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象视域下的翻译误解研究

摘 要：创造性叛逆”就是由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相互碰撞、融合而渐渐形成的，体现了文化因素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间错误的理解和阐释。为了加强人们对这一概念深层次的了解，将从不同民族间心理、文化意象和审美观念等因素入手对之进行详细的剖析。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翻译中的运用，将大大减少文化间错误的理解和阐释，从而推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翻译

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95-02

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也是跨文化的一种转变，能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但是它也受到了文化因素差异的限制。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德春先生所说：“转换承载信息的语言就是所谓的翻译。用英语承载的美英文化信息可以转换为汉语，同时用汉语承载的中国文化信息可以转换为英语。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由于两种承载着不同文化信息的语言间的相互转换而成为了可能。”译者不管如何揣度原作者写作时的思想和感情，力图将自己置身于原文中，都是无法完全领会作者创作时的思路的，所以翻译也是对作品的一种再创作。伽达默尔指出，“在对某一本文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人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伽达默尔，1999）文化差异对翻译所造成的这一限制作用在文化不断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而“创造性叛逆”就是由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相互碰撞、融合而渐渐形成的。

一、“创造性叛逆“定义和分类

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对文学交际这一问题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随后这一概念被运用到了翻译中。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到：“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能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1999）国内学者谢天振则将其分成了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两种类型和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漏译、节译和编译等多种表现形式。

二、文化因素对其影响

翻译者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工作，更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必须要具有主动创造的能力才能将读者带入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体会绚丽的异域文化。译者必须要采取恰当的方法，在不改变原文本意的情况下，解决由于文化因素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而创造性叛逆就是一种很好的技巧。本文将从不同民族的心理、文化意象和审美观念等方面详细分析文化因素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间的交融与合作。而“创造性叛逆”就是由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相互碰撞、融合而渐渐形成的。但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种语言的表达很难实现完全的对等，在语际转换过程中，意象翻译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程度的“失落”。（田雨，2009）

（一）不同的审美观念

不同的民族间的审美观念必定会有一定的差异，而创造性叛逆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对于跨文化翻译的制约。就如对中国诗词的翻译，按照我们的审美情趣，潺潺流水、清幽山谷、迂回曲径描绘的绝对是诗情画意的美景，是人们心中无限向往的世外桃源。而中国人这种动静结合、相互衬托的意境是欧美人无法领会的。若译者一字一句的直接翻译，反而失了美感。但如果译者了解了这种审美观念的差异，其创造性的翻译则会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对美女的评价上，最明显地突出了中西方的审美差异，也将审美观念的不同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眼中的美女往往分为三类：黑发黑眼、金发碧眼和金发天使，并且西方人以阳光、健康为美。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曾以病娇为美，且美女大多是肤质白皙、体态娇柔、身材窈窕，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审美观念差异，译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翻译的过程中，从自身的文化体系出发，用自身文化的语言习惯来对原文进行翻译，使得读者能体会原作者想表达的意境。从这一点来看，这种翻译手法虽是叛逆的，但又是忠于原文的。

（二）不同的民族心理

每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特征，其在各自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逐渐形成的内心的文化积淀，是根深蒂固的。就如同不同民族对于红色的理解。在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对于太阳的崇敬，红色几乎就是喜庆、欢乐、幸福、美好和吉利的象征。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乔迁之喜，无论是欢庆节日还是亲朋欢聚，总能看到红色的身影。然而在西方国家，红色在通常情况下会让人们联想到暴力和血腥，甚至在某些国家是十分忌讳的颜色。而绿色则更被人们所喜爱，因其使人联想到和平、宁静和大自然。所以，译者可以在翻译的时候将这两种颜色进行巧妙的转换，使译文和原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中西文化间的另一个巨大差异表现在对“性”这一词的理解上。在英语中，“sexy”一词主要用于赞扬男性或女性具有健康而充满魅力的体态。在希腊的个体雕塑“掷铁饼中”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它生动地表现了瞬间的形态美，“sexy”的感觉从那曲线完美的肌肉和强健有力的线条中体现了出来。而在东方文化中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忌讳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大多对“性”这一词闭口不谈。在中国，“性”往往会引起肮脏的、不健康的等让人反感的联想。就像对“sex and city”这一热门电视剧名称的翻译，若是直译为《性与城市》，过于暴露了“性”这一字眼，会让传统的中国观众难以接受甚至感到反感，而翻译成《欲望都市》则会避免这一问题。但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种语言的表达很难实现完全的对等，在语际转换过程中，意象翻译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程度的“失落”。（田雨，2009）

译者要意识到不同民族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直接翻译会令读者难以接受的字眼，以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意境。

（三）不同的文化意象

意象就是对抽象艺术形象或带有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的一种表达。文化意象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通常都与自身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有关，有些包含了神话传说或图腾崇拜，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意象整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而这种特有的意象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中国的古典名著或诗词歌赋常常蕴含着文化意象，引用了许多历史中的文化典故。中国许多作者都会引用历史典故来借古讽今或抒发自己的志向。但是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和这些典故的文化背景的外国读者，是无法从直译的文章中体会到原作者所想表达的深意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文化意象的缺失，但如果能巧妙的表达出原文的寓意，也算是“创造性叛逆”的成功运用。在这举一个在跨文化翻译中因文化意象的缺失造成“创造性翻译”的例子。赵景深在1922年根据英译本转译契柯夫的小说《万卡》时将“Milky Way”翻译成了“牛奶路”。这一翻译从文化意象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相比较下，在这两个译文中“Milky Way”的译法是最大的不同点，赵景深将其直译为了“牛奶路”，而在通行版的译文中将其翻译成了“天河”。正因为“路”和“河”这两个中英文化意象的错位，造成了这两种不同的翻译。在希腊神话中，众神聚居的奥林帕斯山通向大地的乳白色大“路”就被称为了“Milky Way”。而“天河”则来自于中国唯美的民间故事，讲述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丽传说。而对于原文中的“擦洗”一词，通行译文中的“天河”似乎于理不通，毕竟“河”是流动着的液体，无法用“擦洗过”来形容，反而造成了原文文化意象的破坏，从而误导读者，而赵景深所译的“牛奶路”反而还能说的过去。在文化交流愈加频繁的当代社会，人们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逐渐接受了起初在翻译中不被人所接受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赵先生误打误撞的对译入语的叛逆反而更加合理，这也揭示了翻译最根本的目的，同时也为不同文化间日后的交流学习提供了一个机会。

三、结论

由于翻译者自身文化特色对于语言的限制，尤其是翻译译用语与原语言之间的语法、意境的差异，再好的译者也无法使译文与原文完全等同，只能尽其所能地使译文与原文无限地接近，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翻译中是无法避免的。基于不同的文化因素，译者要适当地进行取舍来使得译文更加贴近原文。而这种创造性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威力，不仅仅会受到原文抗议性强弱的影响，也会受到译者自身的语言特色的影响，更会受到审美观念、民族特色、文化形式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叛逆”的翻译并不能片面地等同于胡乱的翻译，而应该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遵从一定的原则和条件来进行翻译工作。“叛逆”必须以“创造性”为前提，译者要主观能动地来创造出恰当的并且贴近原文的译文，要遵守忠于原文的根本原则。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碰撞以及译者对于不同文化各自的特色和相互间的差异的认知形成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翻译中的运用，将大大减少文化间错误的理解和阐释，从而推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1] 田雨.小议汉诗的意象翻译[J].活力，2009，（1）：11.

[2] 陈光祥.可译性与可译度[J].外语研究，2003，（2）：58-60.

[3] 耿小超.从翻译角度论中西文化差异[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