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理散文范文

人生哲理散文篇1

    关键词:《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对未来的《老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文体特性研究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 [2](P32)。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3](P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5](P313)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6]。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7](P7)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8]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着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9]。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10]。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12]。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13]。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14],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16]。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17](P89)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19]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二、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研究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8]。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10]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11]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着《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19]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仅以“现实主义”一语论之,终显流于皮相,因此,如何认识老子的忧世之言与救世?模行肷钊氲靥宀煊敫形颉?/P>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19]。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方法,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19]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12]《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写作艺术研究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20](P60)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人生哲理散文篇2

论文摘要：宗白华生命美学体系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讼释，由于其美学注重对生命本体及价值的张扬，至今仍颇具生命力与现代意义。文章集中于宗白华生命美学的方法论的形态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放在当代美学反思与重构的大背景下进行，从生命美学的思维角度，分析宗白华美学采用散步式的研究方法的依据及成因，由此揭示出宗白华美学方法论形态的独特价值。

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中国美学走过的发展道路时，发现在灿若星河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中，兼诗人、艺术家、美学家于一身的宗白华独具特色，他既通晓中西哲学，又以诗人、艺术家的审美眼光研究美学，以“唯美者”的美学品貌和“散步”的研究方法，把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理论思考和人生体验等当今美学界颇具争议的诸多问题都给予了较好的触一央，这正是宗白华美学思想具有持久魅力的原甲所在。

宗白华走上中国学术舞台之初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把西方生命哲学融人中国传统哲学，达到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体，以西方生命哲学为用的体用一体化哲学，并取得了较高成就及声誉，他在早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上。因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切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人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可以看出宗白华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美学，完全基于对哲学的理解和渗透，他把哲学理解为“纯粹的名言”，把宇宙的真相理解为“生命”。宗白华认为哲学不能表现宇宙的真相，不足以承担它为自己设定的表现宇宙真相的任务，即哲学的目的和方法之间存在的矛盾，用哲学的方法最终不能实现哲学的目的，而通过美学则可以实现。所以，宗白华转向对感性生命的关注，最终形成以生命为本体和灵魂的宗白华美学思想体系。其美学理论不仅涵盖了一切美的艺术，还涵盖了人生，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他将美的境界直接命题为:人类最高心灵的体现。这一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而人在超脱的心境里体味宇宙的深境，这说明宗白华率先从美学角度，比同时代更准确、更深刻的洞见了中国生命文化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洞察到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宗白华的生命美学体系深深根植于生命哲学，也正因为这个潜在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宗白华的美学呈现出散步的方法论形态，只有用散步的体验才能接近生命本体，而不是以思辩的方式重建美学理论。

宗白华在1959年就曾发表文章说过，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而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被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这种“散步学派”奠定了宗白华美学的独创性和权威性，中国美学的散步方法也由此而发扬光大，为后世的美学研究提供了范导性的试尝。

纵观宗白华一生的美学研究，是散步体验式的研究，始终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寄寓于偶尔的直觉和趣味。它的文化背景是中西文化艺术的共同孕育和沟通，它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人对于生命本体的深层体味沉潜。宗白华生命美学追求的境界，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每一层境都映射着生命的高尚格调的境界，生命是活泼的、无涯的，宇宙的生命本体在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而名言是僵化的、有限的，用抽象的名言捉不到活生生的生命本体。宗白华认为，美学的内容，不一定在于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也可以在于人物的趣谈、风度的行动，可以在于艺术家的实践所启示的美的体会和体验。他选择了用自由自在的散步去接近生命本体。他的美学研究方法不是从逻辑定义和概念辨析出发，而是从美的体会或体验出发;不是纠缠于本质、对象、特征等美学理论的空泛讨论，而是凭借自己深沉的心襟去充分领略、感受艺术人生中的境界美;不重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而重趣谈、风度、艺术和审美的体验，这是宗白华生命美学研究的显著特色，更典型的、集中的体现在他的意境理论和审美实践中。例如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曾通过对比中西绘画表述，来表现中国人与西洋人虽同爱无尽空间，精神意境上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对空间的态度不象西方人那样“失落于无穷，驰于无及”而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这都似漫不经意的心灵偶得和诗意点染，却又深得中西意境审美的神髓。宗白华把散步方法所创建的美学理论比作是散步时在路旁撷取的一枝枝鲜花，拾起的自己感兴趣的一块块燕石，放在桌上做散步后的回念;散步造就了宗白华美学独特的学术风格，不用理性来证明，而是用感性来证明，是以主体的生命体验来感应世间百态美的秩序，在趣味和情思中创造美的理论，用诗化的语言和诗人的智慧概括美的实质，虽不符合概念逻辑，但已超越其侄桔，达到的是情感的逻辑。所以他的美学又称之为散步美学。 宗白华由深沉的艺术人生信念和关怀出发，尤其着重主体心灵和人格修养对美学创造的意义，即对创造主体做严格的阐述和揭示。艺术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培养。”宗白华特别赞赏晋人宗炳所说的“澄怀观道”，认为宗炳把儒家的“仁者乐山”的思想和道家“游心物外”的观点融合为一体，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所以对艺术家的人格涵养和心灵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空灵”。所谓空灵就是超越现实功利考虑，摆脱一切俗念俗务，以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静观万物，使万物都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二是要“充实”。“艺术境界中的空灵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充实”来自于生活经验的充实和情感的丰富，它是宇宙人生壮阔而深邃的生活的具体表现。“空灵”与“充实”的辨证统一，便是艺术家心灵所能到的最高境界，既须得屈原的缠绵徘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徘侧才能一往情深，深人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还指出: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境界高超莹洁而有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的作品，是不可多见的，只有少数艺术家才能达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境界高、深、大，都根植一个活跃、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没有这样的心灵和超迈高洁的胸襟，就谈不上真正的创造。所以宗白华一生过着清贫玄远的生活，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表现出一代美学大师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唯美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积极的工作是他的一生准则。他既没有参加建国初期的带有强烈政治倾向而牺牲感性生命的美学空前大讨论，也没有热衷于80年代的美学论争，而是对身外名利不沽不滞，做到空则灵气往来，实则精力弥漫，全力投人学术研究之中，这就是一个唯美者的风范。

宗白华进一步揭示与艺术家心灵的“空灵”和“充实”相对的是其观照世界“醉”与“醒”的态度问题，醒则“张目人间，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象”醉则“深深的坠人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奥妙倘恍的境地。”艺术家具备了心灵的“空灵”和“充实”，以清醒的眼光观察世间万象，以醉梦的心境表达真情，才能在审美和创造的空间中，使造化和心灵凝合，散步中所感的物态天趣经过唯美者的领悟和点化，变成美学精神的表现。表面上看这是枯燥而死寂的学术空间，实则充满了宇宙活力和节奏的飞动之美，有生命在完美、自然的流露，使这一空间既有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又有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只有这唯美者的散步，才能创造出精妙绝伦的学术作品。

综上所述，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不执于理论概念之争，不求文论的严整性，不求语言的直接本质把握，不去企图以西方的那种科学理性和逻辑分析方法给美学理论以确定、明晰的定位，而是凭借丰富的艺术心灵投身民族的艺术实践，采用散步的方法，把明理的语言与形象示理的语言结合起来，达到对生命美学以有机整体性把握，去充分领略感受美的境界。

人生哲理散文篇3

关键词：《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对未来的《老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文体特性研究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 [2]（P32）。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3]（P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5]（P313）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6]。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7]（P7）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8]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9]。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10]。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12]。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13]。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14]，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16]。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17]（P89）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19]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二、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研究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8]。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10]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11]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著《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19]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仅以“现实主义”一语论之，终显流于皮相，因此，如何认识老子的忧世之言与救世之心，尚须深入地体察与感悟。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19]。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方法，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19]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12]《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写作艺术研究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20]（P60）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关于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普遍认为《老子》在比喻和排比的运用上独具特色。汤漳平认为：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比喻，从而“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他的哲理”。[8]陆永品亦认为，《老子》“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鲜明的形象来阐发哲理，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然道论以形象化、具体化。”[10]章沧授对《老子》的语言修辞手法作了更为全面具体的研究，认为《老子》在句式的运用上独具匠心，“他善于使用排比、对偶、连锁、递进等各种句式，表情达意，形式新颖，变化灵活”。文章重点分析了排比和对偶两种句式：《老子》中的排比句数量多，格式齐备，形式灵活，运用巧妙，“这些排比句的运用，既使论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详尽通达；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气势磅礴，若悬河飞泻，注而不竭”；《老子》大量运用对偶句，“这些对偶句以整齐的句式有机地错置在各章中，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含有深刻的哲理，令人启迪无穷。”章文对《老子》用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老子大量地运用明喻、博喻、隐喻来说明事理，并且不拘一格，形式灵活，风格多变，有其独到之处，“有时如江河尽泻，一气贯通，有时又像逆流回旋，顿挫抑扬；有时若短兵相接，锋芒毕露，有时又含蓄不露，回味无穷”，“这些活泼动人、丰富多姿的比喻，给《老子》增添了艺术光彩，增强了感人的力量。”[9]文章梳理有序而持论平和，在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蔡靖泉从散文艺术的角度对《老子》的语言表达技巧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它的句式往往随言理抒情的需要而自由组成，“一章之内是三言五言不定、七言八言相杂，较之当时已经形成参差错落风貌的楚辞更加散文化了”，“明显地表现出散文的特征”，因为“长短不一的句式交错出现在作品中，其形式便有参差变化之妙，其语气也有起伏顿挫之感，自然亦能够更加自由而充分地抒情，更加明晰而透彻地说理”；《老子》中比喻不仅仅是一般的“举他物以明之”的修辞手法，而是“往往借助丰富的想象以构成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想象表现为联类无穷的思维运动，使比喻具有联想功能，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抒情色彩。[19]

《老子》句式整齐，不仅用排比而且多用韵语以齐其句、密其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显得十分突出。对于《老子》用韵，自宋代起，不少学者通过与《易》、《诗经》、《楚辞》音韵的比较，进行了深入研究，所及范围包括韵例、韵部、韵谱等，属于音韵学的范畴，关涉散文艺术者无多。朱谦之《老子校释》，每章后有“音韵”一目，罗列众说，间出已见，多有对其艺术效果的抉发，朱氏认为，若不知其用韵，则“不但不达五千言铿锵之妙，且不足以语诸子之文矣。”[5]因此，论及《老子》艺术的论著，鲜有不及其音韵之美者。汤漳平认为，《老子》不但文体兼有《诗》、《骚》的特点，其用韵亦是融合了二者而成，“语音节奏和谐，合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8]章沧授认为，《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押韵，“押韵不仅多而密，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变换灵活。有一句或数句一转韵的，有一章一韵到底或一章数韵的，还有句中、句首、首尾、双声、叠韵等韵例。这些韵句‘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可歌可诵，金声玉振，韵味悠长”，加之《老子》句式长短变化，错落有致，造成了音节的抑扬顿挫，缓疾协律，“既有形式参差之美，又有明快雄健的节奏美，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9]李严也探讨了其音律之美，认为《老子》五千言大都排列整齐，声韵和谐，节奏感很强，富有韵律美，“有些文字虽然表面看似乎参差不齐，但是有很强的韵味贯穿其中，情调与音调契合，内在的韵律美跃然纸上”，因此，“《老子》在音乐性上内容与形式统一，寓情、理于声，以集中意义、强调感情，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12]

另外，在有关《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的论著中，还涉及到了《老子》五千言的结构特征、总体风格及其成因等诸多方面，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相对于《老子》哲学思想研究来说，其文学研究论著不多，领域不够广阔，论述不够深入；加之理论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僵化，《老子》深广的审美意蕴和独特的散文艺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掘发，因此，新世纪的《老子》文学和散文艺术研究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注释：

① 本篇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改用今名，此前未见正式发表；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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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前国立师范学院铅印本，1939，北京:中华书局，1994.

[5]朱谦之.老子校释[M[.龙门联合书局，1958;北京:中华书局，1984.

[6]任继愈.老子今译[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价[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汤漳平.论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中州学刊，1981(2):115-120.

[9] 章沧授.论〈老子〉散文的艺术特色[J].安庆师院学报，1985(1):61-67.

[10] 陆永品.老子的散文[J].齐鲁学刊，1982(2):68-72.

[11] 朱俊芳.论〈老子〉的艺术魅力[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J].1987(4):62-67.

[12] 李严.老子的文学特质述论[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1):86-91.

[13] 许结.从创作看老子的文艺思想[J].中州学刊，1992(3):81-91.

[14] 许结.〈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J].学术月刊，1990(2):58-64.

[15] 陈柱.中国散文史[M].商务印书馆，1937.

[16] 詹安泰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7] 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8] 张松如.〈老子校诂〉商兑[J].社会科学战线，1992(4).

[19]蔡靖泉.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J].荆州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3):45-49.

[20]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初版，商务印书馆1943年重排本。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se Art of Lao Zi in the 20th Century

NIE Yong-hua

Abstract: Since the 20 century， Lao zi’antecedents and philosophy was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he 20th century. Literary research which was one of the research fields on Lao Zi achieved much but failed in some aspects in last century . In this essay the prose art of literary research on Lao Zi is reviewed briefly in three aspects: style character， sensibility connotation intension ， and skill of language and style character ，etc. Its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is reviewed ， and prospected for the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is also mentioned.

人生哲理散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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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秋，原名薛心悟，祖籍青海，现籍山西，在《文萃》《新文学》《荻花》等国内外多家报刊杂志发文，中华读书网注册作家，作品被选入《东方黎明》等国内文学选本，曾任我的文学网发展运营总监兼特约编辑，组织文新社并亲任社长，创办文学月刊《文新报》获一届“五四新闻奖”文学类二等奖。系中国当代作家协会，中华作家联谊会，北京中华诗书画研究会，宁夏当代文学艺术中心作家委员会会员，中国大学生文联理事,第二届“90后作家杯”第十三届“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首届“阅读天下”网络文学大奖赛特邀评委，《晴空》期刊编辑，出版文集《守望者》。读后感杂志哲理散文集《思想者》主编。：

副主编：程熙，1992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现就读于中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山西晚报》大学生记者团实习记者。喜欢文学，喜欢艺术，喜欢旅行。相信温暖、美好的字眼，相信文字能拯救心灵。

副主编：马瑛，笔名清子，诗粒。祖籍宁夏，回族。现就读于中北大学。喜欢看书，思考，写作，尤其擅长写诗。常以校报为文学基地。始终奉行“用良心和灵魂写诗，写出真善美，写出人间诗意”的宗旨。现任中北大学纯文学校刊《山雨》主编。读后感杂志哲理散文集《思想者》副主编。：，邮箱：

编辑：周娅婷，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现就读于中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人生哲理散文篇5

一、体会散文的意境美

散文既是一种自由多样,关注真实世相的文体,自有对特定意境的追求,也揭示了意境美,并且“散文是美文”,即用独具质感的优美语言创设特定的情境,以寄托自己的哲理情思。

宋代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中描状了月光的清澈透明,给人以纯洁、飘逸的美感。作为鉴赏,我们应好好体味。“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短短十八字,传神地写出了承天寺月夜的景色,真是惜墨如金,而又字字千金。“庭下如积水空明”是说庭院中的月光,宛如一泓积水那样清澈透明。以水喻月,扑朔迷离,耐人寻味。“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是说明镜似的月光映进了竹柏的倒影,像是藻、荇两种水草纵横交错一样。短短三句,不着一个“月”字,却无处不写明净的月光。“积水空明”给人以一池清水的静谧之感;“盖竹柏影也”,则描述了竹柏摇曳的动态之美。静中有动,动而愈见其静。这“月光”、“竹柏影”便构成了一种美好的意境。

我们在进入这样的场景,充分领略这月景的美时,又怎么不能意会到作者此刻面对那般平和宁静的心境呢?又怎能不从这美妙的意境中体会到作者纯洁、坚贞的节操呢?

二、感受散文的情感美

散文如日常谈话般率性真诚,随意自由,情感自然流露,往往成为作者内心情感最自然、最熨贴的寄托。散文直接面对的是宇宙间最美丽的生命体――人,直接面对的是最为丰富多样的生命的情感体验。

其一,深入文本,发挥想象,换位思考,是实现欣赏散文情感美的有效途径。朱自清在《背影》中,以家庭灾祸起笔,在设置父亲送子远行的背影时,描绘出了父亲送子的几个场面,且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父亲为“我”买橘子的行动,此时似电影镜头叠现的情势,点示了“我”多次流泪。“事非经历不知难,情非感受不知味”,因此,唯有发挥想象,进行换位思考,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才能深切意会到一个父亲,一个一家之主在家国两茫茫之际,送子远行时的那种深情的牵挂,那种不忍不舍,满怀希望而前景暗淡,两者相互交织的复杂感受。

其二,情感美的鉴赏,要对情感进行追本溯源,进行一番理性思考。在《背影》中,引发我们共鸣的天伦之情――父爱,为什么在当时的作者却未能明了呢?为什么直至“近几年来,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之际,收到父亲悲观而故作达观的信后,作者对父亲的挚爱才得以像火山一样喷发呢?这是因为,父子在时间、空间感情的适当距离产生了美,这种对情感美的缘由的理性追溯就使鉴赏过程有了实在的着落。由此可见,人的情感是相通的,不同经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都可能从某一角度找到与散文作者的共通处,关键是在什么理性背景下,沿何途径入手、探幽。

由此可见,感受散文的情感美,不但要“通其情”,还要“晓其理”。

三、领悟散文的哲思美

散文是体验历程的产物,是纯正思考的结晶。散文之“神”、散文之“魂”就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思考,对于生存之理的探索,这就是渗透于散文形象中的哲思。“艺术人的整个美,来自思想,来自意图,来自作者在宇宙中得到启发的思想意图。”(罗丹语)这句话也适用于散文。

要领悟散文这种独特的哲思美,需要开放地理解散文的哲思。历史社会文明的复杂性时时提醒人们不可以用一种模式来诠释世界,无限纷繁的世界,各式各样的感悟,需要以多元的精神为导引,开放性地接纳、理解,由此拓展自己的认识空间,从而更好地提高审美品位。

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是一首对火山峡谷和地下森林的赞歌。面对大自然创造的地下森林奇迹,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用优美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地下森林形成的历史,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地下森林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表达了对孕育地下森林的峡谷的无限景仰之情。文章最后揭示哲理:“大自然每一次剧烈的运动,总要破坏和毁灭一些什么,但也总有一些顽强的生命,不会屈服,绝不会屈服啊!”这一哲理既与地下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相关,同时又超越了地下森林时间的局限性,而上升到“大自然每一次剧烈的运动”的普遍道理层面。当然,作者的寓意决不仅限于此,“谢谢你的启迪”这句话似在暗示作者领悟得更多,引发我们往更为广阔、普遍的事理方面的思索,即想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常常会堕入低谷,像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地质变迁、考验森林、禽兽的生命适应性一样,考验人群的品质、适应性、耐力,锤炼人群的意志生命力。“沧海横流,天地翻覆,方显英雄本色;火尽烟灭,劫后余生,更知生命可贵。”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莫不如此。

因此,我们领悟散文的哲思美,既要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中,还要留意它与散文的意境是魂体相依的,不可孤立地抽离开来读。

四、品味散文的语言美

散文的美还着重表现在其语言上,尤其是修辞格上。动词、形容词重在描摹事物的形,若要做到形神兼备,那就要借助修辞格。因为神似是极难直接描绘的,而运用修辞格,如比喻等,就可捕捉喻体与本体之间的相似点,并在这个结合点上形成一种朦胧的影像,使读者产生“神似”之感。如《地下森林断想》中写森林“风来似一片绿色的海,夜静如一堵坚固的墙”这一对称句中的两个比喻,就极具美感,既使人联想到森林的形态、产生一种美妙的影像,又使人想到森林的作用。

又如,朱自清的《春》运用了大量比喻、比拟、排比来描写春的景色,并收到了“神似”的效果。“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展现出了春的艳丽;“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传神地描绘出春意盎然的景象;“‘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形象地刻画出春天温柔的特点。这些语言无不达到形神统一、物性与人情的统一。

人生哲理散文篇6

关键词:宋代散文 审美 人格

文学史上欣赏宋代散文，常常以散文的体裁知识为突破口。把“形散神聚”作为入门钥匙，来步入散文这座艺术殿堂饱览其中的奇珍异宝。其实，若从审美角度对宋代不同体裁的散文做纵深的剖析，会发现它具有诗歌的人性美、哲理美和意境美的艺术特质。 但人格美的探究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再次就对宋代散文的人格美加以论述。

宋代古文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散文，它远承先秦，近师唐代，往往熔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炉，在模山范水，叙事寓情，咏物述怀，贯穿哲理思辩道德追求等方面，闪烁着人格美的异彩.

先秦诸子中，《庄子》《‹孟子》尤富文采，这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哲学基础。儒道两家一主有为，一主无为，一主用也，一主出也，其哲学思想是对立的。然而对于崇高人格、理想道德的追求和培养，却是殊途同归。孔孟主张从伦理关系中来培养理想的道德，造就伟大的人格;而老庄视伦理为枷锁和绳索，主张人类返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去返朴归真，去造就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格。两者所循道路不同，最终归宿一致。对于理想道德伟大人格的追求是《庄子》《孟子》富于文采，具有人格美的哲学基础。

唐宋散文直接师承先秦散文，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哲学散文表现人格美这一优良传统。韩愈在政论和抒情散文中时时表现一种积极进取、穷达兼济的理想规范，显示出人格美。他的《进学解》《原毁》更是明证。

柳宗元也在《小石潭记》中托山水以抒忧愤，体现了自己的傲慢不屈，洁身自好的崇高人格，在山水游记中亦焕发出人格美的光辉.

宋代是一个忧患的时代，思辩的时代，更是一个内省的时代，程朱理学因此而盛行，与朱程理学血脉相连的宋代散文把人格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成了必然。此时最有代表性体现人格美的散文就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和范仲淹的《岳阳搂记》。

《爱莲说》表现的是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宋学是一种新儒学，它不仅对儒家经典作出了新的解说，而且将佛教道教的思想因素掺杂于其中。可以说，宋学实质上是儒家、佛家和道家三教合一的产物，而且周敦颐正是宋学的鼻祖。在《爱莲说》中，周敦颐借助于“爱莲”这一性象，使三教和人的理学道德观念具象化——抽象的道德观念，审美理想只作了具体生动、令人肃然起敬的艺术形象。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菩萨，如观世音菩萨的宝座就是莲台。佛教主张逃避尘世，所以佛教徒心中的莲花也是超脱凡尘的，是圣洁的。佛教关于莲花的意念不仅影响了周敦颐的道德观念，而且很可能就是作者构思《爱莲说》的直接诱因之一。但周敦颐毕竟是儒家子弟，奉儒学为上流.所以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完全不等同于佛教徒、道教徒眼里的心里的莲花，更多地融进了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挤进了污浊之中而唯独保持其洁净，其心上，其意念中无欲望杂念窒塞，持静守虚，品性不凡，它既不同于菊花之避世，又不同于牡丹之媚俗，它入世而不拘于世，用世而不媚于世，是君子而不是隐士，更不是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

范仲安在写《岳阳楼》时，他也是“迁客骚人”，可他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迁客骚人。一般迁客骚人无不“以物喜”“以物悲”——为环境的好坏，个人得失，或喜或忧，腾子京亦如此。然范仲淹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不愧为出将入相的栋梁之材。襟怀开阔，大气包举，志向宏伟因而能跳出因袭的圈子，独标高格。在这篇文章里阐发“先忧后乐"，积极进取的做人做官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与互勉。体现了作者的高尚人格，真是虎炳千古。因此本文不仅以其模山范水、尽态极妍之气量，大增文采，更以其人性之美，人格之美形成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移人情性，从而使本文具有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本篇的诗性美有特殊的内涵，特殊的分量。

宋人作诗，不仅讲究有情趣，更讲究有理趣，宋人写散文亦然。既讲究有情调，又刻意追求理趣，在写人托物中，托物寄情、托象寓理，使人在鉴赏仪态万方倏然万变的意象与意境时，不仅在情感上激起共鸣。而且在心灵上有所顿悟，这便是所为理趣，所谓哲理美。

唐宋散文大家不仅继承了和发扬了秦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善于吸取诗、赋、骈文的艺术营养来丰富散文的表现手法，使唐宋散文在艺术方面臻于完善。特别是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他们在营构意境方面可以说是越来越自觉，他们的文艺性散文，尤其山水游记、亭台名胜记，抒情与写景并重且往往以写景为手段，以事情为宗旨，刻意使情与景、物与我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我与物、意与景，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我们穿越时空遨游于大家描绘的这些图画中，感叹优美的山川名胜之时，作者高尚情感也感染着我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格美是宋代散文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也是宋代散文的诗意特质。因此，我们鉴赏古典散文，特别是宋代散文，应根据体裁特点分两步:第一步按散文读法来读它，更不可以忽视。第二步以读诗之法来品味，不仅能味出宋代散文的各种滋味，而且还可以逐渐掌握中国古典散文的赏析技能，培养和提高阅读中国古代散文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版。

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人生哲理散文篇7

［关键词］ 90年代文化散文；古典哲学；精神家园

abstract:the 1990s proses assimilate the intrinsic broadmindedness of taoism and the confucianist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responsibility. on the way of traveling or patrol i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uthors of the 1990’s proses launch aesthetic dialogues with the sages, the history and the civilization, thinking deeply about the value of life and existence at the same time, thus achieve religious comprehension of life. it manifests the rigid pursue of human spiritual home.

key words: the 1990’s prose; classical philosophy; spiritual home

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以下简称90年代文化散文）较多的吸收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内涵，不仅与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关，而且还在于他们自觉的借鉴和追求。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在游历山水、瞻仰古迹和思索历史时往往能透过物象达到一种哲学的感悟和体认，表现出对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内在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性和承传性。对古典哲学吸收较多的是道家“逍遥以游”的旷达超脱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千秋情怀的精神内核，体现了知识分子内心割舍不断的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脉系。在与先哲、与历史、与文明的审美对话中，作者也形而上地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从而达到禅宗“瞬间永恒”的宗教式人生体悟，体现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执著追寻和永恒的存在之思。

一、逍遥以游的人生理想

中国古代哲学在90年代文化散文作品中最明显的体现是道家“逍遥以游”的思想和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作者将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与山水、历史和文化进行主观想象性的天人合一，在山水和历史中畅神达意，逍遥以游，获得审美形式的生命体验，达到对个体自由生命的提升。因而，达到“独与天地来往”的绝对心灵自由是道家最高的人格理想，这也是摆脱世俗人生千般无奈万般不幸和生离死别的刻骨铭心之痛的最好方式。在90年代文化散文作者的笔下，映现了这种人格理想的光辉。

在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中，王充闾是受道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代表，在他所钟情所描写的山水风物和历史故事里，充盈着对道家思想的痴迷、执著和继承。《寂寞濠梁》通过寻找庄子与惠子同游时发出游鱼之乐的故地——濠梁观鱼台，以现代人的审美情怀与这位伟大的先哲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大量的故事系统展现了庄子思想中的超人智慧和深刻蕴含，直接表达了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向往和迷恋。《存在与虚无》以洛阳古都为背景，以一曲名士悲歌、千古绝唱《广陵散》为线索，串起了十三朝古都的历史风云，表达了对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超然遗世的魏晋风度的向往和赞赏，高度褒扬了深受道家影响，有着“越名教而自由”思想的旷达洒脱的魏晋名士留给后世的文化、精神和人格财富，表达了对他们命运的深切同情和由衷敬仰。王充闾的散文深得庄子思想的真谛和精髓，不仅在写作风格上显示出博大庄严的艺术气度，上下几千年、纵横开阔、气势恢弘、游刃有余，而且内容丰厚、思想深邃、意境高远，显示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少有人企及的大家气象。

除了王充闾之外，最典型的代表还有在佛宗道源的发祥地，显示着大仁大智的仙山——天台山养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刘长春。作者用饱含诗情的语言与天台山的一景一物畅谈对话，声声呼唤着天台山的远年灵魂。 “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仰天大笑出京城的李白在天台山重新找回了飘逸的诗魂和奔放的诗情，所以李白抒发了“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豪放情怀和人生愿望；隐居在天台山的诗人寒山子在这里找到了与他那颗易感的心灵相接通的原始的野性的静美，独行于山林，探问于天地间，追索着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也渐渐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深思；由于“安史之乱”被无辜流放至此的郑虔，思想在天台山山水的滋养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以一种安于现状、豁达超脱的处世态度面对所经历、所面对的官场失意和人生挫折，兴办学馆，广收学徒，发展教育，以他的真诚和儒雅与一方水土一地民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成为世代后人感激、怀念和敬仰的文人。刘长春着力描写天台山优美的景观和寄情于此的有着道骨侠风的文人骚客、道人隐士，体现了他作为文人对山水的天性向往，渴望在山水里“逍遥以游”返朴归真的愿望，借人杰地灵的天台山达到了寄情山水，“乘物游心”的思想净化和升华。

“游”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是精神绝对自由的终极向往，而“心游”和“神游”是道家最高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境界，也是最高的生命境界和哲学境界。作者通过“心游”和“神游”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是一种绝对超脱绝对自由精神的高扬，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智慧和生命存在的哲学命题。在悠然玄远的处世态度中，在物我相忘的人生超越中，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找到了排遣现实烦恼的方式和途径，找到了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找到了生命的韧性力量和内在激情。

二、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

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精神内核深深地浸润了几千年中国文人的内心。90年代文化散文延续了儒家的精神内核，在观鉴山水、冥思历史、体察文化时，寄予了积极进取、兼济苍生、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体现了文人根深蒂固的鸿儒之气和千秋情怀。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带着深沉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文人的忧患意识书写历史反思现实，体现出了俯仰天地、超乎时空的大气和慷慨，具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沧桑感和战栗感。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和素素的《独语东北》便是其中最出色最典型的代表作品。

在《湮没的辉煌•东林悲风》一文中，作者夏坚勇以东林书院及它的创办人顾宪成为线索，叙写了书院在风雨飘摇、天崩地坼的晚明年代坎坷的遭遇和灾难性浩劫。东林书院的文人以顾宪成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为处事原则和做人标准，讽议朝政、指陈时弊，在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指鹿为马的黑暗晚明时期为百姓疾呼，为国家呐喊，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标独立的人格精神。这些充满血性和阳刚之气的文人的高标独立、积极入世、天真自信终于引来了惨重的浩劫。他们指陈宦官魏忠贤的专权误国，直接导致了以杨涟、左光权为首的“东林六君子”的惨死，场面之壮烈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惨不忍睹、扼腕叹息。权势者虽然能够摧毁有形的书院和文人的肉身，但是东林精神已经汇入中华民族的浩浩长河，一代文化精英为后人所感叹所怀念的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道德良知。夏坚勇以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文人的文化承担意识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探幽发微的深入挖掘和思考，在为古人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意志歌颂、感叹的同时也寄予了对当代人的警示和厚望，为当代人指明了一条精神自救和灵魂净化的道路。

在《独语东北•笔直的阴影》一文中，作者素素通过参观旅顺口万忠墓陈列馆和祭祀广场的行踪，真实再现了旅顺口大屠杀的血腥场面，思绪绵延万里，纵横古今中外，反思了古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中世纪十字军东侵、日尔曼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对中国的侵犯等无数次造成文明戕害和摧残、对原始纯真人性践踏和破坏的非正义战争都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这种残杀是毁灭性的，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作者也以迸发式的激动语言喊出：“我的悲哀已不只是为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人类。人类惧怕死亡却发明了屠杀，人类亲手制造的死亡的阴影，从未离开过人类自己的头顶，它笔直地穿过历史的时空，也穿过人类的心灵，垂落下来……人类总有一天要灭绝。但我希望，人类的灭绝最好是由于火山爆发或洪水漫流，而不是人类自己的残杀。不要屠杀。这应该是人类共同遵守的诺言。”［1］作者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反思人类文明和异化人性，体现了博大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徜徉在布满史迹的土地上，游览在厚重的中华文明的历程中，置身于一个凝重厚实的历史、现实和艺术世界，用心去体悟跨越千年的历史时空，使活跃的情思获得了一个当下的定位，使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和传统文明重新扎根于当代人干涸焦渴的心灵中，以作品体现出的美感和哲思，引领当代的每个人反思自我的行动和灵魂，思索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精神家园的执著追寻

“寻找精神家园”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而且纠缠着每个时代整体灵魂的基本问题，散文一直以来也与精神家园的寻找有关，力图在作品中寻找和建立精神家园。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承担意识来探求人类灵魂的皈依，在寻找中逐渐达到与宗教相接的最高艺术境界。这种宗教境界的抵达便是作者苦苦寻觅的能够实现心灵和思想诗意栖居的最完美最稳定最终极的精神家园。

宗白华先生曾经把境界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宗教境界主于神，是人类最高层次的艺术境界。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除了在自然和历史中，更多的是在宗教里寻找精神家园，这才是人类最终极的归宿和最理想的皈依。张承志的文化散文不仅体现了自然的真实、酷烈，更显示出了宗教的伟力：“我知道冥冥之中的那个存在让我进入西海固，并不是为着叫我礼全天的farizo拜。一切天命都包含着对天命——farizo的顺从……”［2］张承志的宗教情怀是源自本心的永不停息的精神追求，是真正纯粹意义的宗教，在“哲合忍耶”苏菲主义那里，他获得了璀璨的智慧之光和深邃高远的神明心境。余秋雨的散文也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达到一种宗教境界和抵牾。作者拜谒莫高窟是为着宗教而来的，在这里，可以体会到一种圣洁的沉淀，可以体会到一种超越了宗教的宗教，作者也在这震颤的刹那间获得宗教式的感悟并畅达的释放出灵魂的声音：“蔡元培在20世纪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3］西湖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在《西湖梦》中作者指出西湖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的体现，一切的宗教都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山水走向了宗教，宗教也走向了山水。中国的原始宗教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文化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抽象和象征，余秋雨的宗教意识不如张承志来得浓烈来得直接来得纯正，而是一种广义的混沌的原始性的自然情绪，是对真理信仰、存在价值的终极思考和宗教式的审美超越。作者在面对宏大而苍茫的历史和人文、自然景观时，内心往往充满孤独感、虚无感和荒谬感，感到一种无形的、不可名状的力量尤其是死亡形成对自己的威胁，进而思考个人“存在”的问题。余秋雨的散文中多荒原、废墟、坟堆等意象，他多次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多次思考前世和今生，“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4］他也多次反思死亡和毁灭的存在命题，走在苍凉的废墟和茫茫的大漠中，感到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这种个人的孤独感、畏惧感、死亡意识与禅宗的逻辑因果关系和生死循环原则有一定的心理感应和亲在联系。王充闾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等散文集既书写了历史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客观规律，也书写了其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呈现了人文情怀的魅力和非理性的荒诞与虚无，在历史的烟云中领悟个体生命存在的宿命和悲剧。《陈桥崖海须臾事》以意识流结构全篇，时空交错，将整个宋王朝的沧海桑田汇聚于短短几千字中，作者以禅家拈花微笑式的生命体悟，呈现出对历史悲剧循环的超然理解：宇宙万有，沧海桑田，不过只是心灵幻象式的反映，历史像一个玄妙幽深的谜语，留下的只是精神世界的永恒追索和诗意情怀。王充闾的散文，以一种具有想象力的视界去重评和审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对历史和人事照以虚空，然而也不乏逻辑真理和道德良知，理性中隐含着诗情，运思中潜隐着禅理。

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在对苍茫原始的自然和悠远深邃的历史的思考中，寻求独立自由和自在自为的精神家园，实现重建价值体系，重塑人格风范等超越形而下层面的精神愿望和诉求，以知识者的生存体验、生命感悟与人格智慧分析、批判和再建理想的精神世界，进而思考人的生死和存在问题，达到与宗教接近的艺术高峰和澄明的禅意境界。

［参考文献］

［1］ 素 素.独语东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95.

［2］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302.

［3］ 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5.

人生哲理散文篇8

关键词：散文；文体；特点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0-0171-03

在中国文学的沃野中，散文是一方斑斓的花圃。古老的华夏沃土养育了它，人类社会的风霜雨露滋润着它，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又催发着它。它蔚为大观，光彩夺目，展现着翩翩英姿，吐放着缕缕芳香。散文都有哪些文体特点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散文的语言美

有人说，散文是不分行的诗。

这是指散文要有诗一样的文采――诗的构思、诗的手法，特别是诗歌一样的语言。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在散文里，语言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散文不能像小说、戏剧那样靠人物和情节取胜。所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散文家，没有不注意对语言的锤炼。好的散文的语言，是像诗歌那样的，经过认真的选择、锤炼和加工的语言，是鲜明、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

它有时是朴素的。是一种含蓄凝练、耐人寻味的朴素；是那种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纯朴；是那种从人民口头来的活鲜鲜的质朴。它像旷野里的山菊。

它有时是华丽的。是那种根植于深厚土壤而又脱颖而出的华丽，虽炫目，也淳厚，但不虚浮，像杏花村的醇酒，像洛阳王城公园的牡丹。

它有时是单纯的，是从复杂中探求出来的净纯。

它有时又是平淡的，是从绚烂而返璞归真的平淡。

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语言风格。

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

文章中用词极为普通，但极为准确、生动，有很强的表现力。“泻”下的月光，“浮”起的青雾，“笼”着的青纱，“漏”下的灯光……动词使用极为准确传神；幽僻的路，苍茫的月下，渺茫的歌声，袅娜地开着的荷花，稀疏的倩影，和谐的旋律……形容词的使用极为准确形象；荷叶像“亭亭的裙”，白花像一粒粒的“明珠”、“星星”，灯光像“渴睡人的眼”……比喻的使用又极为新颖贴切。作者正是用了这样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才把笔下的荷塘月色写得很美，从而表现了他特定的思想――“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喜悦，痴心的向往”，创造出了优美的意境，给了读者很强的感染力。从上例里，我们也看出了朱自清典雅、细腻、严谨的作品风格。

莫泊桑说：无论你要写的是什么，真正能够表达他的句子，只有一句；真正适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只有一个，就是最准确的一句和一个动词、形容词。其他类似的很多。而你必须把这唯一的句子，唯一的动词，唯一的形容词找出来。

我们阅读和欣赏散文，就是要学习散文的语言。去发掘、采撷、吸取大家们的语言精华，来丰富提高我们的素养。好的美的，不光欣赏，也要记诵，就像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

二、散文的情感美

人们爱读散文，常常是因为散文有激动人心的情感美。它像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是用形象思维来反映生活的。形象思维就带有强烈的感情特点。是艺术形象的主体和核心，是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写人、写生活，就必须写情。于是，人们说“无情不成书”。优秀的散文作家往往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礼赞，对丑恶的憎恨和诅咒，直接地、曲折地、明露地或含蓄地倾诉给读者。行文中他们往往“缘情布境”，以一种感情为中心，把通过想象和联想汇集起来的材料加以贯穿，使感情借以抒发。即使是对山川日月、花鸟虫兽这些无情物的描绘，也往往都是经过了作者感情的过滤，使一切景语皆成情语。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

于是，散文也就有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移情于景或直接抒情等多种写情法。

这些感情，有时细腻，像涓涓小溪；有时粗犷，像奔腾江流；有时含蓄，像轻松愉快的小夜曲；有时明快，像晶莹透亮的露水珠。

于是，散文的情感也就有了色彩；细腻美、粗犷美、朦胧美、明丽美……

这些情感和所写的景物、人物、画面、世态、风俗密切融合，散文就有了意境美。

我们再翻一下柳宗元的《钴潭西小丘记》。

文章主要描绘小丘的景物，是写景散文。文章又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表达了他的思想、抱负、志向，又能说是抒情散文。

景物是无情的，如果只是客观摹写，当然不会感人；

人的感情是抽象的，一味空洞发泄，也不会感人。

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寄寓以景物描写中，就使景物传神，神有所附，既写出了景物美，又表现了情感美。在文中，一切景语都成了情语。

如，作者发现了小丘、买下小丘、又整理了小丘后，使“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这时，“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鱼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这不仅是景，简直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在了山、云、溪、鸟兽鱼的身上，描绘的是一幅热烈的舞蹈场面，既写出了美丽的画面，又表现了自己用劳动创造了美以后的欢乐愉快的心情。

作者接着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静态的自然环境都有了思想、有了形象，它们都来和作者交谈，已经和作者融为一体。这种情与景的高度融合，使散文有了优美的意境。这也可能是《永州八记》之所以脍炙人口的一个原因。

我们阅读散文，就要去感受这种情感美，去拨动心灵上共鸣的琴弦，和作者一起低吟浅唱，嬉笑怒骂，在优美的意境和健康的情感中获得陶醉和享受。

三、散文的哲理美

人们爱散文，还因为它有深刻的思想美。特别是那些寓情于事、寓理于景的名作，所写的一花一木、一皿一器，哪怕是一幅断笺、一片碎瓷，也无不揭示着邃密的哲理，体现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散文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是以形象感人的，忌讳公式化概念化，但不等于不要“理”；散文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是以情动人的，反对干巴巴空洞洞，但不等于排斥“理”。相反，正因为散文不能像小说那样完美地去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不能像戏剧那样激烈地去展现矛盾冲突，不能像诗歌那样淋漓地去抒写感情，所以，理的因素就更强烈、更突出。散文往往是根据主题的需要去写一些人物，根据主题的需要去选用材料，去想象联想，去安排线索，去布置结构。

这里，主题―哲理―思想，是散文创作的基础。“无理不成文”。散文里的形象，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感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创作出来的形象“（高尔基语）。有了理，文章才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任何忽视文章思想性的作品，艺术上再高再巧，也不会有多长的生命力。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现象。齐梁以后一直到唐初，三百余年形式主义的文风盛行，骈文独霸文坛。它追求声韵对偶的和谐齐整和词藻的典丽，艺术上不能说不高不美，但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镣铐。到了唐代，古文运动一起，强调“文道”的统一，注意作品的思想性，这股浮艳的文风就一溃千里，几乎没有给我们留有多少有价值的传世作品。

可见，散文的哲理性――深刻的思想内容有多么重要。

优秀的作家是深得其中三味的，他们往往把他们的生活、斗争中的所思所想和所感所悟，通过散文的形式告诉生活的热爱者。

当然，这里的理不是简单的议论。散文的哲理，往往借助于形象，引动读者的想象。即使是直接的议论，也是水到渠成，有睿智的诗情和雄辩的力量，使人心阔目明。读者通过它能望得更远，唤起更多的深思和遐想。

这样，富有哲理的好散文，就成了航道上的标灯，航船上的风帆，或者是暗夜中的星辰。

如方纪散文《挥手之间》，它蕴含着这样一个哲理：正是在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挥手指引下，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我们也必将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的胜利。这个深刻的哲理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也使这篇散文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我们阅读和欣赏散文，就是要去理解它的哲理美，去和作者一起认识生活，理解生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