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国技术转移的理论梳理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 :经济学理论界多注重对跨国技术转移效果的实证分析,理论分析分散而不成体系,本文从技术差距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技术转移、技术转移的弗农(RaymondVernon)模型和空间经济学下的技术转移方面进行论述,力争建立一套跨国技术转移的理论体系。论述的结论是:技术外部引进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强国的根本之道在于自主技术创新,关键是制度保证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

关键词:跨国技术转移 自主创新 制度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再认识

技术溢出效应再认识:部分怀疑和全盘怀疑。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的技术,都来源于两种渠道―外部引进和自主创新,只不过发展中国家前者占绝大部分比重。当前获得外部技术的途径表现为三种方式:直接技术引进、FDI和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尽管进口贸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促进进口国技术增长,但是由于与此相伴生的是本国市场份额的被挤占、国际贸易逆差、打击本国幼稚产业等不良后果,无论理论还是政策上显然没有可取性。2006年以来,中国改变对FDI普遍和全面的赞誉,开始以冷静的态度重新认识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对“市场换技术”的评价上,出现了部分甚至根本的否定。

在FDI与我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方面,本世纪早些时候,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有何洁(2000),姚洋和章奇(2001),赖明勇和包群(2002),潘文卿(2003)等。何洁指出,FDI对东道国的作用受东道国自身经济结构和环境的影响。赖明勇和包群认为,技术进步有较大的波动性。姚洋和章奇把FDI对经济的贡献分为两种,即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和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潘文卿认为FDI的外溢存在着一个阈值效应,即只有当地经济发展到一个门槛,越过此门槛后FDI的作用才会是正向的、积极的。 我国是否以市场换到了技术。沈能、刘凤朝(2007)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其分解成技术进步指标与技术效率指标,利用脉冲反应函数和Geweke分解检验,分别动态模拟FDI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两种渠道的影响程度,以及FDI与两者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机制主要是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提升表征出来的,竞争程度的提高、规模经济的实现以及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主要传导因素,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平新乔(2007)分析了中国制造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认为从 FDI份额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距离的效果看,外资进入并无显著作用,且外资进入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

实证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了,但是案例归纳法的缺陷是无法穷尽所有的例证,而具有更一般特性的理论分析少且薄弱,尚有待补充。

跨国技术转移的理论综述

(一)技术差距论

Cohen和Levinthal(1990)指出,技术的生产具有很强的自我积累性和路径依赖特点,较大的现存技术,意味着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供后发国家或地区去学习,去开发更多的新技术,即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效应成反向关系;Blomstrom 和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Fagerberg在1994年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发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Fagerberg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之一就是技术的国际溢出效应;Haddad和Harrson(1993)对委内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结论与此互为佐证。在工业制成品国际贸易领域,需求差异与贸易呈反比。与此不同的是,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远未形成共识。

(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技术转移

跨国技术转移通过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三种方式来释放溢出效应,出于众所周知的生产成本、运输费用及贸易壁垒的考虑,FDI的比例在逐渐上升,尤其是2003年外资对中国大规模跨国并购之后,FDI预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出现。那么,开放条件下为什么没有直接的技术转移或曰技术贸易呢? 问题的答案在于技术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定价和交易受不完全信息的困扰。在买方未付清足够的款项之前,卖方不会出让技术的全部细节,或者即使买方付足了约定的款项,是否得到了该项技术的全部,只有卖方知道。也就是说,在技术交易的过程中,卖方拥有完全的信息而买方没有,所以掩盖关键信息和核心技术在卖方占有不为人知的极大便利,这样一种倚靠卖方的道德而不是经济合同约束的交易,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东道国作为技术转移受让方,完全有理由怀疑技术的“核心”性,更不用说技术的溢出效应了。

(三)技术转移的弗农(RaymondVernon)模型

跨国技术转移的动态变化,采用弗农(1966)模型(见图1)可以更直观。当创新国(一般为发达国家)将新技术从实验室投入到市场,迅速被本国消费者接受的同时,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次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产品溢出的技术信息进行模仿,结合本国的要素禀赋和市场特点生产类似的产品满足本国市场,先从高端然后再低端;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亦开始了相同的行为,再到最不发达国家。随着产品的国际贸易,技术也在国与国之间流动,显然“新技术”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也在逐步递减,也就是技术的溢出效应在递减。另外,在后三类国家争取越来越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原始创新国已经用早先攫取的丰厚技术利润开始了另一项技术的创新。由此看来,技术的溢出效应递减将会使后发国家落入技术引进的陷阱。

(四)空间经济学下的技术转移

空间经济学研究国家和区域经济布局,回答为什么这样布局。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除了地理、资源和某种偶然之外,还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制度应该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指成文的并由一定的权力机构强制性实施的规则,如法律、法令、条例,以及公司的章程、经济合同等,后者则指社会的习俗、传统、道德伦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所以,即使上述三个被论证的结论都被忽略,跨国技术转移有持续为正的溢出效应,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差异仍然使溢出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薛敬孝作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譬如有人向你传授了做蛋糕的技术,但是谁能保证你做出的蛋糕跟他做的一样可口呢?对烹饪有兴趣的人们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吉昱华(2006)用模型直观地表达了这种担忧,如图2所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主张―短期而言,至少应该注重东道国自身技术吸收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是影响其对转移技术吸收的重要因素。外国技术和东道国吸收能力间存在着一种协调关系,如果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限,那么其从国外技术溢出中的获益也是有限的。但是,技术的自主原创在什么时候都更令人向往,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自身技术的发展才是关键。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构想,指出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并强调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关键在于建设一种鼓励创新、有利创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吴敬琏明确地指出“制度重于技术”。人由相关制度安排规制,决定着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机与行为,制度构建了人类交换中的激励,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正式制度方面集中在政策、金融环境,包括科技规划、计划、标准、专利保护、税收、贷款、基金、风险投资等,基础包括人才的培养、交通通讯设施、教育研究机构、科技情报机构。非正式制度方面包括企业家精神、科技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

各地自2006年以来,陆续通过税收减免、小规模贷款,国家也酝酿建立创业板市场支持和导向自主创新。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对高新技术产业、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和企业具有技术创新性质的项目,实行税(费)优惠,所涉及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政府在技术自主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总理在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人们希望政府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第一,放松管制、简化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放宽创业准入领域;第二,促进自主技术创新与金融的结合,比如低息贷款、贷款担保、保险等;第三,财政政策的支持;包括直接拨款、补贴、奖励等,倾向性的政府采购等。在非正式制度方面,营造有利于自主技术创新的文化氛围,引入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激发个人、企业的创新意愿,引导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着力培养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在某些行业一窝蜂似地上马,就是企业家精神缺乏的典型例证。所谓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对市场深刻的敏感和洞察能力,追求利润最大化、 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以及乐于奉献的品质和素养。另外,政府还应通过政府工作流程的再造等内部管理措施的实施,促进政府公务人员服务创业的责任心,提高政府参与的效率,更有力地推动技术的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1.Cohen,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bi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ly. 1990(35)

2.Fagerberg. J.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growth r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32)

3.吉昱华,杨克,马松泉.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进步―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市场培育技术”的转变[J].重庆社会科学,2006(4)

4.李松龄,生延超.技术差距、技术溢出与后发地区技术收敛[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4)

5.马野青,张二震.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问题探讨[J].学海,2007(4)

6.平新乔.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报告[J].世界经济,2007(8)

7.任力.内生增长理论与演化增长理论的比较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2)

8.杨建平.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研究[J].2008年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

9.赵瑾璐,潘志恒.国际技术转移与我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

作者简介:

邱蓉(1970―),女,籍贯湖北。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转轨经济学。主要成果:出版经济类专著一本(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独立完成省级课题(10万字)和校级课题(1万字); 在省级以上经济类刊物近10篇。其中CSSCI期刊4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一篇。

姚剑虹(1970―),女,籍贯湖北。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