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摘要]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批判的产物，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角度。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中人们生存境遇的真实表达，是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人生风险内涵的理解为探讨人生风险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层面的分析构成人生风险的复合治理体系。

[关键词]风险社会 人生风险 多元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75-05

人的生存与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的发展成为当代学术中心话语的境况下，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多来关注一下人的发展背后时刻在场的生存问题。可以说，SARS危机、禽流感、食品安全等正在推动风险生存研究走向前台，“应当看到，风险概念和风险社会这一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使不可预见的后果可以预见，使我们本来无法控制的事情变得可以控制，而且这一基本思想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现在正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人们想必很有可能还会把风险概念扩展到人生”；[1]（P41） 尽管人生风险能否完全控制还值得商榷，但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接着讲述风险社会这一生存主题，应该说既有利于在理论上推进和丰富风险社会的研究，也有利于在实践上增进人生风险治理的自觉。

一、何谓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我们在今天变得积极是为了避免、缓解或者预防明天或者后天的问题和危机――或者什么也不干。”[2] （P35） 未来决定现在的逻辑在当今已占据上风，研究风险社会绝非一项奢侈的课题，而是一项未雨绸缪的积极性思考内容。那么，什么是风险社会呢？

（一）风险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决裂。在现代化行进的链条中，人们面临的风险并没有随着社会的推进而减少，相反，伴随着人类打开的未知领域越多，人们在实践中将面临的无法预测的事情越多，应对风险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领域。正如吉登斯所言，“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3] （P18-19） 由此可见，风险社会是后工业社会的一种表达，强调的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如技术发展的风险、环境生态的损害、金融和房地产的隐忧、诸如“9・11”恐怖主义袭击、SARS的流行等突发事件，这些风险因素的大量增加是现代工业社会高速发展和复杂性堆积的结果。不难看出，现代化的发展在繁荣的表象背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阴影，即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制造了无数的风险。因此，风险社会是在现代性批判进程中逐渐走向前台的一种后工业社会表达。

（二）风险社会是风险逻辑占主宰地位的社会。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风险社会，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总是掺杂在一起的。在古典的工业社会里，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里，则刚好相反，是风险生产的逻辑主宰财富生产的逻辑，关注的中心是现代化所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正如贝克所言，“风险和财富一样是要分配的东西，两者都构成地位――分别是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在每一种状况下，它们都关涉十分不同的利益和有关利益分配的不同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就是去处理人们所需求的稀缺物品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等等问题。相对来说，风险是以不可取的丰裕状况出现的现代化的附带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消除或者否定并且加以再诠释。获取的主动逻辑对应着转嫁、规避、否认和再诠释的否定逻辑。”[2] （P25）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风险转向意味着考虑的重心已变为对身边大量存在而又避之不及的风险如何进行公正的分担和有效的治理，风险社会的这种定位意味着它是对工业社会弊病和隐藏的代价进行“买单”的一种社会，是财富生产和风险分担交叠但更以风险分担作为舞台中心的社会。

（三）风险社会是围绕风险展开的具有诸多特质的社会。现代风险正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全球波及性、突发性和超常规性等特征，而风险社会是围绕现代风险而建构起来的，这样就使风险社会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特质：首先，风险社会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吉登斯曾对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过区分，认为“解释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区分两种类型的风险。其中一种我称之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我想把这种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区分开来。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3] （P22） 如果说传统工业社会乃至以前的社会，人们主要面临的是外部风险的挑战，那么现代风险社会则更多的是来自现代性链条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威胁，是自身人为决策中引发的风险主导的社会。其次，风险社会是“飞去来器效应”风险分配逻辑的社会。有人曾形象地说过，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现代风险伴随全球化互动与利益一体化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大家共同的分担，而不像传统工业社会财富分配那样能够清晰区分阶级身份和输赢双方。贝克曾这样谈到，“包含在全球化当中却又明显与其区别的是一种风险分配的模式，它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爆炸力。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2] （P39） 由此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将更多以民主的方式威胁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再次，风险社会是“焦虑促动型团结”的风险应对社会。风险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等特征，意味着现代灾难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毁灭性或极具破坏性的，不像以往的社会那样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空间来应付；不仅如此，现代风险的发作很大程度上还流离于人的意识能力之外，诸如无法对风险进行准确预警、无法准确推算风险发生后所造成的影响、更无法准确推算如何赔偿等。特别是在风险责任主体模糊和缺位，抑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一项棘手的风险难题呢？焦虑促动型团结或许是一副应对风险复杂病症的良方。因此风险社会将是在“我害怕”旗帜下团结起来人人参与应对风险的社会。

行文至此，可以对风险社会作一个总结性陈述：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批判性反思的概念，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一副重要面孔，这副面孔是以风险逻辑为中心，通过风险生产、风险分配、风险治理等诸多特征得以丰富的脸谱。

二、人生风险的内涵分析

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人，风险社会的境况构成一个理解现代人生的重要社会平台。何谓人生风险？就是人们在风险社会生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

（一）人生风险并不是完全消极意义上的事物，有些风险还带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吉登斯早就这样说到，“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3] （P32） 所以，对人生风险的理解要做辩证的分析，不能先入为主地视风险为魔鬼怪兽而避而远之。在有些情况下，风险往往是以成本的方式参与人生创造的，是开辟成功新境界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在另外的情况下，风险是人生追求成功的沉重乃至毁灭性的打击。

（二）人生风险并不是可以完全克服的，有些风险已超出人的能力控制范围。与前述认识紧密相关的是对于带有负面影响的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理性和人们能力的有限性，绝不可浪漫式地构建应对风险的乌托邦设计。“分析的基点必须是：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4] （P115）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调整人生与风险的较量坐标，只能将那些无法控制的风险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地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而不要奢望完全控制或彻底根除，这才是应对人生风险的一种理性回归。

（三）人生风险与其说会使心理生活更加不安全，倒不如说能让人生规划未雨绸缪。或许有人对人生风险的强调表示反感，理由是这样一方面会给那些接受风险挑战的人们带来心理上的紧张与生活上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会无视和否定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一事实。问题并非如此，人们遭遇的风险增多，心理紧张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渐降低，自然也就可以造就出应对人生风险的稳健心态，这是风险社会中人生风险与传统社会中人生风险的不同之处。与此同时，人生风险的强调也绝不是否定人们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而是人们反思周遭生活继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理性表达，是人生自由程度不断提升之后的一种客观与全面的把握，是人生规划未雨绸缪的主体自觉。

（四）人生风险与其说是客观的事实，倒不如说是真实的虚拟。人生风险同样属于可能性范畴，但风险社会中人生风险导引的力度远远大于以往的传统社会，所以在现实生活里为了避免遭遇这样的毁灭性打击和灭顶之灾，人们更多地将其作为客观的事实来对付。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像灾害那样的比拟，而不是人生风险本身的真相。贝克曾说到，“风险与毁灭并不一样。风险并不是指已发生的损害，否则，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要破产了。然而，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安全和毁灭之间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的特性。在这个阶段，对有危险的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5] （P137） 这个中间阶段具体到人生风险上，就是处在虚实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是一种真实的虚拟。这样理解，既有利于人们树立风险警惕意识，又有利于避免陷入风险主义的放大，从而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把握应有的张力。

当然，对于人生风险的认识还会随着人生实践而不断深入，诸如人生风险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人生风险是一个科学的计算概念还是一个道德的推定范畴、人生风险是一个历史展开还是一个价值认定等，甚至还有人生风险在人的发展上的分析和人生风险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三、人生风险的多元治理

对人生风险的治理仅仅停留在简单应对的层面（如单纯依靠个人风险意识的提高来应对人生风险）是远远不够的，在风险社会的境况中，应对人生风险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这项复杂的人生风险治理可从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主体层面来进行探讨。

（一）人生风险的个体回应。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个人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必须积极应对的人生主题。首先，必须强化人生风险的意识与观念。正如对风险人生的提法还很陌生一样，人们的意识观念也一直是由进步主义的线性观念所主导，风险意识与风险观念之类的反思性观念显得非常缺乏。人们长期以来对风险意识与观念的培养缺乏一种内在的自觉，更多的是一种事不关己基础上的外在冷漠。与此同时，社会的风险程度却在不断增长，特别是从“杀生”转向“杀熟”的交易风险的出现、生态危机的加剧、下岗失业风险的涌现、SARS危机和禽流感的大范围爆发，人们仿佛一夜醒来发觉人生风险无处不在，很多人就会束手无策乃至心理恐慌。所以，应对人生风险必须培养人们健康的风险应对心态与观念自觉，建构应对人生风险的观念长城。其次，必须提高人生风险的应对能力。单纯拥有以上风险意识和观念是不够的，在个人主体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应对人生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提高认知理解能力。只有增强自身对于人生风险向现实危机转化的预见能力，才能储备足够的心理能量去积极面对；只有对风险具备一定的认知理解能力，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内在的合理把握，将可以避免的人生风险尽量规避，将不可避免的人生风险的损害程度尽可能地降低。另一类是提高危机实战能力。一旦人生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也不必惊慌失措，而是要采取有效的应急预案和寻找化解出路，沉着冷静地加以应对。但这只是被动地应对，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狡兔三窟”的内在精神，告别单一人生经营的发展战略，走多元人生经营的抗风险之路。只有这样，应对人生风险才不会出现人生资本的严重“透支”，抗风险的实战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二）人生风险的社会应对。在市场经济和风险社会的境况中，“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模式正在崛起，社会层面对人生风险的治理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作为空间。这个作为空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建立应对人生风险的社会组织。人生风险尽管是由个人来承担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就只能由个人去单独应对，无数具有共同人生风险的个人走到一起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同样是应对人生风险的重要主体。譬如，在政治风险方面，出现应对恐怖活动、政局动荡等政治风险的亚政治组织；在经济风险方面，有应对交易市场风险的中介协会（如苹果协会、养鸡协会、蔬菜协会）；在科技风险方面，有应对生态污染和灾难的社会环保组织或绿色团体；在自然风险方面，有应对自然灾害和瘟疫的群众团体或互助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的出现、发育和完善是民间社会不断成长的折射。在应对人生风险的过程中，它们既肩负着积极配合国家的法定责任，同时又发挥自己作为社会主体的道德义务，如发动捐助财物献爱心活动、组织志愿者义工活动等。其次，营造应对人生风险的风险文化。不妨将风险文化按照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划分来进行简要探讨。在有形文化方面，主要是加强人生风险的制度文化建设和器物文化建设，如规章制度的建设、操作程序的完善、标识物的添置与提醒、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设、信息采集与公布系统的创设、应对风险的相关纪律规定等。在无形文化方面，主要是教育和培养人们形成应对风险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理念、风险意识、精神状态，如可通过开设风险系列讲座、创办有关风险交流的社群网页、分享应对人生风险的成功故事等来进行培育。除此之外，还可在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之间架构协商沟通的桥梁，“协商论坛当然不是必定能够成功无疑的共识生产机器。它们既不能消灭冲突也不能消灭工业生产的不受控制的危险。然而，它们能够促成预防和警戒，有助于平衡不可避免的牺牲。它们能够使用矛盾情感并使之一体化，也能暴露出赢家和输家，使之公开化并因此改善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6] （P39） 所以，协商论坛既有利于有形文化建设的合理化与科学化，也有利于培育人们对无形文化的内在认同与自觉，从而使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相得益彰，形成应对人生风险的整体合力。不仅如此，它还能以亚政治的形式积极推动和影响政府的行为，共同参与人生风险的治理与应对。

（三）人生风险的政府治理。政府作为治理人生风险的重要层面，具有高度权威性、组织严密性、权威渗透性、暴力垄断性等特点，能够紧急动员社会力量和统一调拨社会资源，快速机动地制订方案去应对人生风险，因而理当成为各个层次治理人生风险的中心主体。首先，当人生风险尚未发生时，政府能够做的主要是如何规避和预防人生风险。可以说，传统的政府运转机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造进步，而对有关人生风险的规避与预防关注则不够。但伴随着人生风险的强劲冲击和现代性的反思自省，风险社会要求政府对人生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治。一方面，从人生风险的源头入手，政府必须加强人生风险源头的提防和理解，把握人生风险的预防知识和规避技术，从而提高人生风险的规避预防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从人生风险的预警网络入手，政府必须加强人生风险预警网络建设，如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告知制度、风险前瞻考量、防灾体系的完善等，建立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总之，只有风险源头思考和预警网络建设相结合，才能提高人们对人生风险的预防与规避能力，增进人类的公共福祉。其次，一旦人生风险变为现实危险时，政府应该考虑如何控制和分摊人生风险。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体制市场化、流动频繁化的当今社会，相当多的人生风险的扩散性趋势得以强化，然而，“在这个多元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时代，国家自身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时代的要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导致治理的失效”。[7] 由此观之，国家对人生风险的控制还比较稚嫩，还存在着不断完善的努力空间。这个努力空间包括三个方面。（1） 控制人生风险，对人生风险进行减少化处理。疾病的流行、金融危机的扩张、生态污染的蔓延、诚信危机的波及等都在提醒我们，政府必须加强风险控制的制度创新，决不可对人生风险熟视无睹、任其泛滥。也就是说，面对既已发生的人生风险，应尽量将其遏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人生风险的损失产生叠加效应。（2）分配人生风险，对人生风险进行公正化处理。“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这就是说，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了。在某些方面，这些现象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但它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2] （P20-21） 这就意味着，必须努力探寻秉持公正的风险分配逻辑。既要坚持风险创价和风险分摊的对等原则，不能由普通大众替风险制造者无故买单，否则这样的风险转嫁将违背风险处理的公正原则；又要坚持风险民主和风险承受的补偿原则，对那些民主扩散性的风险如生态灾难、化学烟雾、核泄露、饮用水污染等，这个时候就必须对风险受害者予以适当的补偿。（3）分散人生风险，对人生风险进行人道化处理。在分散人生风险的人道处理方面，既可以直接通过志愿者吸纳来解决，“一部分与风险收益没有关系的人或群体，如果他们有一种吸纳风险的意愿，也可以成为吸纳风险的辅助者。这主要是通过捐献和慈善两种机制来实现。应该让有能力的社会主体主动吸纳社会风险成为一种‘软性’的义务”；[8] 也可以间接通过福利保险机制来解决，通过各种福利制度、人身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人伤病赔偿保险、财产保险等形式，编织一张互助救济的弹性安全网，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风险生存的基本保障。总之，只有不断寻找差距，学习先进经验和推动本土创新，政府才能建构比较完善的人生风险控制分摊体系。

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社会，人生风险的治理除了从个人、民间社会和政府国家这三大层面考虑之外，我们还必须凸显市场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的维度，这样才可以对跨国性之类的人生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并且，在单一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向多元网络治理模式变迁的过程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还必须进行合作协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资源共享且比较有效的人生风险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 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A].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英]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再思考[A].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德]乌尔里希・贝克等.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 杨雪冬. 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4）.

[8] 谢迪斌. 风险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 教学与研究，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