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后美国时代的中国自我定位

时间:2022-05-31 03:35:56

我们是谁――后美国时代的中国自我定位

摘 要:亨廷顿认为美国人应该明确“我们是谁”这一关键问题,在多元文化的挑战下,需要找回美国自己的核心文化。而中国在现阶段正处于战略转型期,也同样面临处理自身民族认同、价值取向等问题。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在美国学者眼中,中国是传统与现代因素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一些行为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蕴含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同时,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崛起中的中国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整个国际体系和美国?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如何继续秉承自己的行为模式,建设发展中国特色?未来的世界,是鹰(象征美国)与龙(象征中国)的天空,在所谓的后美国时代,我们更应明确,我们是谁。

关键词:民族认同;后美国时代;中国传统;国际体系

一、美国的民族认同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是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又一部著作,他以一种新的视角切入,事实上,《我们是谁》就是缩小版和美国版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首先就在其著作中使用了“定居者”这一概念,其目的一是为了改变传统的美国是“移民国家”的观念,认为“移民国家”之说只是“有道理的局部的真理,但并不是完全的真理”,二是要说明在“定居者”到来前,北美大陆不过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①这是对《文明的冲突》的一种修正,亨廷顿在之前《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亨廷顿改变了其原有态度的原因就是希望切换一个视角,从而为美国的核心文化正名――美国是由早期“定居者”承载着“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文化”,在一个“没有社会”的“新大陆”创建的国家。②从这一观点中就可以得出一种解释: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可以迸发出强大的爱国主义)的基础就一种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源于定居者,因为只要来美国并参与到美国的社会建设且得到人民的认可,就可以是美国的永久定居者,而并非移民者。在美国获得的一切,使人民同化于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文化。

这是亨廷顿在美国国内的基本推导,但将其放置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会不会因为可以从美国或是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获取利益(如借鉴政治制度),从而倾慕于西方的核心价值和民主?就连亨廷顿本人也不置可否――“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③但其仍认为世界应实现西方民主制,美国应找回自己的核心文化。暂且不提亨廷顿提到这种民族主义的美国,在这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我们是谁”?中美之间的状况并不相同,但是,在中国日益走向国际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在民族认同上的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应该在政治或是文化上也对西方持完全开放的态度,或者说也去寻找所谓的西方核心文化。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们有没有潜移默化的“被寻找”呢?现在,中国经常被要求采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许多事项,但这些往往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相符,例如在人权、基层民主等方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看自己的角度往往是以一种现代西方的标准,反倒是美国学者或是政治家眼中,需要考虑中国所继承的传统要素。这里的矛盾是崛起国家对现存体系的冲击和影响,是一个融合与排斥相作用的阶段。关键在于,中国自古有之的一些精髓传统文化(或是观念)能否保持不褪色,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二、后美国人时代的中国行为模式思考

事实上,考虑中国因素,对中国传统所积淀的特性进行考量显得十分必要。一些中国传统虽与西方并不一致,但同样是国际社会有机构成的不同方面。中国在许多内政或是外交场合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具有传统色彩的。从我们建国以来的三位领导人的个人特征中就可以看出。在《大外交》中,基辛格对毛周邓有着深刻的评价:、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为常经,何时应权变。④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是一种既能守成,也能思变、实事求是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形成了中国的行为模式。基辛格对这种模式就有着独到的见解。其在《论中国》中,有一条阐述令人影响深刻。就是“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⑤事实正是如此,在最重大的政治决策中,中国很少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方式。俾斯麦将政治压在德奥战争中,当时,他的左右衣兜中分别装的是写给家人的遗书和毒药,他深知,他的政治的赌注就是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大业。虽然有可能通过这种手段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中国的决策者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方式。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则非常形象的表现了中国另一个行为特性。他通过比较国际象棋与围棋的不同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西方喜欢的棋类是国际象棋,其基本的要义就是通过子力的消耗最终擒得对方的主帅,当然也可以采取精妙的方式直捣黄龙。而中国人不仅喜好下中国象棋,同时中国人(或是中日韩的人们)还喜欢下围棋,围棋的要义是通过子力之间的关联,占领棋盘上空地,消弱对方的战略优势。这也体现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不同。战场上直面的厮杀争胜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但同时,以一种战略上优势压倒对方才是中国人喜欢采取的方式。在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人从古以来并不是一个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中国也从来不屑投机的赌徒心理,中国所在意的是中心地位和一种对周边压倒式的优势。

中国具有自己的行为模式。那么从现实来看,崛起中的中国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整个国际体系和即成大国美国?我们好像并没有具体或是有说服力的态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应该既是物质产物也是精神产物。国家是崛起的载体,而崛起的关键在于,崛起过程中社会价值的实现,所以怎么才能更好的代表中国总体的社会价值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国际体系具有以下的特性:多层次:全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超国家的、国家的、跨国的和地方的力量之间的政治协调与合作的过程。多面向:权力与政治的组合在不同的部门,针对不同的问题是不同的。多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NGO、跨国公司)和国家行为体。⑥中国现在的GDP高居世界第二,中国的购买力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在当代体系中,国家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关系是否相辅相成显得十分重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有时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存在。单纯强调物质指标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样重要。中国需要时间来协调社会意识一社会存在的关系。

按照扎卡利亚的观点,后美国时代已经开启,但在美国之后,不会有另一个像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崛起,中国是否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呢?这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积极融入由西方建立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条是尝试改变一些现有的国际机制,不破不立。扎卡利亚认为,大多崛起国会选择后者:“事实上,这些国家大部分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融入西方秩序,但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重塑这一体系”⑦。现代化确实是在西方率先崛起的情况下建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于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按照扎卡利亚的观点,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并不是美国衰落的时代,而应该是大国崛起的时代。

如果说未来的时代是一片天空的话,象征美国的鹰与象征中国的龙都有权力翱翔在天。后美国时代的中国崛起:是龙与鹰的天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也应该清晰我们的核心文化,这有利于我们保持自我的融入国际社会。

(作者单位:国际关系学院)

参考文献:

[1]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 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

[2] [美]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4] [美]扎卡利亚. 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M].赵广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5] 王金强. “他者”的崛起与后美国时代下的权力转移[J].美国研究.2001(1).

[6] 郝时远. 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J].世界民族.2005(3).

[7] 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美国研究.2005(3).

[8]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M],2002.

[9] 夏立平,江西元.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2004.

[10] 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J].国际经济评论,1999(9).

[11] 郭树勇.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理论争鸣及其学术意义[J].国际观察,2005(4).

注解:

① 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而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② 王金强:《“他者”的崛起与后美国时代下的权力转移》,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5页。

③ [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队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2页。

⑤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 张亚中:“国际关系总论”,POLIS,2009年第二版,第337页。

⑦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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