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看家庭伦理剧中的“通俗性”与“民族性”

[摘 要]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电视剧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最初的青睐外国剧到名著拍摄高峰,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民叙事风格的呈现,由此促使了家庭伦理电视剧获得令人瞩目的大发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家庭伦理剧蕴含的本质特性为“通俗性”与“民族性”,着眼于接受主体――观众的审美心理,从而达到实现甚而超越观众的期待视野的目的。

[关键词] 接受美学;家庭伦理剧;“通俗性”;“民族性”;期待视野

电视剧可以说是典型的观众艺术,没有观众的接受是无法存在的,观众的接受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电视剧作品的命运。[1]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的开端之作《渴望》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剧艺术真正走向成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带有平民叙事风格电视剧的产生。时至今日,家庭伦理剧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发展。所谓家庭伦理剧,自然是以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多采用日常化叙事和平民视角,体现着中国独特的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其在当代繁荣的原因,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转型的必然,还因为其两个重要的特征:“通俗性”与“民族性”。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通过对接受主体――观众的审美心理以及期待视野的探讨揭示这两个特征的深刻内涵。

接受美学理论与观众的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在1967 年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姚斯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这种接受者而创作的。”[2]所以对于电影电视剧而言,无论是其外在的故事、人物、情节,还是内在的、深层的价值体现和文化认同都应考虑到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所说的期待视野,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当电视艺术符合观众既有的期待视野时,就会使观众获得满足并产生共鸣;当其落后于观众既有的审美期待视野时,观众就会产生失望或抵触心理;而当其超前时,不仅会提升观众的思想情感,同时进一步拓展并影响以后的期待视野。本文将探讨家庭伦理剧中的“通俗性”与“民族性”是如何着眼于接受主体――观众的审美心理,从而实现甚而超越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通俗朴实――立足于接受主体

家庭伦理剧所体现的“通俗性”是指其主要接受主体是普通老百姓,表现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情感故事。家庭剧的平民意识和平民审美风格是其成为主流电视剧艺术的重要因素。家庭伦理剧常常以家或家庭成员为核心,叙事线索也是在家庭成员间自然展开,和真实生活极为接近。从家庭剧的场景选择上看,都尽可能地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环境。热播剧《我是一棵小草》中出租车司机林小草的生活环境就是一个普通的旧居民区中的一个极其简陋的院落,院中的各种摆设都比较陈旧,体现出小草是个平凡百姓的形象。从人物形象塑造上来看,力求生活化、家常化。《王贵与安娜》一剧中,王贵是个从农村进城进修的工农兵学员,说话带着乡下口音,有着不良的生活习惯,在向安娜炫耀他的西方文学修养时,开口便唱起了豫剧;但是王贵的宽容和善良、讲话方式的幽默风趣又使得他十分惹人喜欢,这样一个真实而又丰富的形象塑造很容易就将观众带入剧中。从叙事内容上看,面对家庭剧中的平民人物形象和情感命运,普通观众很自然地感同身受,就像是在回味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自然引发他们的审美共鸣。看着王贵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的为难;安娜为了孩子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儿女的事业、婚事让王贵和安娜这对夫妻操碎了心……哪一桩苦恼不牵动人心?哪一件心事又不是人们时常会有的?这也就不奇怪收看家庭伦理剧的观众常常将自己融入剧情中,一边看着剧中人物的故事,一边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因此,“通俗性”是家庭伦理剧的灵魂,脱离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家庭剧也就失去了其接受主体。

民族性十足――满足传统审美心理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把种(民族)特性作为构成艺术(精神文化)的一种永恒的“内在动力”[3]。而构成观众审美文化心理最重要的因素无疑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家族情节、伦理诉求以及“中和之美”。

(一)家族情节和伦理诉求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4]中国家庭伦理剧所体现的家庭的温情和对背离家庭的价值观念的批评满足了人们的传统审美需求。人的伦理需要是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性需要,在面对各种人际关系和交往困境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内心经验,希望知道应选择何种态度和采取何种行为,希望对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伦理诉求”[5]。

在《空镜子》中,相貌平平但朴实善良的妹妹孙燕最终获得了好事多磨的幸福,生活虽称不上十分完满,但逐渐感悟人生,最终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相反,美丽的姐姐孙丽,一直是被异性的真情和关爱所包围,但是其欺骗、随意、轻浮、没有责任心等与中国传统美德背道而驰的人性弱点与误区最终让她受到生活的惩戒,遗失了所有的真情,从而满足了观众的伦理期待。

(二)“中和之美”

“中和”,并不是指作品叙事结构的各个部分和各条线索之间分量相同且整齐划一,而是指家庭剧的结构安排注重多元合一,两极中和,即多线索并存于交错发展中达到有机统一,在两极的尖锐对比中达到均衡和谐。[6]“中和之美”体现在家庭剧的各个方面,诸如整体结构特征、情感表达方式、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结局等方面。尤其是在叙事结局上,家庭伦理剧往往追求冲突的和谐解决,很多作品都采用了大团圆结局,符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中国人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这样的审美心理促使国人偏爱团圆。同时,家庭剧充分体现着“正义的力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在表达上却比较温和,对有过失的剧中人大多数进行温和的惩戒,劝恶扬善,而不是对抗到底、不留余地。这样才能满足受众对“人伦之和”、社会和谐的需求心理。家庭伦理剧《我是一棵小草》在大结局的处理上就满足了观众这种“大团圆”的传统审美心理,善良坚强的小草正如其名字一样,没有花的美丽和芬芳,也没有树的高大挺拔,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都一如既往的乐观和坚强。她将第一任丈夫留下的私生子视如己出;面对失去儿子而变得古怪刁钻的婆婆她给予极大的耐心和孝心;一向对她冷言冷语的小姑子出事之后,她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以德报怨。对于这样一个几乎继承了所有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赋予她一个完美的结局是顺应民意,符合中国观众“大团圆”传统审美心理的必然要求。

传统文化的突破――超越期待视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处于急速发展变化之中,呈现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矛盾,由此带来了家庭伦理的一系列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伦理剧应该直面家庭成员的真实人性,深刻地表现由社会发展不平衡、不成熟、不公正所引发的在家庭人情、伦理方面的问题。

(一)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发展与超越

随着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不断构建以及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一些家庭伦理剧尝试了一些新的家庭模式,给观众带来情感上和审美上的新鲜感,超越了传统的审美期待。《我是一棵小草》中小草顶着巨大的压力,嫁给在生活背景、文化程度上都与其有巨大差距的刘水,一个结过婚的出租车司机与有家族企业的国外留学归来的设计师结合,这本身已经足够吸引观众的视线;当小草带着婆婆和已故丈夫的私生子一起出嫁时,整个故事情节达到了高潮部分,一对夫妻、两个婆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孩子和一个亲生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完全超越传统模式的家庭,但是真情却最终使得这个家庭幸福和谐。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追求,满足观众对传统的民族美德的伦理需求,又令人感受到超越传统审美风格的力量,超前于观众既有的期待视野。

(二)叙事结局的突破

在叙事结局方面,一些家庭伦理剧对社会、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不回避也不做简单化处理,而是突破“大团圆”的表现模式,提供一种新的审美视角,将更加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超越观众的期待视野。《我是一棵小草》中岳小梅是个爱慕虚荣、性格古怪刁钻的女孩,为了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不惜成为奸诈小人厉坤鹏的情人并被其利用,差点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嫂子小草的帮助下,岳晓梅重新做人,并接受了警察小王的感情,剧情发展到这时,符合观众对于“亡羊补牢,尤为未晚”的传统审美期待,但是剧情并未按照观众预期设想的那样发展,小王最终无法接受岳晓梅的“过去”而选择离开她,而晓梅也没有能够突破性格上的弱点,不能像小草那样勇于面对问题而最终选择逃避,嫁给一位只见过一面的华侨到美国去了,整个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悬念十足都提高了观众收视期待。在面对小草的挽留时,晓梅的那句“嫂子,我不是你,无法做到像你那样的坚强和勇敢”将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呈现给观众,让观众的情感和审美心理都得到了一次升华和超越。

结 语

从《渴望》到《我是一棵小草》,从《牵手》到《王贵与安娜》,家庭伦理剧伴随着中国电视剧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一路走来,以其特有的“通俗性”和“民族性”受到广大普通百姓的认可。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选取几部典型的家庭伦理剧进行分析得出:只有立足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即“通俗性”)、传承中国独特的传统伦理(即“民族性”)的剧作才能满足受众的审美心理和期待视野。当然,在新的历史阶段,电视剧艺术也面临着新的理念变革,家庭伦理剧的未来发展也要做到与时俱进。雅俗共赏、继承并超越传统的民族审美,将是家庭伦理剧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周月亮,韩骏伟.电视剧艺术文化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76.

[2] [德]H R 姚斯,[美]R C 霍拉勃.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A].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C].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 宋法刚.观众审美文化心理探究[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6(06).

[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2.

[5] 曲春景.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46.

[6] 曲茹.电视艺术的审美化生存[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97-199.

[作者简介] 孙志祥(1965― ),男,江苏如皋人,博士生,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杨蕊(1987― ),女,江苏宿迁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