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影响及其战略反应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整合全球价值链、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对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冲击主要体现为需求下降与财务困难。另一方面，危机也有利于获取战略性资产与优秀人才，迅速强化OEM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其应对危机所采用的战略主要有：实行电子商务、创新升级、成本控制战略和政府支持。其中创新升级战略对销售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并对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天生国际化　金融危机　OEM　全球价值链　资源基础观　制度基础观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9－0061－09

一、导言

发展中或新兴国家的天生国际化中小企业，很多是原始设备制造商，从事劳力密集的“贴牌”或“代工”生产。毛蕴诗等学者指出，新兴经济体发展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技术，加上低成本优势明显，以OEM方式进行加工贸易出口是理性的选择。以中国为例，很多OEM企业在成立初期，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外包的代工订单，进入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迅速启动国际业务。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使中国OEM企业受到巨大冲击。事实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OEM企业，在危机前就已逐渐丧失低成本的出口优势。从2005到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21％的升幅。再加上近来劳动力、土地成本与原材料价格上升，处境已十分艰难。而危机不仅使需求下降，同时带来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巨幅波动，进一步增加了价值链上采购环节的成本和风险。2009年中国境内就有约6.7万家OEM企业破产倒闭。尽管之前研究已揭示了驱动小规模企业国际化的因素，但人们对于天生国际化中小企业的认识依然有限，特别是有关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下新创企业的国际化现象更是如此(Filatotchev等，2009)。现有文献仍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而非新兴经济体的天生国际化企业。

从资源基础观来看，企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的来源，而核心竞争力又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可驱动企业的出口行为与战略方向。而从制度基础来看，企业的战略选择必然会受到它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正式和非正式的制约。由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独特性，很多学者主张研究中国企业时，应同时考虑前两个观点(Lu等，2010；Peng等，2009)。

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全球价值链的框架，整合资源基础和制度基础的观点，对以下两个主要问题开展研究：(1)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主要影响如何?(2)这些OEM企业应对危机的战略如何?是否有效?

二、理论基础和假设

(一)金融危机对全球价值链与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影响

如Humphrey(2004)所言，全球价值链代表着全球协调生产和分销的新形式，让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以较低成本的优势为国际买家提供的设计进行加工制造服务，甚至只为其生产最终产品的部分零件。这种观点已被国内外学者有效地应用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如何获得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比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低成本优势，许多制造商迅速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客户开展业务，使OEM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一种初始又常见的形式。这个现象清晰说明了全球价值链如何驱动新兴国家中小型制造业的国际化进程，促使它们很早就成功进入全球市场，成为天生国际化企业。

除了机会，全球化同时也为企业和经济带来了威胁(Kaplinsky等，2009)。Mefford(2009)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就是金融机构收紧了对企业的信贷额度，而随着市场对成品需求的迅速下降，这种不良影响迅速通过全球价值链向外扩散，最终影响了全球各地的供应商。有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发现，它们位于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随着订单的减少而突然停业了(Green，2009)。根据Mefford(2009)的观点，由于全球银行在2008年都经历了严重危机，开始严格限制对企业客户的信贷。很多资金不足的公司只能相应地削减采购、降低库存、并延长付款期限。金融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主要反映在融资、代工供货、成本三个领域，为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下降与财务困难两个方面。

此外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也为中国企业的国际扩张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许多OEM企业在“内向国际化”过程中就已经发现，发达国家企业拥有值得学习的先进技术与知识。由于危机对国外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获取发达市场的战略性资产和人才成本变得较低，许多中国企业因此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国际扩张。鉴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金融危机有助于企业获取发达市场的战略性资产和人才。

(二)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与中国天生国际化OEM出口企业的战略

1、资源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认为，公司通过有效利用其有价值的、稀缺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获取竞争优势。大量文献运用资源基础观，或者由其发展而来的相关概念(组织能力观点等)作为他们的核心理论框架来探讨天生国际化的意涵。正如Sapienza(2006)等所言，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为研究组织能力发展和资源基础理论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有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的OEM企业是先在本土通过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合作(以代工制造或合资企业的形式)启动国际业务，是一种“内向国际化”的发展过程(Luo和Tung，2007)。以中国OEM企业为例，他们多半一开始只为发达国家的品牌产品提供生产和组装业务，而由外国公司／买家控制了市场营销和研发职能。但在合作中他们学习到新知识、技术与培养了关键能力，之后由升级战略提升组织能力，从“传统贴牌”的OEM业务逐步过渡到“委托设计制造”(ODM)，然后逐步形成自主品牌(OBM)。因此，“内向国际化”的概念体现了中国OEM企业如何利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取得关键资源，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并成长为国际化企业的发展路径。研究显示，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在进人价值链后，主要战略就是培养营销与创新能力进行下一步升级。

学者(Tang和Hull，2009)指出，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中国中小企业最常用的三种基础战略是：市场营销、成本控制和创新。其中市场营销和成本控制战略往往侧重于利用现有的工艺流程或者利用现有的产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而创新战略则使组织的注意力从现有模式转移到其他具有市场潜力领域当中。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所采用的危机战略，应该会符合前面提及的中小企业基础战略框架。鉴于此，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根据全球价值链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金融危机下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会利用成本控制和市场营销战略求生存，采取创新战略实现成长。

许多文献指出，信息与通讯技术以及相关电子商务的应用已被认为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国际化战略，特别是针对那些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竞争的中小企业而言。例如，在全球化程度很高的欧洲市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超出单个组织范围和规模的显著整合效果，让许多中小企业利用这 个平台整合技术、财务和人力资源，在成立初期就跨出国内市场，从事国际化业务。换言之，活跃的电子商务活动反映了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是推动目前北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天生国际化现象的关键因素(Matlay和Martin，2009)。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也是天生国际化企业，我们假设4：

假设4：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应该会利用电子商务战略整合资源，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

2、制度基础观。不少研究提到，资源基础观仅集中于探讨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对制度环境及其变迁缺乏足够重视。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制度基础理论。毕竟，被定义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对企业有显著的合法性压力，并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由于制度环境带来的整体性压力，处于相同制度环境下的组织，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变得同质化，以符合特定的制度规范。简言之，制度基础观阐明了为何处于相同环境下的企业，容易选择相似的战略实践。过去研究已证实，新兴经济体的企业特别容易受到当地体制的约束，因此制度基础理论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密切(Gao等，2010；Peng等，2009；Deng，2009)。

根植于中国体制环境下的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战略，必然会直接反映中国大环境的规则和信条。毕竟中国政府仍然对中国的经济保持巨大的影响，它不但施行了许多有利的相关政策促进企业的出口，而且在激励企业提出与时俱进的战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Ritchie，2009；Dodgson，2009；Peng等，2009；Deng，2009；Lu等，2010)。例如，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支持OEM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协助他们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从这个观点来看，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是否对OEM企业的战略执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在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援助与支持对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绩效有积极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步骤

本文按照探索性实证研究方法设计。我们汇总开放式问卷收集到的题项，经过仔细筛选不相关项目和重复项之后，开发出一套由20个题目组成的初始问卷。我们进一步咨询了管理学界专业人士，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订。最终版本包括了有关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9个指标，以及有关天生国际化OEM企业主要战略的10个指标，还有1个关于企业绩效的指标。

我们一共进行了三项研究检验5个假设。在研究1，我们利用五分制里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让受访者回答对问卷中9个题项的认同程度。之后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模型，检验假设1和假设2。

接着在研究2，我们同样使用五分制里克特量表让受访者回答对问卷中10个题项的认同程度。之后同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模型，确认OEM企业所采用的战略。

之后进行研究3，将前述研究2成果的模型维度分别作为自变量，因变量则是企业绩效(用五分制量表：从1=下降很大到5=增长很大，让受访者评估销售情况)，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来检测战略、政府作用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以验证假设3、4与5。

(二)样本和数据采集

我们利用上述问卷在第6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展开正式调研，这次博览会于2009年9月在广州的琶洲会展中心举办。资料收集后，我们挑选出符合以下标准的“天生国际化OEM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1)必须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年销售额不超过3亿元以及雇员少于3000人)；(2)必须从事OEM制造业；(3)必须是天生国际化的出口企业(公司成立三年以内已从事国际贸易，其收入比例中来自于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必须超过或至少50％)。

经筛选后，有80个可用的数据样本，问卷回收率为43.7％。样本当中，71.3％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商，而28.7％是技术密集型的；52，5％的企业员工不到300人，23.8％的企业有301到1000名员工，14.1％的企业员工超过1000人；而根据年收入，15％的企业完全依赖出口，40％的企业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出口(超过或等于75％)，45％的企业出口占总收入的50％以上但不到75％。

(三)变量与共同方法偏差

1、控制变量。我们选择了三个被证实能影响天生国际化企业业绩和战略的控制变量。根据文献，企业规模与国际业务的绩效有正相关的关系(Lu等，2010)，并能够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Gubbi等，2010)。㈣因此我们用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我们用两个虚拟变量来控制企业类型(传统制造业=0，高科技制造业=1)，以及出口占总销售额的比例(100％=1，大于或等于50％=0)。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研究的所有变量都是同一数据来源，并在同一时间进行测量，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就有可能存在。为了减少这种偏差，我们在数据收集阶段采用了Podsakoff(2003)等学者推荐的方法。首先，在问卷中说明了问题并不存在“正确”或者“错误”的答案。其次，我们也使用多指标的量表来构建问卷。

我们通过单因素试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Podsakoff等，2003)。如果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有可能出现：(a)出现一个单一的因子；或(b)一个一般因子解释了变量之间方差的大部分。结果表明，变量包含了七个独立因子(特征值大于1.0)，解释了总方差的75.563％，而最大的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17.032％。因此，本测量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研究1：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们首先执行数据检验(KM0=0.603＞0.5，Chi-Square=188.996，df=36，Sig＜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接着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做主成分分析和因子旋转，结果有4个特征值大于1.0的因子被提取出来，呈现一个清晰的四因素模型，解释总方差的79，380％，所有指标的共同度都超过了0.66。如表1所示。

1、信度和效度检验。我们检验了对研究1的量表。结果显示四个因子的一致性系数均超过了0.7(F1=0.748，F2=0.802，F3=0.732，F4=0.722)。而前述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因子负荷能解释总方差的79.380％(＞40％)。因此上述结果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

2、研究1结果分析。研究1的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主要影响呈现为一个四因子模型。按其内容成分命名如下(见表1)：(1)全球需求的急剧下降(人力资源过剩、库存水平过高、订单急剧下降)；(2)财务挑战(资金流动性低和现金流短缺)；(3)获取战略性资产的机会(以低成本招聘人才与对外投资的机会)；(4)业务与市场空间的调整。

其中第一与第二个因子明确地反映出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主要冲击是全球需求的急剧下降和财务挑战，假设l得到了支持。而第三个因子则反映出金融危机也带来了正面的机会，比 如让企业以较低价格获取关键战略资产。除了财富和消费水平的严重下滑之外，发达国家还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因此，危机后投资发达国家的企业与招聘优秀人才变得比较容易。正如Luo和Tung(2007)所指出的，发达国家企业拥有值得学习的先进技术与知识以及关键性战略资产，当机会出现时，OEM企业会以并购外国企业作为跳板，进一步扩展海外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业务和市场空间的调整。同时研究1的结果也揭示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正面机会，比如说向发达国家外向投资和低成本招聘人才的机会，假设2也得到了验证。

(二)研究2：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危机战略

数据检验的结果(KMO=0.608＞0.5，Chi-Square=236.255，dr=45，Sig＜0.001)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有4个特征值大于1.0的因子被提取出来，可解释总方差的73.281％。如表2所示。

1、信度和效度检验。根据前面的标准检测研究2的量表，结果显示4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是可接受的(F1=0.887，F2=0.722，F3=0.666，F4=0.628)。而前述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因子负荷能够解释总方差的73.281％(＞40％)。因此，测量结果是可信的。

2、研究2结果分析。研究2的结果显示，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战略呈现出清晰的四因子模型。根据每个因子的内容成分，我们将其命名如下(见表2)：

战略1：电子商务战略(用互联网建立网络营销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

战略2：创新升级／营销战略(增加产品多样性、开拓国内市场、生产“自有品牌”产品)

战略3：政府支持战略(参加政府提供的培训项目、出口融资援助与免税计划)

战略4：成本控制战略(缩减员工与运营费用)

战略1“电子商务战略”包含两个指标突出了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平台在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性。金融危机让企业对成本变得更加敏感。尽管信息和通讯技术并不能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但有效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确实可以让企业对成本进行有效的观察和监控，从而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Rangan和Sengul，2009)。

战略2“创新升级／营销战略”三个指标包含了市场营销和升级活动。其第一和第二个指标(见表2)属于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Schmitz，2006)。有研究表明，对于OEM企业来说，最有效益的战略就是将企业升级到自主品牌制造。

而创新升级／营销战略的第3个指标(见表2)则反映了OEM企业的新市场方向，这也符合了当前的全球趋势。即从“中国制造”到“市场在中国”(Mao和Chin，2010)的转变。随着中产阶级收入的大幅上升，中国在2025年之前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整体经济正在从制造业向消费主导的市场转型。Lau和Bruton(2008)认为，进入中国的外资可根据自身动机采用不同的形式，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又是一个良好的制造平台。因此，过去主要依赖出口与海外需求的中国OEM企业，现在也开始注重国内这个消费潜力巨大的新市场。

战略3是“政府支持战略”。这突显了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起到重要作用，体现了制度基础观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政治控制与奖励和处罚企业的权力，使企业能够遵守政府的指令。而中国企业往往也积极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治和财政奖励。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税收减免及财务资助方案来帮助企业。

战略4“成本控制战略”，是企业公认对减少财务压力的有效方法，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抵抗经济衰退的企业广泛使用。然而不幸的是，缩减员工人数以及削减运营费用可能同时导致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恶化，造成在金融危机后更高的失业率。

综上所述，研究2的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3，金融危机下中国天生国际化OEM出口企业的确利用成本控制和市场营销战略求生存，采取创新战略实现成长。而信息技术的运用的确能提升企业的成本效益，强化企业利用和分配资源的效率，因此“电子商务战略”的确是天生国际化OEM出口企业应付金融危机时使用的一种主要战略。这让我们的假设4也得到了充分支持。

(三)研究3：战略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测企业战略与绩效的关系，我们以研究2的四因子模型中的4个因子分别作自变量，销售业绩作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并纳入了前述3个控制变量。

表3列出了研究3中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汇总了两个回归分析模型的结果。模型1表明，战略2一创新／市场营销战略是唯一显著影响销售业绩的变量(p＜0.001)。由于战略2是由三个题项所组成，我们接着在模型2中以这三个题项分别做自变量，销售绩效作因变量，进行更深入的回归分析，考察个别指标对销售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其中两个题项对销售有特别显著的影响(见表4)。

此外我们也计算了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显示其值全部小于3，远低于临界值10，表明本研究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Rabgan和Sengul，2009)。

研究3结果分析。研究3的结果表明，只有“创新升级／营销战略”能够显著地影响销售增长(见表4)。其中产品多样性和开拓国内市场两个指标，对销售的增长有最积极的影响，能帮助企业较快获得经济回报。因此，这个战略不仅为金融危机带来的业务停滞提供了解决方案，还为企业的未来带来了较高的价值创造潜力(自主品牌产品)。此外，结果说明，政府的帮助并不能直接地影响OEM企业的销售绩效(见表4)。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能力才是驱动其销售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在相当程度上呼应了资源基础观的理论。我们假设5并不能得到验证。

五、结论

本文整合全球价值链、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的思路，聚焦于中国特定背景，以天生国际化OEM出口企业的样本进行分析，调查金融危机对这些企业的主要影响，以及这些企业为了在经济衰退中求生存与发展所采取的主要战略，并据此提出5个假设和进行3项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2、3与4，但假设5并没有得到支持。

研究1的成果具体且全面地说明了金融危机对中国天生国际化OEM企业的影响。四因子模型清晰地表明了危机给这些全球价值链中的OEM企业带来的负面后果和正面机会，也突显了财务能力是解除危机的关键资源，以及市场营销能力对企业短期经济回报的重要性，这些不仅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未来挑战与机遇，也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一致。

研究2和研究3则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阐明天生国际化OEM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战略，其中“电子商务战略”与“成本控制战略”符合资源基础观点，证实企业的战略选择会受到所拥有的资源和外部风险的影响。而“政府支持战略”虽然未能体现积极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它提供的帮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企业的战略选择，如鼓励OEM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或通过从低端制造向更高端的环节升级(毛蕴诗等，2009、2010；Mao和Chin，2010)，这些也体现了制度基础观的观点。此外，“创新升级／营销战略”是唯一能有效促进销售增长的战略，更好地体现了资源基础观的观点。天生国际化的OEM企业可以利用从国外学习的能力与资源，进行转型升级与开发自主品牌，扩大国内市场业务。

尽管中国现在拥有超过1000万家中小企业，目前学者对中国国际化中小企业所做的研究仍然很少。特别是缺少金融危机对天生国际化OEM企业影响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深化与丰富有关天生国际化企业成长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