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

[摘要]我国公司法对最低注册资本有着严格的规定，认为在资本信用制度下，可以保护交易安全。但是近年来的经济案件表明，资本信用的神话已经破灭，最低注册资本不但不能够有效的保护交易安全，而且自身还存在诸多弊端。

[关键词]最低注册资本　资本信用　交易安全

一、关于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采用的是法定资本制，严格的规定了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例如，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第59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认为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债权人的利益，可以保护交易安全。相对于我国的法定资本制，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采用的是授权资本制，并且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1969年美国典范公司法废除了最低资本额的规定。从本世纪70年代起，各州开始纷纷效仿。现在，绝大部分州的公司法已经取消了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在极少数的几个州，公司最低资本额也将作为历史的参与被废除。其制度规则是：设立公司时，股东只需认定公司章程确定资本总额(股份总数)中的一股以上，公司即可成立，未认足的那部分股份，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要和市场状况予以发行。值得研究的是，当前各国对最低资本制度的规定不同，那么最低资本制是否真的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是它的存在是否利大于弊?

二、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存在的弊端

虽然我国公司法改革后，降低了最低注册资本的数额。但是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仍然存在很多弊端。我国规定最低注册资本的目的在于保障交易安全，作为债务的担保。但是，最低注册资本真的能发挥该作用吗?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公司的注册资本只能代表公司第一次进入市场时所拥有的资金实力，随着经营能力的变化，公司的资产也在变化。注册资本代表的也只是一个数字，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任何时候公司都拥有注册时一样多的资本，它会随着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所增减，也不再代表着公司拥有多少资金实力。因为从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判断出公司的现有实际资产。所以公司注册资本并不能对债权人的信用形成担保，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公司实际的资产状况才是最好的信用。如果当事人双方在交易时能够形成这样的理念，那么注册资本的多寡就不再是公司信用的基础。举例来看，如果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公司注册资本的资金很多，但实际运行中不断亏损的公司；另一种情况是公司注册资本很少，但是在经营中资产不断壮大。这两种情况出现时很多人都会选择和第二种公司进行交易，因为如果对方欠债，它也是有能力还的。所以公司所拥有的资产才是最好的债务担保和公司信用。进一步说，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担保是依靠现有资产，而不是依靠公司刚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如果公司亏损了，实际资产低于公司的注册资本，而债权人仅仅以公司的注册资本来看待该公司的债权担保能力的话，这必然会造成误解，是对债权人不利的；相反如果公司盈利，实际资产高于公司的注册资本，而债权人仍然仅仅以注册资本来看待该公司的债权担保能力的话，虽然能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但实际也掩盖了公司真实的债务担保能力，导致市场资源的浪费。

另外，在最低注册制度下，抽逃注册资本和虚假注册资本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很多人在注册时通过借款或者其他方法凑足注册资本，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注册资本。让公司成为一个空壳，或者使其实力大幅度降低，无法保证交易安全。在这些情况下，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公司的资金实力、资产信用是完全脱节的。另外，如果最低本资本制度不能作为公司债务的担保，那么它的存在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于一些智力密集型的公司来说，资金在公司的运行中没有多少作用，而且过高的最低注册资本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同时它的存在也不利于创业，更深一步说它不利于大学生的创业。

三、公司法的改革方向

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了来看，最低资本制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我国公司法中受人诟病的不是资本制度，而是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美国学者汉密尔顿也说“任何关于最低资本额的规定都是武断的，也不能对债权人提供有意义的保护。”所以公司法未来的改革方向，可以采取取消一般性的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的固定限额，而由当事人自己申报最低注册资本，登记机关只负责登记而不能因为资金的多寡而拒绝登记。当然，对于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公司，公司法是有必要规定最低注册资本的限额的。

在取消固定性的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后，就需要靠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保障交易安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它的价值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对人格否认制度仅仅是作了原则上的规定，法律实践中又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进一步的巩固。所以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不完善和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必然造成该项制度难以操作，从而导致“良法”不能实施。同时，模糊的规定给予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诉讼中基于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的不对称性，难免发生裁判的天平向强势的公司股东倾斜。因此，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应该具体化，结合我国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通过相关法律规范列举股东滥用法人人格的表现形式，明确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举证范围，合理设计股东的法律责任等。

四、结语

公司法的改革要循序渐进，从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开始，客观看待它的债务担保功能，取消其固定限额。当然，更深一步的改革还会涉及到“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问题。

参考文献：

[1]郭嘉鹄：《从信用基础看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栽《台声・新视角》，2005年第10期

[2]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3]左传卫：《论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存与废》，载《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