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苦兄弟

老照片中的两个身着解放初期人民警装的年轻公安战士(右为我的父亲王京、左为姚富叔)，是一对从日寇铁蹄下死里逃生走上革命道路的苦兄弟。

1943年9月，上海街头十里洋场到处贴了一个诱人的广告：“大连福昌公司”在沪招工，工资每天一日元、吃大米饭、白面馒头、免费发单、棉衣和被褥……，半年期满后立即送回上海。

自幼失去双亲四处流浪的父亲，看到这则广告后，饿着肚子一溜小跑赶到招工报名处，没想到从此走进了鬼门关……

三天后的清晨，和父亲一样被诱骗来的97人，被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押上了开往大连的“天津丸”号海轮。原来当时日本人在上海慑于国际舆论，不敢像在内地那样明目张胆地抓劳工，而是采取了骗术。

那时正是三伏天，闷热的货仓像个蒸罐。第二天，就有许多人中暑呕吐，父亲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和旁边的4个人一起低声发着牢骚，结果越聊越投机，五个人当场“义结金兰”。

到达大连后，父亲他们这批从上海来的工人被定为177牌(代号)，分为五个班，专门装卸火车拉来的货。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船上结拜的五兄弟中就有三人被折磨而死；老大李全出逃被抓回，日本人用棍棒活活将他打死；老二孙松林不幸染病身亡；老三王阿强在装卸豆饼时，因吊车钩突然断裂，整个人被从天而降的豆饼砸成了肉酱……

由于工棚条件极差，疾病传染得很快。有一次，仅3个月时间就有3520个工人死于流行病。日本人为了怕传染病蔓延误了工，在工区设了个医院。所谓医院还不如说是“等死院”，进了医院都得先衣服，然后发给一个破毯子躺到一个光溜溜的大坑上。没有任何治疗措施，吃得像猪狗食，命大的与死神抗争过来就重新做牛做马。在医院的锅炉房旁放了一摞薄木棺材，病重者有的发高烧还在说胡话就被抬到“等死间”，一咽气就被扔到薄木棺材里，攒够一车就运到寺儿沟的东山沟里草草地埋掉……

1944年的正月十五，父亲也住进了“等死院”。这可急坏了姚富叔，为了救活父亲，他每天都从嘴里省下两三个小窝窝头，拿到小市上卖，那时粮食十分紧缺，一个窝窝头可以卖3分钱，姚富叔就用卖的钱买一碗“甜末”粥(在咸苞米粥里放上几粒花生和几个葱花)，再花5分钱买几个盐水的鱼头，装在破洋铁盒里，藏在破棉袄里带给父亲。是姚富叔使父亲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而到这时，与父亲他们同来大连的97人，因工伤、疾病死亡剩下的人数已不足20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的末日终于来到，死里逃生的父亲和姚富叔终于如愿以偿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当上了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