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媒介的过度娱乐化及应对

【摘 要】娱乐是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其的过度娱乐化带来了一些问题,应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并寻找应对措施。

【关键词】大众传媒 过度娱乐 应对措施

一、娱乐的合理性

晨起,我们用看广告时经过比较而选择的牙膏牙刷洗面奶进行洗漱,热爱音乐的人们或许会在这个时候放一段轻柔或激昂的音乐。边看报纸电视边吃早餐,了解最新信息,如天气预报。上班的途中会看到无数的路牌广告,甚至我们所坐的公交车座椅上都贴了治疗脱发的小广告。到了公司,我们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中途会接到电话并打出电话。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视电脑,看电视剧电影,逛论坛聊QQ。夜深了,我们入睡。

这是一个媒介时代,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媒介中获取信息又依靠媒介进行。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关系从泾渭分明到融为一体。这意味着在新媒体的作用下,“第二媒介时代”到来了,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提出的。本质特征在于传播过程中的双向沟通和去中心化。因此,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成了媒介公民。媒介对世界的影响之大。早些年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预言已经实现,李普曼所提出的“拟态环境”在媒介时代已成为默认的真实环境。

当社会被媒介以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所包围时,学者们提出了担忧和警示。1985年波兹曼发表了《娱乐至死》一文,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近些年,学者纷纷引用《娱乐至死》的观点,针砭当今中国社会的娱乐化现象。不可否认,娱乐化确实会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写作背景是美国社会,引用它的论点批判中国的社会现象,有颇多不合理之处。

波兹曼指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是通过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纵观全书,可以看出“娱乐”在波兹曼的观点里是美国社会问题的源头。然而在这个由媒介操纵的社会里,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成了真实环境,那么真实环境中的“娱乐”一词在拟态的真实环境中就需要改进定义。百度百科中对“娱乐”一词的定义是:一种通过表现喜怒哀乐,或者自己与他人的技巧给予受众愉悦,带有一定启发性的活动。很显然,这是在传统环境中所作的定义。媒介时代,被波兹曼认为是娱乐的美国电视大选、《圣经》改成电影等现象在某种程度并不是娱乐,不过是换了一种呈现方式。传统的真实环境中,美国大选应该是竞选者与选民面对面的演讲,拉取选票。《圣经》应该是一本装帧精致的书,教徒捧着它虔诚地祷告。换一种呈现方式后,美国竞选除了美国人,世界各地都可以看见。《圣经》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非教徒也可以了解其中的故事。当娱乐可以带来信息共享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描述,如“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甚至是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种观点明显有其不足之处。

二、过度娱乐化的应对举措

与传统的娱乐定义相对应的是媒介时代的娱乐定义:媒介传递信息时便于受众最大程度接收信息而采取的一种呈现方式。这种呈现方式在当今世界存在着合理性,需要从传播者和受传者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传媒产业竞争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需要获取经济效益。传媒时代,注意力经济是重点追求的对象,这使得传媒将重点放在如何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上。如何让受众在众多的媒体中选中自己,传媒改变了呈现方式:用轻松风趣代替严肃死板,用图片代替文字,用综艺娱乐节目代替宣传说教节目。这种呈现方式对受众口味,获取了受众注意力,自然就有了经济效益。

另外,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却有了难度。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视频道,几百份报纸以及网络上的海量信息等待选择。同时,受众在工作学习中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在选择信息时倾向那些能带来身心愉悦缓解压力的信息。这类信息自然不是严肃死板的时政新闻。

媒体定位于严肃还是娱乐,定位于受众心理还是其他,都需要媒体进行决策。

过度娱乐化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它源自媒体过度迎合受众心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湖南卫视为例,自“超级女声”开始,湖南卫视便倾向打造一个娱乐化的媒体。每年一度的“超女”“快女”,吸引全国观众甚至海外观众的追捧。电视剧中大量植入式广告,如《一起来看流星雨》。黄金时档播出后宫剧,如《美人心计》。这一系列做法引起其他省级卫视的效仿,《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充斥屏幕,《我型我秀》等选秀节目此起彼伏。一集电视剧四十分钟,插播三次广告,一次十五分钟。种种做法的结果是唤出了广电总局的“限娱令”“限广令”,黄金时档禁播后宫剧以及“反三俗”政策。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遏止和缓解过度娱乐化现象。

中国媒体具有双重属性——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如何做出价值选择关系着媒体定位和发展道路。媒体选择社会责任,旨在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精神文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选择经济效益意味着迎合受众需求,走娱乐化道路,控制不当会导致过度娱乐化,传播“三俗”信息。在中国社会,媒介根植于政治系统的制度安排中,“娱乐至死”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不得而知,但为了降低过度娱乐化对社会的危险,媒体如何兼顾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应对过度娱乐化,除了媒体作为外,受众也要有所作为,主要是受众应提高媒介素养。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认为,媒介素养分两个层次:一是公众对媒介的认识和关于媒介的认识,另一种是传媒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认识和职业精神。受众在接收媒介产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学会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同时学会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第二媒介时代”,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信息的平台,公众即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同时网络媒体把关人角色缺失,使得虚假新闻、不健康的文字图片在网上愈演愈烈,专家学者疾呼网络立法。笔者认为,强制性政策要与公众自觉性相结合,而公众的自觉性便体现在媒介素养上。

媒介素养的内容,除了以上说的两点外,还包括受众利用媒介资源的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及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程度。我国受众的媒介素养总体偏低,研究表明他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游戏,这使得网络环境呈现泛娱乐化趋势。因此,如何提高受众媒介素养便是问题之二。

问题之三在于传媒工作者如何树立职业精神。“虚假新闻”便是传媒工作者职业精神败坏所致。在过度娱乐化的问题上,传媒工作者要做的是如何既担当社会责任又吸引受众关注。这一点与前文中提及的媒体如何兼顾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有相同之处,原因在与传媒工作者隶属于传媒机构,他们的职业认知源自传媒机构的定位和价值选择。但抛开传媒机构,传媒工作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要有正确的职业人士和价值判断,这些关系到他会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新闻传媒从业者。

媒介时代这个大的背景下,娱乐不再是传统的娱乐,娱乐化有它的合理之处。过度娱乐化的出现,让人们重新认识娱乐问题的同时,也会自发地产生应对措施。《娱乐至死》的扉页上,“人们因为享乐而失去自我”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社会机制在不断修复过程中的作用。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娱乐至死”这个命题的提出确实起到了警示作用。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