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鸿章

摘要：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李鸿章活跃晚清政坛40年，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影响极大。海内外学者对他的评价也是分歧很大，褒贬不一。本文拟通过历史人物评价的普遍性法则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李鸿章 洋务运动 近代外交 人物评价

一、引言

李鸿章在晚清政坛沉浮四十年，身居高位，权倾一时。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还是举办洋务、处理外交，他始终处在各种矛盾漩涡当中。因此，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褒贬不一。有的赞其为“中兴名臣”、“东方俾斯麦”“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有的则贬之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纵观历史，似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有争议。

在李鸿章逝世后的百余年里，由于受时代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者们对李鸿章的研究大多存在明显的时代烙印。中国大陆对李鸿章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年以前，为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对李鸿章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1949-1978年，对李鸿章全盘否定，批倒批臭；改革开放后，对其客观审视，重新评价。而海外学者对李鸿章的评价多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时代。清政府内忧不休，外患迭起。面对时局，李鸿章明确地宣称“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即改变祖宗成法，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自强御侮。同时为保障变法自强的安定环境，要争取和局，避免战争。

二、“内须变法，外须和戎”

（一）“内须变法”，推行洋务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祖宗成法的措施，要求把洋务的兴办与一定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其改革范围很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变易兵制，整顿军备，建立海军，加强国防；2.大力发展工商业，开展“求富”运动，增加饷源；3.改革教育制度，派遣留学生，大量培养和选拔人才。

（二）“外须和戎”，外交策略

李鸿章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无疑是十分丰富和相当复杂的。他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诚信”、“循理”外交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外交事务，力图为保障变法自强争取和平安定的环境。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传统儒家学说“诚信相交论”应用于近代外交领域，成为其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2.采用合纵连横之术，以夷制夷，是其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3.扼守海口，拱卫京畿，陆海表里依护，弃“藩邦”保疆土的海防战略。

三、甲午一战定荣辱，不以成败论英雄

对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学者们所持观点不一，其中最简单草率也是最不公正的，莫过于把责任全部推到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身上。目前国内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的一大考验，战争的失败也就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所以作为洋务运动总设计师的李鸿章也受到了各种非议。

从当时的权力结构来看，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虽然是当时朝廷的第一重臣，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这决定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无法完全放开手脚，因为当时的反对力量诸如清流派、保守派力量同样强大。与大多数官僚相比，李鸿章的洋务观念虽然已属超前，但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位传统型的官僚。在清廷当时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李鸿章既要发展洋务，又要明哲保身，在各种力量间保持平衡，而不能毫无顾忌的以洋为本。

北洋舰队外强中干、防军练军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是，清廷在战略上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国防军来看待。换句话说，满清贵族害怕汉人官僚掌握军队。清廷不希望这些军队过于强大，因为这会威胁到满人的统治。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局者的战略无知和私心所致。况且，当时的外部环境对中国也很不利。英美警惕李鸿章的“求富”改革，松绑日本，解除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以牵制中国；日本穷兵黩武到达极致，豪赌甲午之战。这些构成了中国甲午战败的外部原因。

尽管甲午一战中国战败了，但我们对洋务运动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不能因为一场战争的失败就否定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三十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洋务运动在培养新式人才、创办新式工业、推动中国全面近代化、开启民智等多方面的成绩也不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就可以否定的。

四、一生功过在和戎

对于李鸿章“和戎”政策的功与过，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有功，比如时人胡思敬认定在当时的议和之局中，李鸿章是清方最重要而且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并对其褒扬有加，把这位“中兴元老”的“和戎”毫无疑问地视为其一生的功绩。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李鸿章“误国”，例如辜鸿铭就有过这样的言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更为严重的一种看法就是“卖国”之说了。相传在李鸿章逝世后，北京的小市民将与他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这样一幅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二先生”是指李鸿章，既为“汉奸”，当然与“卖国”是分不开了。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把“外须和戎”作为对外交涉的总方针，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对比悬殊。李鸿章比较客观地估计了中外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承认中国的防卫体系落后，这是对的。但他过分夸大了武器在战争中作用，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与外国作战，因为即使暂时胜利了，最终也难免失败。这种观点导致李鸿章不敢作积极抗争，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李鸿章的误国也正由于此。

但李鸿章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消极的妥协投降，“和”只是一种手段。甲午战争爆发后，人们一般都认为李鸿章对此事的态度是退缩求和，指责他不认真备战。其实这有悖于历史事实。甲午战争爆发后，是李鸿章第一个提出备战方案，第一个着手准备应战，他麾下的北洋诸军一直是清军在各个战役中的主力部队。还如，在对待华工问题上，李鸿章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对外交涉，保护华工。

当然，李鸿章在更多场合表现为主和，并且由于他的主和，丧失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损害了一定的利益。但李鸿章的主和与琦善、崇厚等人的主和有根本的区别，他主和是为了给变法自强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条件。而且每次议和之后，李鸿章不仅没有松口气，而且大声疾呼：“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

李鸿章所阐述的弱国和戎思想以及他为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尽可能消除战祸、维持中外相安局面，保障自强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历史人物评价的普遍性法则

评价历史人物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要综合考察其全部活动，看其对当时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的是推动作用还是阻碍和破坏作用，分别情况作出恰当的判断。这是史学界对历史人物一贯公认的评价标准。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既要把其行为和进行的活动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进行评价，又要结合其活动对后世社会的影响进行评价。用这一标准来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功过，就会发现：传统的观点认为李鸿章的外交行为是卖国行径，他一生的功过也以此来评定。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如此评价李鸿章，的确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

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必定要结合其一生的全部活动进行综合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就考察其一生的经历并将其所有的活动都加以陈述和判断。因为人一生的活动非常之多，大到政治经济大事，小到日常生活琐事。评价时要以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和产生影响的历史事件为依据进行评价。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具备了两重性。一方面他是中国近代高级官员中最了解西方的一个，他所具备的世界眼光，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使他对于防止那座大厦马上就要坍塌下来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和无法推卸的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晚年更是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大清国的主梁。梁启超以一个政敌的身份却恰当地评价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道出了李鸿章致死挥之不去的满腹心酸和遗憾。李鸿章的改革主张和实践，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李鸿章的前辈们敢想而不能为的，也是李鸿章的同辈们所不能及的。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国家受到列强的侵害。国家不完整，其外交也必然受到屈辱。在这种条件下，李鸿章在进行改革和处理外交时就不免受到限制。孙行者纵然能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这个“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就是历史条件的既定舞台，它法力无边。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传[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2]董丛林.李鸿章的外交生涯[M].团结出版社，2008年.

[3]高翠莲.落日孤臣李鸿章[M].团结出版社，2007年.

[4]林璧属.从李鸿章外交行为的功过认定看历史人物评价的普遍性法则[J].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