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

【摘要】

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是一种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在产品责任、环境污染、劳工纠纷等领域涉及人群众多、分散性强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我国摒弃了以往的行政主导的模式，司法实践中倾向于限制群体性诉讼制度而采用惩罚性制度的适用，但惩罚性赔偿与“民法精神”不符，遏制乏力，暴露出很多问题。因此笔者探讨我国建立相应的替代机制，尽快从实体和程序上进行社会法立法。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大规模侵权事件 社会法

惩罚性赔偿（punitivedamages），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 美国是在1784年的GenayV.Norris一案中最早确认这一制度。惩罚性赔偿是加重赔偿的一种原则，目的是在针对被告过去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对被告进行处罚以防止将来重犯，同时也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通常认为，在美国法中，这一制度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合同纠纷。但是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案件。

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领域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曾出现个别地区政府信用缺失、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治安恶化的现象，处理过程稍有不慎极易酿成重大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很大。因此我国对大规模侵权的处理模式是由行政主导过度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曾经我国的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处理呈现行政主导的模式：

1.我国充分发挥政治优势，采用行政主导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开始高度关注社会稳定，不仅再次重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战略，而且将慎重处理群体性纠纷作为国家社会治理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国家政策层面上：“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主要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层面：2004年最高法院提出“群体性诉讼应急机制”。这种“应急机制”中“蕴含的已经不是一种司法的逻辑，而主要是一种行政的逻辑。运用行政、甚至运动式的手段解决群体性纠纷”

2.司法实践中倾向于限制群体性诉讼制度的适用，诉讼罕用

受大规模侵权处理行政主导倾向的影响，我国在司法领域依然支持特色的综合治理方针。“当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积极适用、甚至扩张适用群体性诉讼制度之时，司法系统的风向却是限制群体性诉讼制度的适用。”

“现行《 民事诉讼法》关于群体性规定主要集中在第54条和第55 条，其中，前者被学者称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后者则被称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正如学者指出的，第55 条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出于“休眠状态”，几乎很少被适用。”

（二）我国应对大规模侵权法治化努力——惩罚性赔偿制度应运而生。

我国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法治化努力就集中体现在设立和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我国建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就是为应对大规模侵权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次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是针对大面积假货泛滥欺诈消费者的现象，《合同法》对此作了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惩罚性赔偿则为解决严重的房屋买卖欺诈问题；《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则更是回应了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大规模侵权纠纷。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出现在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商品生产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假货横行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首要的就是打假。

我国民间本就存在“假一罚十”的习俗，将‘假一赔十’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武器交给广大消费者，动员亿万群众与伪假商品作斗争，并使之得以实惠，就能对伪假商品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其无处藏身”。

但是，由于这一制度与传统民法的填补损失的理念相冲突，立法过程中争议很大。“以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前一个月，草案中仍未有惩罚性赔偿条款” 。到“1993年10月 6 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审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驹向与会法律委员会委员逐一征询意见，在项淳一、孙琬钟等多数委员支持下，法律委员会决定将惩罚性赔偿条款写入草案。”可见，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是实用主义的，并且产生之初就充满争议。

1997年《合同法》再次确认了经营者欺诈须双倍赔偿这一制度。

2、《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针对商品房买卖领域中盛行的欺诈行为，为解决因商品房买卖合同引发的各种纠纷，以规范房地产商的开发经营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和《合同法》第113条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原则精神，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审判实践，针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恶意违约和合同订立时的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维护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并且也有利于促进重合同、守信用的诚信体系的建立。

3、《食品安全法》及《侵权责任法》

接连发生的“齐二药”事件、“甲氨蝶呤”事件以及三鹿毒奶粉事件，使人们认识到现行惩罚性赔偿制度无力解决在药品、食品安全领域发生的由经营者恶意造成的大规模分散害事件。人们开始对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反思重构，“三鹿奶粉事件”显然能够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但这一制度的惩罚与遏制作用阙如，作为扬弃，《食品安全法》[]及《侵权责任法》从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展，《食品安全法》扩大了适用范围，提高了倍数，《侵权责任法》则扩大了适用范围、主观和客体。

二、我国现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与不足——遏制乏力，问题很多

虽然我国惩罚性赔偿是为遏制大规模侵权而设，但该制度在我国遇到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起到遏制大规模侵权的作用，还造成了许多混乱甚至社会丑恶现象。

（一）惩罚性赔偿的理论障碍

第一，惩罚性赔偿与“民法精神”不符。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民法采用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因而在基本理念上应当拒绝惩罚性赔偿制度。

民法精神，基本基于一个出发点，即整个社会的一切运行机制，应当以个体的私权为本位，充满对人——最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民事权益的关注、关怀和关爱。这在本质上，解决了个体、群体和整体的利益基点或者民事利益的逻辑原点问题，也解决了国家权力与市民权利的关系问题。”

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私人罚款，是对民事违法行为进行的惩罚措施。”惩罚性赔偿倾斜性保护一方，使一方可以对另一方进行惩罚，使一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是对民法精神的颠覆与破坏。

第二，惩罚性赔偿与私法的补偿性原则冲突。

“在我国，侵权行为法始终坚持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偿原则，坚持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反对在侵权行为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金。”

民事责任重在填补受害人损失，以补偿为原则。“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裨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

这是符合“将某人的还给某人”的正义原则。但是，惩罚性赔偿却重在惩罚、遏制与预防。从各国尤其是美国惩罚性赔偿的实践来看，惩罚赔偿性责任与刑事责任一样，要衡量加害人过错的性质与过错的大小，并根据客观的损害后果，对加害人处以严厉程度不同的处罚。

（二）惩罚性赔偿的实践问题

第一，惩罚性赔偿的补偿与遏制作用十分有限。

要实现对不良商家的遏制，必须将其非法所得收缴，绝不让商家因非法行为获利。但我国惩罚性赔偿未找到合适的赔偿计算基准，只好以“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付房款”（商品房合同解释）、“食品价款”（《食品安全法》）作为基数，计算一倍甚至十倍的惩罚，这难免出现“畸轻”、“畸重”的问题。

如消法、合同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加倍赔偿责任，计算加倍赔偿时以合同标的价款为基数。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可能只买了一根火腿肠、一包小枣，基数微小，即使十倍赔偿，也起不到对欺诈的惩罚与遏制作用，这是说“畸轻”。

另一方面，当此基数巨大时，惩罚又过于严重，甚至使加害人在完成少数几个惩罚性赔偿后就陷入破产境地，而其他后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就再也无法获得赔偿。如三鹿奶粉案件中受害者众多，要是整体地看，每个受害者充分的补偿都实现不了，更何谈加倍的补偿？如果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加倍赔偿，可能仅仅使部分甚至是极小部分受害者获赔，但这样做正义性何在？其他受害者的损失谁来填平？这是说“畸重”。

第二，当事人知假买假，滥诉牟利，出现“王海现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双倍赔偿制度之后，出现了河山、邱建东等公益维权人士，也出现了王海、张磊、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孙安民、徐大江……等等一大批职业打假人。他们中有些通过打假营利谋生，并且以“让媒体曝光”、“诉诸法律影响不好”等带有威胁性的语言相要挟，达到私了的目的。此类惩罚性赔偿案件，很多都不是以职业打假人的名字的，统计起来有困难，但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某法官判断，2007年至2008年诉到朝阳法院的双倍赔偿案件中，89%-90%是职业打假人的。

三、对比国际实践，寻找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替代机制

大规模侵权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代病。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虽然两国具体操作办法不一致，但隐含的原理却惊人一致，都是通过合理的程序（或克服消费者群体的惰性或合并诉求以免审理的重复浪费），迫使大企业等经营者将侵害消费者等人群所得的非法利益回吐出来（利润收缴），即“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非法行为中获利”原理。

德国不用惩罚性赔偿，美国后来少用惩罚赔偿，都达到了应对、遏制大规模侵权的目的，这自然会使我们怀疑人们是否存在对惩罚性赔偿的误读，并进而怀疑惩罚性赔偿是不是个伪命题、假概念。

美国针对小额分散性（或潜在风险型）的大规模侵权，允许个人代表受害群体通过 “选择退出制”的集团诉讼要求大企业等侵权人赔偿群体的损失。但因为当时认识的不足或出于特殊的考虑，美国早期的判例将此赔偿金全部判给了的个人代表，如著名的美国老太太诉麦当劳和福特汽车案。乍看起来，美国人简直昏了头！——法院通过判给者超过其实际损失千倍万倍的赔偿，来惩罚不法商家！这些案例对人们震撼可想而知，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大规模侵权行为的痛恨！但认识是不断进步的，对上述判给个人的“不意之财”的批评使人们反思这种分配模式的公平性问题。美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模式以能更公平地分配集团诉讼的总体赔偿，如政府收缴、降价、主张者分配、消费者信托基金等“类似救济”制度，而不再将其全部赔给群体的个别代表。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由于忽视了惩罚性赔偿与集团诉讼结合，只看到了的个人取得了超过其损失的巨额赔偿这个表象，没有抓住“巨额赔偿乃是受害群体的整体损失”这个实质。

依笔者之见，惩罚性赔偿大而无用。其对付小额分散性大规模侵权“畸轻”，解决大额分散性大规模侵权“畸重”，只能委曲成为“王海”们知假买假的牟利工具，为社会孕育更多寄生虫”。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以应对大规模侵权为中心，对照美国学习德国，尽快从实体和程序上进行社会法立法，寻找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