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涛“艺术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

Q：你1980年代在上海上大学，学的是美术，当时你怎么会选择画画呢？是否与你儿时的经历或家庭背景有关？什么原因促使你走上当代水墨艺术创作的道路呢？

A：我选择画画，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家里倒没有从事美术这一行的。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那些连环画和屋檐、灶头上的风俗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边看，一边自己也依着葫芦画瓢地涂鸦。慢慢长大了，这种喜爱就更强烈了，先后也跟过几位老师学习，是越画越愿画，越离不开画。

说到走上当代水墨艺术的道路，对我而言，是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师从花鸟名家钱行健老师，可以说是出师于传统水墨。那时我也特别用功，疯狂地画画，年轻嘛，好胜心强，凡事总想做到最好。而这样心态下的一个好处就是练就了扎实的传统功底，其实在那时我对水墨艺术的理解还只限于对传统的模仿和再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我开始不安于现状，总觉得只讲传统笔墨，用句比较时髦的话就是“不给力”，所以偶尔我也开始尝试着进行一些创作上的小“革命”，偶尔打破中西绘画的界限，打破水墨、色彩等形式材料的分工。直到2003年非典期间，我闭关画画，开始把这种尝试性的探索转变为系统性的创作，于是有了“瓶花”系列。而且我越发觉得在这种中西融合的绘画表达中找到了“自由感”，我想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所谓当代水墨艺术之路吧。

Q：你的出生、成长、学习、生活都在上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上海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变迁，而你也见证了上海的变化，那么作为当代水墨在上海的代表艺术家，可否谈谈你对水墨艺术不同时期变化的感受和理解？

A：那就结合我自身的绘画经历来谈一谈吧，上海水墨艺术的发展，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85’新潮”之后开始再度活跃的，那个时候受西方艺术观念的全面冲击，一些水墨艺术家转向所谓实验水墨、抽象水墨的尝试，一开始只是简单地把传统中国画和西方艺术中的元素符号嫁接在一起，以一种表面化的方式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模式，去迎合西方的当代艺术。

但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随着当代艺术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发展，之前的那种探索和尝试变得越来越浅显和单薄。那个时候，大家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整个当代艺术的语境下，水墨艺术应该如何革新、如何表达…… 这些都是大家思考的新课题，说白了，就是开始真正思考什么是“水墨”的当代性内涵和形式，以及如何建构。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近几年，随着与国际前沿艺术的交流频繁，又加上艺术市场的刺激，大家开始转向深层次地对水墨艺术内核性的探讨、对传统性的解读。所以现在大家纷纷开始进行更有内涵和文化自信的艺术探索，目的就是想以民族性面貌在国际艺术舞台上亮相。

Q：你是当代“海派”绘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水墨的技法和风格都趋向成熟，而之前你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瓶花”系列、“荒谷”系列到今天的“荷塘”系列，不管在形式语言，还是内容题材上，都有可观的变化，这种改变得益于什么？是什么促使这种转变？

A：这种改变应该是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源于大的艺术环境的不断发展；另一个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了。

在我眼里，水墨艺术不是独善其身、一成不变的，它逃脱不掉整个大的社会艺术背景的影响，我个人的创作也不例外。基本上我的几个转变期也都对应着当代水墨艺术发展的几个阶段，说明外界的影响是有的。但不管创作手段、题材如何变化，我都秉持着一种艺术态度—用切合时代的方式在作品中体现自己对东方文化和审美意识的独特认识与理解。这也是我艺术中不变的精神核心。

刚才说的这个算是外因，另一个就是内因。随着个人成长，看的多了，思考的多了，想表达的东西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对于我来说，水墨的表达就是我思考外化的呈现媒介。在表达的过程中，只是拘泥于一种风格，比如单靠传承传统笔墨的程式不免会有些局限，自然就想要找到一种更适合于当下表达的形式与内容，所以技法上要改变，观念上也要改变。2003年画“瓶花”系列，其实想法很单纯，就是想在绘画中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而慢慢地，这种状态成为绘画回馈给我的乐趣之一，而水墨也越来越作为我思考表达里不可或缺的媒介。所以到了“荒谷”、“江边”的时候，表达越发自由奔放，也开始大胆地尝试形式、样式的变化，对西方抽象艺术也有所借鉴。而现在的“荷塘”系列，是对水墨艺术进一步的思考，借荷塘的韵来传递水墨精神的内核。

其实，在我看来，不断的自我改变，就是在不断地自我挑战，是件好事。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强自己对于绘画艺术及生活的理解。毕竟每一个绘画阶段，都意味着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发展过程，一路走来留下的恰恰就是这些有意义的足迹。

Q：你从事水墨艺术创作很多年了，作品中保留了传统的文人气息，有着文人情怀，体现为一种文人精神。你认为这种精神在当代水墨艺术中体现在什么地方？

A：当代艺术强调的是艺术家对当下社会环境的感知和观点的表达。而今天我们常常谈及的水墨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指文人画传统，而它所倡导的那种逸笔草草和独抒性灵的艺术境界，实则是建立在对独立的人文精神的重视上。而这种文人精神发展到今天，内核其实是没有变掉的，与西方所言的“当代艺术”非但不冲突，而且还有着契合点—强调个人对时代的感知性和独立的精神内涵。

Q：社会在发展，科技也在进步，水墨创作和呈现的形式、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如影像水墨、装置水墨等，为艺术的表达提供新的阐释的可能，与传统的呈现和表达形式相比较，你是如何认识今天的水墨艺术的？

A：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今天的水墨绘画实际上是处于多重文化的临界状态，比如对于它的欣赏，是既可从东方看，也可从西方看；这里面既有传统的气血，也有当代的面貌。

你刚才提到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直接影响的是水墨的创作手段、工具以及表达形式和方法等，就像影像水墨、装置水墨的出现，但这些只是在工具、材料上做多样化的转变，可是对于当代水墨而言，要的不仅仅是在形式上、也不是简单的对题材和主题上的“拿来主义”，重要的是观念和精神性的表达，以及之间的逻辑性。

今天的水墨艺术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整个大环境会显得有些“急功近利”，认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就是当代的”。但事实上对“新”的表现是要有根基的，只是为了求新而新，那是炫技，对今天的水墨绘画而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Q：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当代水墨艺术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的艺术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艺术自身的问题。你觉得目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家？

A：艺术家就是要做好艺术家自己的份内事，画好画、用作品来说话。但是这种表达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重复西方，如果只是些空洞的内容、简单的形式变形又有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新的就是好的，就是当代的”。重要的是要有个人的感知和认知。

中国的当代艺术相比西方艺术语境，缺少一种一以贯之的艺术根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其实是在跟着西方艺术跑。所以，现在中国艺术家的关键是把自己的根找回来，要结合个人语境展开绘画的讨论和思考，建立属于自己的当代艺术，否则只能是一种伪当代。而这种思考和观念的表达重要的是形式和内容统一，首先要言之有物，再根据内容研究用什么样的形式。

Q：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不仅指笔墨技法的借鉴学习、创新、进步，而在今天也是指一种人文情怀和个人关照，确切的说，是个人语言的社会意义。从艺术史上讲，自“85”以来，中国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个人语言表达的社会化。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趋势的？

A：“笔墨当随时代”，先要明确现在的时代是什么。其实，今天再言一体化、多元化、全球化已是老生常谈，因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随着近些年“水墨艺术”升温，艺术的国际流也越来越频繁。现在，“当随时代”的水墨问题应该是如何更好地让中国水墨在当代艺术的舞台上进行国际性对话。中国当代水墨要能展现东方艺术的审美核心—意韵，不是以简单的“笔墨程式”出场，而要转向对水墨内涵的挖掘，对东方性精神的表达，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更为牢固地确立中国水墨在当代艺术多元化格局中的地位。

Q：当代水墨有着自己的思想、态度和立场的表达，无论社会与时生怎么样的变化，它自身具有的自由性和独立性，甚至还有批判性是不能被改变的。你怎样在创作中解决这个问题？

A：都说我的创作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其实，中西融合的思想也正是我在寻求表达时的方法论来源。对此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我试图追求一种新的意境，但这种新的意境是发迹于水墨的东方性精神内核的，在此基础上，再言如何做“当代性”的突破。

因为我们的水墨画再宽泛，也是在中国水墨、中国画领域内，这就有它的特殊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核心不仅仅是笔墨，而是对东方性精神的表现。所以我在作品中追求的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水墨的意境，即古人所谓的“诗情画意”，这种境界是古今相通的。只是结合当下，这种意韵需要升华，不单是古人的小桥流水，而是需要找寻一种能引起现代观者共鸣的当代诗意和诗境。所以有人说看我的创作，跟西方意识形态下当代艺术给人的张扬感不同，有一种内敛的爆发力，韵味悠长，我想这大概就是中西融合所给予我作品的水墨气质吧。

Q：对于你目前的艺术创作状态，你的感受和期待是什么？

A：现在，创作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大部分的比重，我的生活几乎都与画画有关，我很喜欢泡在画室里，也很享受画画带给我的喜悦、自由、甚至是那种思考的痛苦。如果说年轻时夜以继日地创作是为追求艺术家的梦想，而现在画画则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状态，是精神和情感演绎的外化表达了。

至于说期待什么，我觉得用不着刻意，绘画会自然回馈你的，比如随着个人实践的不断增多，体悟不断加深，总会有新的东西透过画面迸发出来，让你玩味，给你惊喜。所以说现在对我而言就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觉而主动地进行艺术创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