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选择验证妻子的不渝忠贞

我与妻子最初相识和工作的地方是在北京东单金鱼胡同的空军司令部通信处。至今我还记得初见她时的模样：男孩子式的分头，清秀的面庞，斜背着一把油纸伞，白的皮肤在军装的映衬下有种别样的美。她被安排在我的办公室对面工作，透过玻璃窗，我能看清楚她的一举一动。慢慢地我喜欢上了她，而她也在暗暗地观察着我。

1954年，她转业去了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我怅然若失。一个明媚的春日，我正在院里低头卖力地洗衣服，她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不久，我就接到了她的第一封来信，开始了正式的交往。1957年建军节，我们在军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然而新婚仅半年，中央军委号召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我便与战友们乘坐3天3夜的火车来到了东北。当晚，100多名转业尉官像沙丁鱼罐头似地挤着睡在两间大草房里，行李都堆放在雪地里。开荒建点，割草、修路、伐木、盖房、播种我都干过。夏日的一天，因干活不慎割伤了小腿，我躺在马架子里养伤，头脑中突然跳出一个念头：将北大荒的生活写下来！于是，我将拓荒生活的感受写下来寄给妻子，让她誊写后投给杂志社，没想到《新观察》很快刊登了我的处女作。

1958年冬天，我请假回北京探亲。令我意外的是，妻子坚定地对我说：再苦，我也要跟你去北大荒！1960年春节刚过，她就调了过来。在车站看着穿着单薄、拎着大包小裹的妻子，我的心紧缩了起来。我们住的是一间6平方米的仓房，只有一张单人床，睡觉时在床边加一块铺板。小屋冷如冰窖，燃料奇缺，我们只能在睡前点燃木取暖。那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每天早上，我们去食堂每人领取一份“烤糕”。这是用少量玉米面掺大量酒糟制成的代食品，外形和色泽酷似红砖。

当年冬天，妻子有了身孕，而口粮却一减再减，我只得把她送回老家临产。到了温州，还没等孩子出生，我就匆匆赶回了北大荒。妻子问我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我当即回信说取“红军”二字――女孩儿就叫“红”，男孩儿就叫“军”。虽说我们脱下了军装，我希望孩子能继承军人的传统。

1963年，我们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工作，家也从虎林迁到佳木斯。我便回老家接回了尚未见过面的5岁的女儿。因为她认生，我只好把她“骗”上了船，不明真相的旅客还误把我当成了“人贩子”。见到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全家人才终于团聚了。

然而好景不长，“十年浩劫”来了，我被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1969年夏，我被下放到基层，全家随之迁居。冬天，室内四壁挂霜，孩子的手脚长满了冻疮。我一咬牙，搬出几箱长途运到北大荒的书，一本本挑出来烧掉取暖：先烧精装本，再烧平装本……看着炉中的火苗渐成灰烬，我有种说不出的酸楚。第二天，我和妻子顶着大烟炮上山打了4天柴，没想到当我兴冲冲地赶车上山时，柴却不见了，只得再去砍。回家后，我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全家人高兴地称这天为“盛大的节日”。1978年我终于调回了佳木斯，担任省农垦总局宣传部的副部长，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回顾过往，我觉得自己有幸作对了3个选择：妻子、写作和北大荒。婚后的风风雨雨，都是老伴儿和我并肩走过的。如今，她仍然是我的坚强后盾，上百万字的文稿就是她用电脑帮我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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