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摘 要】近年，“虐童”事件频频发生，引起全社会范围的广泛关注。为保护儿童人身安全，加强对“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就目前来讲，我国刑法对儿童的保护在刑事立法保护方面存在较大的欠缺。儿童由于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而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内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现有刑法罪名体系基础上解决主体适用范围问题是解决“虐童”行为刑法规制困境的关键。

【关键词】“虐童”；刑法规制；刑法罪名

一、“虐童”行为之界定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电视等媒体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虐童”事件被披露出来。“虐童”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对于“虐童”行为的理解会因地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美国早在1974 年就制定了虐待儿童的专门立法《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置法》，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了界定，虐待儿童是指负有监护责任的人对 18 岁以下儿童实施的身体或精神伤害、待或性剥削、照顾不良或粗暴对待并构成了对儿童健康的损害或威胁。英国1989 年的《儿童法案》认为凡是“影响儿童生理、智力的、情绪的，社会的或行为的发展”的都是儿童虐待行为。世界卫生组织对“虐童”行为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指出：“虐待或粗暴对待儿童是指在相关责任、义务和能力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躯体或精神的折磨、待、漠视、放任、商业的或其他的剥削”。该定义除列举虐待形式外，还扩大了该规定适用的责任主体范围。

在我国，儿童合法权益受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这样的专门性法律的保护，也有《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等非专门性法律的保护。这些法律对于虐待儿童的定性并不清晰。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多数人并不能分辨虐待儿童的界限，日常生活中一些取乐、侮辱、忽视儿童的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对“虐童”行为进行明确界定亟待解决。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界定应主要借鉴世卫组织的定义，明确虐待儿童的主体除传统意义上的有监护关系的主体外，还应包括虽然没有监护关系但存在监护责任的主体，如教师、看护等；虐待儿童的形式应包括肉体、精神折磨以及其他形式的粗暴对待，以导致儿童健康、生存、发展以及尊严受到实际或潜在伤害为限。

二、“虐童”行为的刑罚可罚性分析

儿童由于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而成为弱势群体。儿童期的受虐经历，对儿童日后的情感、行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曝光的 “虐童”事件中，行为者对儿童实施的各种虐待行为明显侵犯了儿童的人身和精神利益。尽管一些伤害并没有达到现行刑法中的一些罪名的入罪标准，但仍然可能给儿童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严重影响。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道德个体，每个个体都能够在各自的人生实践中理性地指导自己。如果某一行为被多数居民都认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那么这种行为也就是非正义的，应当承担刑法上的非难。这些事件中对儿童权益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德与良知的严重挑衅，是对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平的严重侵害，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虐童”行为符合刑法实质违法性标准。

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其预防对象必须是足以构成犯罪而其他一般的预防手段不足以达到预防其发生效果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现实中，在“虐童”事件被曝光之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认为应当对一些性质恶劣的行为人进行刑事制裁。这些都是人类良知上的非难，也是刑法意义上的有责性依据。“虐童”行为虽然符合实质违法性标准，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虐待儿童罪，只存在若干与之相关的、涵盖范围重合的如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罪名。在当前，刑法不存在非家庭成员的“虐童”行为的明文规定。同时，在引用其他罪名并不十分合理的情况下，某些“虐童”行为只能按无罪处理。

因此，将“虐童”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就需要解决“虐童”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即形式违法性问题。儿童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定罪标准应当区别于针对成人的犯罪行为的定罪标准，提出更为严格的行为约束。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主要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在刑法中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对各类儿童虐待行为进行规制；一种是在现有的刑法规定基础上扩充原有的相关罪名，增加对儿童侵害行为的特殊规定。

三、“虐童”行为刑法规制模式分析

“虐童”案件本身具有复杂性，同时刑法规范存在有限性问题，因此，对各种“虐童”行为，特别是对于发生在非家庭成员间的“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共识，主要分为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应专门设立“虐童罪”，通过专门刑事立法形式进行；一部分人认为应立足于现有刑罚体系，通过补充立法形式进行。受社会舆论因素的影响，社会各界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日渐高涨。笔者认为，增设“虐童罪”不仅无法达到有效预防“虐童”行为的效果，还会带来诸多弊端。“虐童”行为的频繁发生有其深层次原因，盲目的增设“虐童罪”只会让刑法承受不应承受之重。

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不可行。首先，刑法罪名设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罪名设计的根本标准是涵盖的罪名的实质的不同，即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的不同，因此，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产生不同的概括性程度的罪名。刑法中的任何一个新设立的罪名都应当有其涵盖性以限制刑法体系的不断扩张。罪名设置过细容易破坏刑法的原有体系，并且造成现有刑法罪名的混乱。罪名本来就是对犯罪本质的高度抽象概括，随意增设罪名不合乎刑法的体系适用，并将给实务中的适用带来困难和混乱。其次，究其本质来讲，“虐童”行为只是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并非某一犯罪的本质，“虐童”行为的实质是对儿童身体和精神层面的故意伤害，这与刑法中现有的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猥亵罪等罪名涵盖的范围存在很大的重合性，不应当仅依据其侵害的具体对象的特殊性而单独设立一个新的罪名。第三，“虐童”事件的存在是政府监管失职、社会管理疏忽和预防儿童虐待法律的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忽视这些因素而盲目增设新罪名只会让刑法承受无法承受之重。例如，媒体曝光的“虐童”事件最多的是一些民办幼儿园，而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幼师和园长应当经过专业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而涉案的幼师和园长多数不具备相应的资质。没有专业技能训练、缺乏专业知识以及行业准入的零门槛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可见，单纯的设立新的罪名、加大惩处力度和威慑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我国对“虐童”行为进行刑法规则的具体构想

我国现行刑法对虐待儿童行为规制方面存在一些漏洞。不同国家对虐待儿童问题的立法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国家单设虐待儿童罪；部分国家虽未设专门罪名却也进行了明确规定。诚然，有些严重的“虐童”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相比较来讲，我国刑法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存在不足。实务中对这类事件的处理也暴露出了刑法在对这类事件进行规制时存在的不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行刑法无法对其进行规制。面对多发的、危害程度不同的“虐童”行为，现有的刑法规定能够实现对这些“虐童”行为的规制和对行为人的惩治。

首先，“虐童”行为可以根据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进行处理。故意伤害罪规制一般主体非法故意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犯罪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即身体各器官的完整性和功能性，责任主体为一般刑法责任主体。故意伤害罪的入罪标准是伤害程度达到轻伤以上。然而，许多“虐童”事件对儿童的伤害并没有达到轻伤以上的标准，这就给此类行为按照故意伤害罪进行规制带来困难。 “虐童”行为同故意伤害罪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二者侵犯的法益都涉及人身与人格利益，存在重合。因此，在对“虐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性的划分手段。比如，将虐待行为是否造成儿童轻伤以上的后果作为二者重合与分离的标准：将对儿童造成轻伤以上的危害后果视为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对于现实中出现的未达到轻伤以上后果的，应从虐待儿童手段、主观恶意程度、侵害儿童数量等角度进行量化分析，按照刑法中的其他相应罪名进行处理。对现实中的针对特定儿童实施的、偶发性的、轻微的虐待行为应当依照刑法总则中关于不视为犯罪的情况进行处理，依照其他部门法进行惩处。

其次，某些“虐童”行为可以依照虐待罪进行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打骂、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方法，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该罪名明确规定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非家庭成员并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然而，法律语言的表述并不是周延的，任何法律都无法将社会生活完全纳入规范中。法律语言具有不规则性，例如，在儿童与幼师之间，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中，二者存在类似于家庭成员的信任关系。幼师在工作期间也有类似于监护人的保护义务、管理和惩戒权。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二者存在一种拟制的家庭成员关系，这为“虐童”行为适用虐待罪进行规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由于虐待罪强调的是受害人身体和精神层面遭受的痛苦，因此就规制的范围来讲，该罪名规制的危害结果不限于身体方面的损害，规制范围比故意伤害罪要广泛。因此，除了对造成儿童身体伤害行为进行规制外，对于未造成儿童身体方面的严重伤害，却造成儿童严重的心理痛苦并导致心理问题的，也可以按照虐待罪进行规制。

最后，某些“虐童”行为可以按照侮辱罪的规定进行处罚。在各类虐待事件中，除了针对儿童的明显的伤害和虐待行为外，许多行为者对儿童进行辱骂、侮辱或者授意其他行为者对其进行侮辱。虽然上述行为没有对儿童造成具体的身体伤害，但却会造成严重的人格和心理伤害，可能会造成儿童心理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侮辱罪的构成条件和刑罚标准，认为其实质是公然进行的对他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侵犯。儿童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主体，也享有名誉和人格尊严，应当成为法律的保护对象。尽管儿童对自身缺乏明确的认识，但这并不排斥刑法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儿童名誉权必然是刑法保护的对象。因此，“虐童”行为属于侮辱罪适用范围。在具体适用中，应当区别于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对于不存在虐待或者故意伤害故意，仅仅是通过一些不当的或者带有侮辱性的言语对儿童实施精神层面的虐待的，可以按照侮辱罪进行处罚。同时，应当注意，侮辱罪强调的是侮辱行为的公然性、公开性，这一点在“虐童”行为规制中更为重要。之所以强调公然性是因为侮辱罪保护的是一种外在的名誉和自然人内部的人格尊严的统一。“虐童”行为应当更为强调公然性是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儿童缺乏明确的认识，需要来自外界的管教，而多数管教行为是善意的，一些属于私人空间中的说服管教和某些言语上激烈的批评教育不应当成为侮辱罪的规制对象。

上述三种构想仅仅是一些具有可行性的设想，现实中虐待儿童的具体情形存在诸多不同，不同的罪名处罚也会产生不同的处罚后果。根据刑法罪名构成要件的不同，“虐童”行为还可能会构成其他类型的犯罪。例如，现实中就有将某幼师虐待儿童的行为界定为寻衅滋事罪而进行处罚的情况。虐待儿童行为是一个极为宽泛的范畴，具体的罪名的界定需要根据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和造成的客观后果等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刑法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为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提供了空间。同时，这也进一步证明将虐待儿童单独定罪量刑是不必要的。然而，现有的刑法规定也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增加针对虐待儿童行为的有关规定，或通过刑法修正案形式，或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虐待儿童行为规制提供更为明确的支持。唯有在现实基础上的刑法的调整才能有效解决现实中的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难题。

参考文献

[1] See Longress.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nd ed） Itasca，IL： F. E.Peacock.

[2] 胡巧绒.美国儿童虐待法律保护体系介绍及对我国的启示[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9）：29-31.

[3] 段丽.对教师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思考[J].宁夏社会科学，2013（02）：13-15.

作者简介：金作杰（1985.02- ），男，浙江玉环人，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检察院；王堤（1984.11- ），男，四川绵阳人，四川省成都市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