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CAI的“东盟+3”货币合作研究

[摘要]本文运用最优货币区指数方法对“东盟+3”的货币合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盟+3”成员国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水平差异巨大，目前还不宜进行大规模的区域货币合作。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呈现出聚类特征，中国应该利用不同层次国家闯的合作条件分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货币合作　东盟+3(10+3)　OCAI　人民币国际化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最优货币区指数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OCA)最早由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l，1961)在其论文“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提出。文中指出，如果一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当这个地区受到对称性冲击而使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可以消除这种不平衡，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调节。这样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麦金农(McKinnon，1963)、凯南(Kenen，1969)等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以对外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等不同指标来作为最优货币区的衡量标准。在后期的OCA讨论中，经济学家们开始着手于综合性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通过一国加入共同货币区的多种成本和收益的力量对比来衡量是否适合加入。组成共同货币区的收益包括提高货币流动性，减小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在货币区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一体化和国际交换等。其成本则是以放弃货币自和汇率调节工具为代价，并且有货币区内贫富地区悬殊加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贝尤米和艾臣格林(T.Bayoumi&B.Eichengreen)教授，将计量方法运用在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量化分析上，开创性的提出最优货币区指数法(Optimum Currency Area Index，OCAI)，将名义汇率的变动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各衡量标准联系起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SD(eij)：α+∑βiXt。

SD(eij)为双边汇率波动率，Xt则代表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所确定的各项影响两国双边汇率的指标在两国之间的表现。通过回归方程得出的拟合值被命名为最优货币区指数。该数值越低表示两国之间的汇率越稳定，因而也更容易在两国之间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构建成共同货币区。

二、“东盟+3”货币合作的背景及现状

东盟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最初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的经济联盟，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随后加入。东盟与欧盟(当时称为欧洲共同体)几乎是同一时间成立，而在文化差异、政治一致性、协作程度、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与欧盟却相距甚远。东盟的十个成员国中，2009年以不变美元计算的GDP印尼达到4330亿美元，而老挝只有4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水平最低的文莱只有0.3％，而最高的缅甸却高达32.9％。成员国中只有新加坡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发达国家，其余的九个发展中国家中，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二层次，人均GDP为5000～6000美元；印尼和菲律宾为第三层次，人均GDP为1000～2000美元；而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则属于第四层次，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此外，十国的经济体制和类型、生产水平、科技力量、劳工素质、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自由贸易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短期内对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经济一体化集团。这些都是造成东盟发展有限的因素。

“10+3”的合作形式由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但最直接起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东盟受到巨大冲击，地区内各国加大了推进地区合作进程的努力。2004年11月底在老挝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被确定下来，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10+3”的合作成果中，“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旨在通过国家之间货币互换的安排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合作，防范和减轻金融风险。2006年，清迈协议将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的过程中的双边决策机制改为集体决策机制，由“双边”向“多边”过渡，实现了重大突破。同年的“10+3”财长会议上，中日韩三国财长还表示同意进一步研究包括区域货币单位在内的有关问题，首次就区域货币单位的协商事宜达成共识，直接引发了有关“亚洲货币单位”的热烈讨论以及亚洲共同基金的组建。

三、基于OCAI的“10+3”货币合作实证研究

不论从长远的战略构想还是从现实的市场需要来看，共同货币区都将是一个目标。但建立货币区也是有条件的，也需要付出成本，包括铸币税的损失和部分货币自的丧失等。改革的推行需要谨慎的选择时机，否则有可能导致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不足以冲抵其成本，适得其反。本文采用最优货币区指数方法对“东盟+3”的合作条件做一次“检查”，追踪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条件的变化和新趋势。

1、指标体系说明

本文采用贝尤米和艾臣格林的模型，以双边名义汇率的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借鉴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众多前人的经验选取国家规模、产出增长差异、双边贸易联系、通货膨胀差异和利率水平差异这五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指标体系设置如下。

(1)双边名义汇率波动率(Y)，为“10+3”国家年均双边汇率对数值变动的标准差。数值越小则表明从当前基础看，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越小。

(2)国家规模(X1)，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大小，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国家规模越大，则加入货币区所需要放弃自主汇率和货币政策的成本越高。

(3)产出增长差异(X2)，定义为SD(ln(gi-gi))，即计算各年度各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异gi-gi，并取阶段内对数的标准差，以此衡量长期内两国在产出增长差异上的对称性的高低。经济受到冲击以及冲击的不同反映，最终都将反映在产出的变化率上，该数值越小说明两国间的产出增长差异越小，经济冲击的非对称性越低(或者区域内经济体在受到不对称f生冲击的时候能够采取灵活调整，来吸收这种不对称洼)。区域内各经济体遭受到的冲击越对称，越容易采取趋于一致的货币政策，容易协调，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4)双边贸易联系(X3)，该指标为双边贸易占两国全部贸易比重的对数值，即ln(Tradei，j／Tradei，w+Tradei，j／Tradej，w)，取阶段内平均。理

论上，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则越具有稳定汇率的动机。

(5)通货膨胀差异(X4)，定义为两国阶段内平均通货膨胀水平P的绝对差值，即｜Pi－Pj｜。开放条件下，一国总体物价水平同汇率水平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度，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国家间通货膨胀差异越大，货币政策的取向差异大，因而进行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

(6)利率水平差异(X5)，定义为｜ri－rj｜，反映两国利率政策协调性的高低，计算阶段内均值。

2、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日韩一东盟共13个国家1990～2009年双边交叉78个数据对其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数据来源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和Direction Of Trade(DOT)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东盟秘书处网站。经计量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如下：

Y=-0.877-0.0119*X1-0.0414*X3+0.00971*X4+0.0432*X5

(－0.158)(－7.15)　(－12.6)　(8.87)　(29.03)

R2=0.7866　T=78　R=0.7860　F=1059.61　D.W.=2.19

由以上步骤确定的OCAI回归方程保留了国家规模、双边贸易联系、通货膨胀差异和利率差异四个变量，产出增长差异不能通过检验因而被剔除，说明产出增长差异并不是“10+3”汇率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余的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且拟合度良好。其中，除了国家规模的系数符号与理论方向不一致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实际方向与理论方向均一致。

理论上，国家规模越大，则放弃货币自的成本越高，对加入货币区越不利。OCAI模型以双边汇率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国家规模的系数理论上应该为正，对汇率的波动起促进作用。模型回归得到的国家规模系数为负，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研究对象中日韩一东盟13个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采取的是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剩下的10个国家都采取了或固定汇率、或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因此样本数据中的大部分国家都试图通过政府和外汇市场的干预来管理和稳定汇率，从而对汇率的波动起到平抑作用。

根据方程回归的结果，本文计算了“10+3”双边国家的最优货币区指数，并以此为依据将各国的潜在合作国进行排序。同本国的OCA指数最低的四个国家即为较适合组成货币区的潜在合作伙伴，相反，同本国OCA指数最高的四个国家为货币合作中成本较高的伙伴，目前不宜与之建立通货区。整理见表1。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总体来说，区域内国家间的货币合作呈现出聚类趋同的特征，即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之间、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合作成本较低，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成本较高，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居多。这也符合原来的预期和普遍认同。在一国对剩余的12个国家的OCA指数中，一方面，文莱、新加坡、缅甸、越南、老挝呈现出较高的平均OCA指数，表明经济水平程度较高的国家和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都不容易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货币合作阻力呈现两极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水平处于东盟第二、第三层次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则更易与其他各国合作，总体平均的ocA指数也较低。

从模型的拟合回归来看，利率水平差异对模型的拟合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其次是双边贸易联系指标。说明影响区域内国家间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利率因素和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内的国家要有较为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应该在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利率上加强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注意到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明显呈现层次分级的特点，因而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应该分别采取相应的策略。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应通过对外援助和推进周边地区人民币计价结算等渠道提高人民币在该地区的使用和接受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援助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应该重视对周边的不发达地区提供优惠贷款等对外援助，这些国家与我国贸易联系比较紧密，对人民币的认同度也很高，我国向其提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资金援助，还可以起到鼓励受援国使用援助资金购买我国商品，从而带动出口的作用。

对于次发达国家和经济水平相似的国家，应该充分发展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区域内同该群体的贸易联系和投融资渠道，积极开展人民币计价结算和货币互换等合作。对于我国选择币种和定价能力较强的商品，以及对资源类国家的资源进口需求，都应该大力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

对于较发达经济体，应该积极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和稳步开放投融资环境。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较高的服务输出和较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一方面我们要利用我国对发达经济体持续的服务贸易逆差向其输出人民币，另一方面应该建立起更为开放的金融投资市场环境，这不仅仅是吸引外资，同时也是流向海外的人民币的必要的回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