽势力的怀抱，成了禁锢在科举制度下被八股文吸血器吸干了气血的盲目和空虚的人，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顺应时代堕落了的士子的典型代表。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范进中举进而发生变化的呢？客观上说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主观上却是周进因见范进年老仍未考取功名而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同病相怜而有意提携的。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总显得表面化，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众所周知，八股取士本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在客观上，正如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以功名为诱饵，让士子们在故纸堆里死读书，读死书，以此取得长治久安。客观上，它确实是出于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需要。科考使得寒门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成为可能，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又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它也有积弊：它以《四书》《五经》及其注解为圭臬命制题目，以“八股文”这种僵化了的写作形式来钳制士子的思想，以孔孟、朱熹的是非作为规范士子行为的准则，以科考的“票证”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通行证，特别是让“文化”成了“金钱”和“权力”的附属物，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牵引着读书人走到了只求通过八股取士的“荣身”而完全不顾“文行出处”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和倡导，“票证”社会的严酷无情，失意士子的悲惨遭遇，读书人晋升之阶的诱惑（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黄金屋）使得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为了科场成功而演绎了许多如范进中举般悲欢离合的悲喜剧，一百多年来一幕幕地上演，经久不息。因此可以说，范进中举是符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票证”社会的需要，是顺应了那个“可怕时代”要把士子染成没有鲜活思想、“没有文行出处”盲目空虚的人的需要，一批批如范进一样的士子涌向科场，最终成了一群人性堕落的人。因此似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个制度，那种社会及其价值取向，“那个可怕的时代”使得范进必然成为小说描写的那一种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县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