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搏击俱乐部》中暴力元素的审美意蕴

摘 要： 《搏击俱乐部》是一部充满愤怒的电影，愤怒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中无处不在的暴力镜头，以及镜头背后透出的混合着痛快与无助的感受。除了展现视觉层面的暴力场景之外，导演还在电影中融入了对暴力的诸多反思，并抛出一系列问题：我们是谁？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该如何生存？文章分析了《搏击俱乐部》中暴力元素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 《搏击俱乐部》 暴力元素 审美意蕴

一、电影中的暴力的发展轨迹

（一）暴力之于个人

电影中的暴力在叙事元素层面出现是从“我”（爱德华・诺顿饰演）和泰勒（布拉德・皮特饰演）的一场搏击开始的。搏击开始的直接原因便是我作为一名在生活中、工作中完全找不到存在感和归属感的长期失眠患者，在尝试各种方法都不能得到情感安慰和宣泄之后顺理成章的选择。

第一次“我”与“泰勒”打斗的时候，待肉体的痛苦消失，“我”却请求“泰勒”再来一遍。暴力打斗过后的畅快与轻松对于“我”来说是久违的。如果说这时的暴力毁灭了什么的话，就是在打斗的时候毁灭了“我”心中“虚无缥缈的不真实感，毁灭了虚无带来的痛苦，代之以肉体痛苦的”。这种纯粹属于肉体上、生理性上痛苦就像一剂良药，唤醒了麻木多年的灵魂。

（二）暴力之于团体

很快，新成员的不断加入昭示这个社会并不缺乏像我一样的“患者”，“我”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有这种表情，泰勒和我只是表现出来。大家都这么想，泰勒和我则直言不讳”。越来越多的成员效仿这种特殊的救赎方式，成为修炼暴力的“苦行僧”，通过一次次血肉横飞的修行让信仰在痛苦中更坚定，也让自我在“痛快”中更清醒。“我们每天各干各的，但到了星期六，我们都要找些事做，以证明自己不是孤独的”，这便是这群生活在边缘人的选择。

这时的暴力已经由“一个人的”发展为“一群人的”选择。搏击俱乐部更像一个医院，在这里，“暴力是药，搏击是精神疗法”。或者说，暴力更像是一剂，用幻觉和模拟的体验使人逃避现实。

（三）暴力之于社会

当暴力已经演变为令人为之上瘾的药剂时，自我解脱很难再通过简单的互相搏击而得到，无法排解的压抑促使人们开始将暴力更大化。

“我”站在众人面前，用精神领袖的口吻对大家宣告：“在搏击会里，我看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壮最优秀的人，我看到你们的潜力都被浪费了。我们都在替别人做些加油，端菜或打领带上班的事，我们做着自己憎恨的工作，好让自己有钱去买那些不需要的狗屎，我们是被历史抛弃的一代！我们从小就看电视！幻想有一天能成为百万富翁，明星，但我们不会，我们正在慢慢明白真相，我们真的非常愤怒！”这是多么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自然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应和。这正预示着“暴徒们”积聚过多的暴力已经要向外寻求出口了。

二、暴力现象在电影中产生的原因

（一）精神焦虑的宣泄

康拉德・兹在《攻击与人性》中得到的结论是：“人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有攻击行为的普遍本能，这种内驱力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释放。”从这些对于人性本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宣泄欲是人的本能欲望，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情感上的更多延伸时，借助外物来宣泄自己的情感便是自然之事。电影是从主人公“我”的个人独白开始的，“我”的生活由异常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产品构成。他任人差遣，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不论是“我”还是“我”身边的同事，都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丢失了原有的生活坐标而陷入迷茫的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劳动分工日益专门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被异化为满足劳动的工具，整日重复同样单调乏味的操作，失去作为人存在的意义。

（二）对自我如何存在的追问

说到暴力过后的真实感受，“我”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可以很好地诠释：“在那里，你才真正活了起来，在俱乐部的你不是其他地方的你，搏击俱乐部不在乎输赢，也不需要言语，真正的呐喊在嘴里，跟圣灵降临教派类似，打过之后，犹如被救赎一般。”

现实世界中，人们被物质世界包围，套上各种精神镣铐，成为千人一面的公式化角色。为了摆脱由此带来的巨大恐慌感，陌生人在俱乐部相互搏斗，尽情宣泄自己对现实世界、对自身的不满，用肉体的痛苦惊醒麻木的灵魂。现实是，有谁愿意作为被历史遗弃的一代，作为过客一般没有地位、没有目的地在世上存在呢？电影中这种对抗异化、追求自由的手段最后达到的效果更像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构想。但无论如何，这是导演对自我、对人性的一种思考，是找回失去的自我和人性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当下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映。

三、打破枷锁与重铸枷锁的悖论――电影的失控

（一）用暴力摧毁并复制一切

随着搏击俱乐部渐渐成熟，整个世界都在宣泄，都在革命。人们疯狂地热衷于用最原始的方式找寻自我本色。由“我”分裂出来的泰勒无疑是这群人的精神导师。泰勒的目标很明确，用暴力破坏一切，抛弃一切，践踏权威，达到心灵的真正自由。随着欲望的不断滋长，搏击俱乐部成了不可思议的暴力组织，在全国疾病般地蔓延开来。暴力开始失控，并且走向了不可遏制的深渊。

由一开始的为宣泄、为解脱、为自由而暴力演变成后来的为暴力而暴力，疯狂地跟随泰勒的指挥棒毫无节制地大肆破坏一切他们认为“有罪”的东西。泰勒训练出的“军队”和“同盟军”们都没有思想，外形特征一致，连手上被强碱灼伤的位置都丝毫不差。这场所谓的“革命”最终只能以妥协告终，毁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新生。

（二）打破与重构的悖论

大卫・芬奇试图通过电影宣扬工业社会对于人性的异化，并借此打破束缚追寻心灵的自由，但又通过泰勒创立了一个与之前相差无几的社会。影片中的英雄泰勒是由“我”精神上分裂出来的一个虚拟人物，虽然两者是一个共同体，但确实是两个极端。

首先，大卫・芬奇在电影中传达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构想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都可以从泰勒种种对政府权威的蔑视和否定中看出。但芬奇的“无政府主义”构想却在电影中陷入了一个悖论式结局。我们发现实际上泰勒在否定上一个权威的时候不过是又为自身建立了一套新权威，他从一个被统治者变成了一个统治者，可以说此片正是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无形地转换为否定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而这种自由也正是一种对自律的否定，所以之后形成的状态并不比之前的状态更好，这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的道德自律起到任何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巍然.通俗的哲学家大卫芬奇.北京电影学报，2007，6.

[2]杨光.一个身体美学的批评个案――搏击俱乐部中的“身体”问题.文化艺术研究，2010，5.

[3]黄珊.从搏击俱乐部看现代性的精神焦虑.电影评价，2011，5

[4]苗渲明.大卫芬奇伤痕累累的哲学.大众电影，2009，5.

[5]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