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改革与“三化”道路选择

时间:2022-06-07 04:18:53

【摘要】二、现实逻辑关系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农村城镇化就必然要减少农业人口,我国也不例外,但它还需要农村市场化与农业产业化的支持。从国内现有的研究看,尽管多个课题组...

农村经济改革与“三化”道路选择

摘要: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中介,农村城镇化是目标。目前,“三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建议增强农产品竞争力,走市场化道路;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走产业化道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走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5-0053-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然而,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城市的城乡分割政策却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强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以居民收入为例,2001-2006年这六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分别为5%、4.6%、5.9%、11.98%、10.85%、10,2%;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分别为9.23%、12.29%、10%、11.21%、11.37%、12.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9倍、3.11倍、3.23倍、3.21倍、3.22倍、3.28倍(不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及公共品费用等)。城乡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背景下,中央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农村经济改革,协调城乡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一五规划”也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纵观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本文简称“三化”)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路径。本文的分析逻辑是在总结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研究角度来看,对“三化”的研究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由个别走向综合的过程。在早期的研究中,文献检索的结果是国内外学者都是对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单独进行论述。这方面的文献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市场调节及其组织形式研究(Don.Raymond,1979;Louis.B.Schwartz,1992;Clarence.W.Jensea;1994);农业一体化研究(John.H.Davis、Roy.A.Goldberg,1957;张慎、1996;夏英、牛若峰,1997;张才厚,2003);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结构模型、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昆(M.Syrquin)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托达罗(M.P.Todaro)的人口迁移模型等。由于农村问题备受关注,我国学者在吸收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土的研究逐渐增多,近年来在有关“三化”的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的论题有:“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差异与中国的农村改革的路径选择(夏耕,2005;刘雪斌,2006;龚映清、王瑞,2007);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徐清照,2003);农村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的效应分析(何训坤,2002)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农村市场化建设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建设,农业产业化建设是繁荣农村经济的基础,农村城镇化建设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载体。因此,将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是一种必然。

二、现实逻辑关系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农村城镇化就必然要减少农业人口,我国也不例外,但它还需要农村市场化与农业产业化的支持。从国内现有的研究看,尽管多个课题组对市场化程度进行过量化分析,市场化发育程度也超过了60%的临界值,初步表明我国市场体系已建成,但是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与总体市场发育程度还不能同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强调农村市场化建设实际上是重视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它是农村经济保持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说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村城镇化是目标,那么农业产业化则是实现目标的桥梁,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不可能会出现农业剩余,也就不可能出现自发的城乡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一)农村经济改革与“三化”间的逻辑关系

如上所述,在我国进行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中介,农村城镇化是目标。市场化前提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在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走城镇化道路,实现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农村经济改革与“三化”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逻辑,也是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致走过了一条由计划经济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商品经济一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径,事实也证明,市场经济是激活经济活力的有力武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落后和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及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低,多数要素市场与消费品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机制被扭曲。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必然要加快与推进农村的市场化建设,突破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2、农业产业化道路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营技术来看,我国农业一直延续至今的仍然是传统的“牛耕”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市场难以形成;从政策层面来看,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农村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帮助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然而,“农业、农民”依靠传统农作技术为全国粮食安全“埋单”的命运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没有作出动态调整。因此,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依赖传统技术及缺乏市场需求导向的小农粮食生产模式。显然,这种模式不仅跟不上国内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动态变化,更跟不上国际粮食生产力变迁的步伐。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改造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出路在于依赖市场、依赖科技,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所以,农业产业化道路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3、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城镇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先行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城镇作为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空间载体,有利于创造需求,增强经济活力,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多年来走不出“贫困循环”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速度过缓及缺乏市场导向,大量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还处于“半离半依”状态。因此,在农村市场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前提下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过来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

(二) “三化”间的逻辑关系

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就它们本身而言,“三化”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1、农村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和动力,农业产业化影响农村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各产业之间的联合协作,而分工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产物,因此,农村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同时,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产业化运作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加快发展和提高,因此,市场竞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持久动力所在;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能进一步推进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推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2、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互为产业内容和空间载体。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即是城镇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内容,它从人员、资金等方面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空间依托,并以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方式刺激对农业最终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而城镇化的兴起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提供空间载体。

3、农村市场化是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农村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和拉动效应可以促进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可以促进农村地区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具有拉动农村市场、刺激消费的效应。城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以市场的形成导致人口的积聚过程,农村市场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即是小城镇的形成和规范过程,两者共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中介,农村城镇化是目标,三者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

三、历史变迁与现状

(一)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化”的发展变化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78-1984年)。1978年,我国农村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改革确立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一些农民尝试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进行产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阶段萌芽。同时,国家初次将市场经济引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仅1979年,国家收购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18种农产品的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4.8%,这一举措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模式的引导下,乡镇异军突起,使农村非农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农村城镇化道路由此展开。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4年的23%,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7186个。

2、平稳发展阶段(1985-1992年)。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放开,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在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农户开始从单纯的种、养向深加工、营销环节延伸,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基本上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同时,政府鼓励农民向各种形式的企业投资人股,以市场为基本运行机制的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导致城镇化率提高,从1984年到1992年,全国建制镇由7186个增加到14539个,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27.46%。在这一阶段,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渐成气候,也奠定了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基础。

3、全面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1993年以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全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依靠市场经济体制引导各种要素的有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逐步从东部向中西部延伸,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率也进一步提高。鼓励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施政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主要成就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化”进程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数量较以前有大幅增加,流通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2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21倍,比2000年增长1.5倍。农村市场已成为我国商品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连接城乡之间、产需之间的桥梁。

2、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据农业部统计资料,截至2005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13.5万个,比2004年增长19.1%。各类产业化组织共带动农户8726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5.2%,农民从中增收总数达1166亿元。从结构上来看,在各类产业化组织中,种植业产业组织6.2万个,带动种植面积9亿多亩,占到总量的40%;畜牧业产业组织4.3万个,带动牲畜饲养量7亿多头,禽类饲养量76亿只;水产业0.85万个,带动养殖水面7700多万亩。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在质量方面,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比普通农户每年平均增收1336元。从组织方式来看,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较为稳定的利益联结方式所占比例达到了68.5%,其中合同方式占43.9%,比2004年提高了10%。

3、我国农村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1995年到2005年,中国地级市由210个增加到283个,县级单位由2143个增加到2862个。城镇人口从37304万人增加到56212万人,人口城市化率从30,48%上升到42.99%。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农村地区的“三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仍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国家,农村地区相对落后,“三化”仍处于初期阶段,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1、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1978年,我国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1053亿元,占全国消费品零售额的77.6%,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市场规模迅速扩展,到1995年,城乡市场规模相差1.2倍。到2005年,城乡市场规模差距扩大到2倍,占全国2/3的农村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仅1/3,农民小生产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突出,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包括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利益机制、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市场供求预测机制等在内的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制约了农村市场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商品流通不畅,效率低下,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步伐,小城镇建设也受到制约。

2、农业生产率整体落后,农业产业化企业竞争力不强。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生产形式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形式。根据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传统农业是不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化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对我国来说,农业生产率的落后已经成为农村发展水平低、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经营,使得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普遍较小,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较弱。2005年,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总数是61200个,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5.1%;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4000多个,仅占产业化组织的6.5%。

3、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缓慢。从世界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率普遍高于工业化率。美国1970年的城镇化率为70%,而工业化率为26%。在我国,1978年,工业化率为44.3%,城镇化率却只有17.9%。虽然近年来城镇化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按照钱纳里世界标准模型,工业化率为37.9%时,城市化率应为65.8%。2005年我国工业化率为41.8%,但城市化率仅为42.99%,大体上只相当于人均GNP为500~730美元国家的水平,比正常水平低20~30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同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约17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平均48%的水平约5个百分点。1978~2005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世界同等国家60%以上的水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将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4、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三化”的协调发展。2005年,我国亿元以上农产品综合市场成交额,东部地区占全国的78.9%,中西部地区分别仅占12.4%和8.7%,东部地区以市场化的发展为基础,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市场、资金的支持,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再加上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倾斜,导致城镇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高、发展快,而中西部地区不仅城镇数量少,而且缺少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呈现出聚集效益低、人口城镇化率低的状况。

四、主要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以及农村城镇化整体水平低下。因此,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增强农产品竞争力,走市场化道路

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是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应加快政策创新,加强法制体系建设,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和经济环境,促进农村经济活动市场化和市场竞争公平化,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建设营造一个完善的宏观环境。

(二)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走产业化道路

在农村市场化前提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市场的整合作用,延长农业生产的产业链,拓宽农业生产领域,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供社会化服务,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农业产业化组织,应加大财政、金融、产业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鼓励农民推行现代化运作,走产业化道路。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走城镇化道路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要汲取过去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教训,通过加快城镇化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应改革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创造自由的人才流动环境;其次,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在二、三产业的工作技能;此外,运用政府间接干预、政策引导的方式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挥产业集群的作用,推动小城镇健康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在市场化基础上推行农业产业化运作,并以此为契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化”的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性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校:晓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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