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代与三个皇帝

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发生前，经历了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和路易十六时代。

路易十四实行“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专制独裁统治，人称“太阳王”。他在以强势铁腕把法国国力推向鼎盛之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巨人的泥足，开始滑向初始动机的反面。他利用专制独裁的体制优势，强行推进了所有专制独裁者在顺境中都可能做出的蠢事，使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日中则昃”，当这个“太阳王”日薄西山时，他把一个大厦将倾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后继者。

接过王冠时的路易十五年仅5岁，是左右不了局势的“儿皇帝”。摄政王其叔父奥尔良公爵生性放荡，坐享其成于路易十四构建出的虚幻繁荣，整个法国上流社会沉溺于一股醉生梦死的末世狂欢之中。这部硕大无朋的专制机器，依其巨大的惯性，继续为维持所谓的“国家光荣”而耗尽最后的国力。平庸而不求有功但求无事的路易十五亲政后，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维持会长”。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法兰西这驾马车还是传承到了路易十六手里。他很想承继祖辈的辉煌，立志成为一代中兴之主。路易十六曾被称为“激进改革家”或“忽然改革家”，他也几番试图深化改革，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以挽救大厦于将倾。然而，他优柔寡断首鼠两端，在利益权贵与贫困民众之间摇摆不定，错失了许多断然实施改革变法的良机，终于激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把自己也把一个王朝推向了断头台。

中央领导人一再推荐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自有深意。托克维尔在此书中，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成因及后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通过比较研究，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诡谲悖谬的现象：“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向当政者发出警告：“革命已经迫近。”还说“我深信无疑：我们睡在一座火山之上”，“我看到世风日下，担心它在很短时期内，很可能是在最近，将你们带入新的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精当地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从路易十四时代到路易十六时代，三个时代一台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我们提供了知往开来的历史镜鉴。

“朕即国家”：路易十四时代

1638年，路易十四在他的父母结婚23年后，才姗姗来迟地降临世间。路易十三老年得子，路易十四的诞生，被看作“天降的奇迹”。翻阅那个时代的名人回忆录，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每本书中都充满着荒唐可笑的预言，演绎着神话的传说。路易十四诞生时，一位占星家就被小心翼翼地藏匿在王后的房间附近。路易十四的诞生被认为是“太阳出世”。

1643年，路易十三因结核病去世，将皇位传给路易十四。当时路易十四仅五岁。根据路易十三口授，由王后安娜、王弟孔代以及政府官员组成摄政会议。但王后安娜违背了国王遗嘱，把大权交给了她宠信的意大利人、红衣主教马扎然。马扎然很是专权，有一个细节能说明问题：法军在战胜西班牙军凯旋归来后，路易十四想跟随马扎然去慰劳凯旋之师。但无论路易十四是以国王名义还是以摄政王的随从名义，都没有得到马扎然的同意。马扎然既是路易十四的摄政首相，又是教父，他对路易十四的教育就是对自己的崇拜和盲从。以至路易十四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他再活得长一些，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

1661年3月9日，马扎然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终于可以亲政了。人们原本认为路易十四一直生存在马扎然的阴影下，依然会像他父亲路易十三依重黎世留那样任人支配。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路易十四一上位就表现出霸气和强势。他的政治主张十分明确：“国王是绝对的主人。”

还有一个细节：接任马扎然主教的卢昂红衣主教问路易十四：“您尊贵的助手踏上了天国的旅程，请问，我们今后有事找谁？”路易十四毫不含糊地回答： “找我！”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君王赫然出世。

路易十四的政治思想与其父思想智囊黎世留有许多“英雄所见略同”之处。黎世留认为“国家只需要一个舵手”，“众多舵手从来无法一同掌舵”，“一国之中，就管理事务而言，同时存在几个平等的权威将最为危险”。 黎世留表示：“臣民必须对其君主表示盲目服从”，他还说出这样的比喻：“必须将民众和骡子相比，骡子习惯于重载，长久休息比工作更能使它们变坏。”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潮流趋向。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显著发展。他大刀阔斧实行经济变革，将经济问题交给善于理财的大臣柯尔伯，推行重商主义。柯尔伯认为国家的财富越多，国力就越强。因此，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大力发展工商业，通过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在法国积蓄了许多贵金属……这些措施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法国在十八世纪的“大国崛起”。法国由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当时欧亚大陆的工业强国，法语成为整整两个世纪里整个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路易十四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太阳王”。

路易十四的晚年，过分迷恋于自己的文经武略，往往为无足轻重的小纠纷挑起对外征战。无休止的兵役和军费负担使得民不聊生，丰年不得温饱，荒年沦为乞丐。作为路易十四时代财政部长的柯尔伯生财有道，蚊子腿上剔精肉，精于算计平民百姓。他通过调整税赋的征收，为国家集聚了财富。但这些“富国强兵”的税赋政策，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

法国直至大革命爆发前，仍保持着中世纪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上分为三个等级：教士是第一等级，在当年2450万的法国总人口中只占10万左右；贵族是第二等级，其总数也仅40万。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却拥有全国35%的土地。他们是特权阶层，享有政府保护下的众多特权。除了利用资源的占有巧取豪夺外，还被免除了全部税赋。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身份的。如此一来，沉重的税务负担就完全落到农民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市民）身上。农民除了向贵族缴纳沉重的封建地租外，还要缴纳各种捐税，连走路、过桥都得缴税，甚至农民死了，其后代还必须缴纳一笔继承税，才能继续在土地上耕种。当时的税赋制度规定贵族和僧侣不必纳税，而且还享有各种特权，如酿酒季节，贵族有优先出售葡萄酒的特权，贵族的酒若没有卖完，可以禁止农民卖酒。第三等级还要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而“国税”也是名目繁多，除人头税、土地税外，食盐、葡萄酒等日用品也要纳税。18世纪末期，法国有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经世流传：上面绘画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穷人带着镣铐，身上驮着三个脑满肠肥的贵族、主教和议员。

有太阳就有阴影。经济的高度发展无法弥补专制独裁体制衍生的弊端。路易十四顽固地坚守专制独裁，把法律变成为所欲为的工具。他认为，要获得无上的权力，就必须统一法国人的。在思想上要求全体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对异端思想进行残酷迫害血腥镇压。路易十四对新教徒施加压力，尤其以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最为凶狠。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他还极其残忍地焚烧了帕拉蒂纳，迫使胡格诺派许多教徒移居国外，对新教徒的迫害使法国大量流失人口。

为了巩固独裁统治，路易十四还故意放手让皇亲国戚“丧志”腐化堕落。“太阳王”在凡尔赛宫廷里掀起了一股“金光四射”的奢华之风，并把这股风气吹遍了整个法国大地。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认为：路易十四实行的重税政策，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是最后导致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孕育了大革命爆发的火种。

“维持会长”：路易十五时代

法兰西不落的太阳终于陨落了。当年21岁的伏尔泰赶到巴黎目睹了“落日的辉煌”。

“众星捧月”的路易十四时代，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公务员”队伍。接过王冠的路易十五，起初由其叔父奥尔良公爵摄政。奥尔良公爵为节约开支，把皇家的马匹卖掉一半。对此做法，血气方刚的伏尔泰撰文嘲讽道：“把王朝中滥竽充数的笨蛋裁去一半不是更明智的选择吗？”伏尔泰犀利的文字触怒了奥尔良。伏尔泰为此付出了代价。奥尔良公爵把伏尔泰召进宫来，对这位年轻人说：“我发誓有些东西你从未见过。不过，明天我将满足你的好奇心。”第二天，伏尔泰就被投入了巴士底狱。

伏尔泰因早年血气方刚，两次被逐出巴黎，两度身陷巴士底狱。他有着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也有着依附权贵寻求现实利益的一面：1745年到1758年，他出任宫廷史官，作诗歌颂法军在丰特诺瓦对英军的胜利；1746年他成为路易十五的侍臣，撰写了《路易十四时代》，在书中赞颂路易十四是“天赐之子”，其统治的时代是“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

但是，伏尔泰毕竟还是个清醒的哲学家，对自己的权宜之计及坚守底线的行为有所反思。他说过这样的话：“路易十四时代丝毫不优于其他时代”，“历史毕竟只是我们站在死者身上玩的一连串把戏而已，我们篡改过去来迎合我们对将来的愿望。”

人们总喜欢用划时代来形容一个新君王的继位。路易十五从前辈的手中接过一个“灰渣底摊子”。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启了“路易十五时代”。

路易十五继位伊始，法国民众在经历了路易十四时代残酷无情的专制独裁之后，曾对路易十五寄予厚望。1744年，当路易十五在梅斯病重时，举国为他的康复祈祷。

路易十五时代，呼唤“民主”与“人权”的思潮风起云涌。在经历了专制独裁的多年重压后，民情强烈反弹，出现了一个“后专制集权时期”。塞塞尔在《法兰西的伟大君主制》一书中，提出“温和君主制”的观点，主张“必须约束国王的绝对权力”，“君主的尊严与权力不应完全绝对，也不应过度限制，但是必须接受良好的法律、敕令与习惯的调整和限制。”他认为对于绝对的王权，需要有“三种限制”或“三个马笼头”。格拉萨伊在《法国特权》中对王权的威力、实施范围、王位继承等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应该“限制王权”、“尊重人权”。法国作家贝兹提出：“民众能够罢免国王。”

面对“维护王权”和“限制王权”水火难容的对立，路易十五只是个“维持会长”。他辜负了民众对他寄予的热切期望，无意也无力改变路易十四留下的政治格局，坐吃山空，无所作为。当历史的车轮要求前进时，原地踏步就成为历史的罪人。刚登基时，他被民众称为“最喜爱的人”；但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已被法国民众贬抑为“最可恨的路易十五”，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1757年1月5日，刺客混入凡尔赛，愤怒地用小刀刺中他的一侧。

同一个统治者，前后民意反差如此之大。

路易十五是法国历史上最具矛盾性格的国王。历史学家对他也是褒贬不一。面对积重难返每况愈下的国事，路易十五的内心一定也是充满了痛苦。这一切已然超越了路易十五处理能力的限度，他回天无力，只能寄情于声色犬马。人们传言，那句举世皆知的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就是出自这位君王之口。

“回天无力”：路易十六时代

路易十六的性格和命运，有点类似我国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心比天高命同纸薄，想着力挽狂澜，却总是做一些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蠢事。后世的历史学家总结，亡国之君往往不是昏庸之辈，而是那些刚愎自用的“明君”。

路易十六登基伊始，也试图对举国怨恨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以挽救国家危亡，曾有“激进改革家”或“忽然改革家”的名号。路易十六首先任用了73岁的老臣摩普，想借助老臣的“德高望重”和“老马识途”，帮助他理顺体制，但尝试一段发现，默守成规根本难以为继。路易十六旋即启用有新思维的杜各。杜各上任后，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取消一切奴役、特权，让贵族、僧侣同第三等级承担一样的税率。这样的举措当然触犯了特权阶级的利益，于是遭到强烈的反对。路易十六只得走马换将，改由稳妥的则柏取代杜各。然而，则柏的改革措施仍然无法得到权贵阶级的认可。随后卡伦、布里盎、内克，路易十六走马灯似地更换他的首相和财政总监，朝令夕改首鼠两端变幻无常。

路易十六王朝大臣的不幸，不是得不到路易十六的重用，而是被路易十六看中而委以重任。生逢乱世又面临积重难返，任何大臣都回天乏力，难以做到在短期内见效。路易十六“耳根子太软”，常常为进言者所左右。于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大臣，往往成为局面每况愈下的替罪羊。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写下这样的话语：“路易十六牺牲了布里盎如其牺牲卡伦一般，只好屈服而再启用曾被其撤职的内克。”

就是在这样犹豫不决的走马换将中，路易十六丧失了一次次以改革阻止革命的时机。

政治上，路易十六在依靠贵族阶级还是依靠平民阶级上举棋不定。他起先寄望于贵族阶级的支持，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被迫召开吸收更多第三阶级参加的三级会议。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如期召开。刚开始，当国王走进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国王表示了在现有体制和程序内解决问题的愿望。这次会议，第一、二等级的代表各三百人，第三等级的代表六百人。参加会议的各个等级抱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焦点首先表现在表决方式上。特权等级主张按照惯例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这样他们有两票，而第三等级只有一票。第三等级则要求以每个代表为单位表决，形成会议上的多数。由于达不成一致，第三等级的代表于6月17日宣布成立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路易十六迫于特权等级的压力，于6月20日下令封闭国民议会会场，国民议会的代表就在一个网球场开会，宣誓“不制成宪法，会议决不解散。”这就是著名的“网球场宣言”。路易十六起先倾向于赋民众以制宪和选举的权利，但当看到风起云涌的民众发动起来后演变为一场风暴时，即一反初衷，陆续从各地调集军队，威慑民众。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7月14日，人民群众攻占巴士底狱，以此为标志，革命正式爆发。南怀瑾如是评价：“路易十六明知危殆，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甚至还要矢上加尖。终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茨威格在《断头王后》一书中，对路易十六作出这样的评价：

路易十六做任何事情都要慢半拍，纵使已经规划、准备得很好，只要涉及实施，他就总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缓冲。在他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这样的迟钝让他如何担当得起这样一个显赫的国家大业。仿佛任何情感与感官都没有办法刺激到他，即使在上断头台的前夜，他也不曾失眠和茶饭不思。他那高度近视的双眼中，好像从来没有过什么波澜，他不会恐惧也不会生气。只有锁匠活和打猎能够唤起他的热情。

要让这样一个人在那么关键的政治变动中去扮演主角，实在是有失公平。

封建的政治体制硬是把王冠戴到了路易十六的头上。

“路易十六统治16年，他颁布了不少赦免敕令，而未曾批准一个人的死刑。这不是一个暴君的统治”。“为了有利于民众，他取消了劳役。为了有利于犯罪者或被告，他取消了酷刑。”“对于穷人而言，他具有同情心并且慷慨大方。”按照法国思想家巴吕埃尔的看法，路易十六不代表旧制度和专制主义，不应成为革命的对象。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曾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事件的演变，无关个人的品质道德。彻底消除革命的隐患，最终还需体制的变革。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