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法修改:将被保险人利益保护到底

我国现行《保险法》于1995年颁布实施，2002年修改并于2003年1月1日正式生效。时隔不到两年的时间，为什么又要对《保险法》进行修改?法律层面上的修改会给普通被保险人的现实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本刊记者为此对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保险学系主任张洪涛教授进行了采访。

2002年第一次修改《保险法》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张洪涛教授：2002年《保险法》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针对保险业法部分以及法律责任部分进行的。当时修改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保险业与国际接轨、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强化保险监管。具体涉及到的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财产保险公司的义务范围、保险资金运用以及加强保险监管等内容，都是与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密切相关的。

保险业界一般把保险法分为2个部分：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第一次修改主要针对保险业法的内容，而对与保险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保险合同法并未作实质性的修改，事实情况是如此吗?

张洪涛教授：从2002年《保险法》修改的结果分析，确实如此。第一次修改涉及保险合同法的内容只有4条，此外大部分是针对保险业法部分进行的，尽管这部分内容的完善有利于促进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确保其偿付能力，最终体现了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但实质上和普通保险消费者联系更加紧密的是保险合同。业界普遍认为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保险法》在保险合同法部分修改的内容并不多，没能完善我国保险法存在的明显法律漏洞，而这恰恰又是目前保险法律关系中产生纠纷最多的领域。

您认为保险合同法部分存在的缺陷容易引起哪些纠纷?

张洪涛教授：保险合同法部分存在的缺陷较多，在此只能说明其中的几点。

表征保险合同特殊性的几个重要原则没有体现。现行保险法只规定了保险利益原则和损失补偿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最大诚信原则和近因原则，未能充分体现出保险的行业特点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比如保险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只是合同法的一般原则，是从事各项经营性活动所必须遵守的，而保险合同要求当事人具有的诚信程度要比一般民事活动更为严格，要求双方当事人具有“最大诚信”，并贯穿至保险合同自订立到履行的整个过程中。

因法律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以及承担保险责任等规定的不明确而引发的合同索赔和诉讼案件非常多。比如根据现行《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是不要式合同，订立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但实践有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理解。另外《保险法》对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与保险合同成立时间的关系以及收取保险费和保险合同成立的关系都没有明确说明，也导致了理解上的分歧。这些都在实践中损害了广大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在法律上给了保险人极大的解除权，引起很多保险纠纷。《保险法》第16条第2款是关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的规定，但是对被保险人没有被如实告知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何时可以履行、何时必须履行赔付责任没有进行规定。该条规定本意是遵循“最大诚信原则”，防范保险欺诈，但这却使保险人拥有极大的解除权。尤其是在寿险合同的理赔实践中，常常会对“如实告知”的认定产生争执。

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不够完善。现行《保险法》仅规定了有关年龄告知义务的不可抗辩条款，而对其它方面的告知义务是不适用的，这不仅不利于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也不符合国际惯例。该条款国外一般被规定为，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从保单签发之日起满两年后，除欺诈或欠交保费外，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投保时的误告、漏告、隐瞒等为由，否定保单的有效性。

当时没有对保险合同法部分进行修改是因为现实存在什么阻力吗?

张洪涛教授：2002年的修改结果与国家立法机关的指导思想有关。保险法的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应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当时修改的一条原则是，通过司法解释等其它方法能够澄清的条文，或可改可不改的条文，暂时不作修改。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也确实从2000年开始起草关于保险法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的内容正是集中于保险合同法，但由于其内容不能得到保险业各方主体的认可，因此至今未能颁布实施。从保险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尽管保险合同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要根本解决，还需要立法来完成。

《保险法》中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不完善给司法实践带来什么障碍?

张洪涛教授：我国的《保险法》既是保险业的基本管理法，又是处理保险合同纠纷的根本准据法，因此应当既能具体指导保险行业的规范经营和管理，又能作为协调保险合同纠纷、处理保险事故的依据。但现行的《保险法》在规范保险合同方面的条文规定比较原则化，一旦保险合同双方出现纠纷，法院在某些保险合同诉讼案件中无法引用《保险法》条文解决分歧，而只能引用民法的一些原则来作出判决，这容易导致忽视保险合同自身的特殊性，与《保险法》协调保险法律关系的立法宗旨是不相符的，最终足以使消费者对保险丧失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在此次保监会公布的13项修改重点中，涉及保险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金额与重复保险、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条款的规范等内容都与保险合同相关，也反映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保险法》新的修改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您对与被保险人最息息相关的合同法部分如何修改有何具体建议?

张洪涛教授：按照保监会公布的修改重点，我认为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保险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保险法修改中应当明确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界限，尤其是明确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起始时间。目前争议较多的是在寿险合同中，一般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在核保前先交纳首期保费，如果在投保人填单交费之后、保险人承诺之前发生保险事故，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国外保险法中的一种特殊处理规则是，保险人对于在承诺考虑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也应承担责任。这一立法值得借鉴。

关于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保险法》应当对同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合同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仅规定投保人投保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而没有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由于被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享有权益，因此应当在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第二，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看，应

在告知义务的违反及其法律后果方面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其它国家的立法里一般是将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关联作为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联系，保险人仍须承担赔偿责任。建议参考其它国家的立法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3款作出明确规定。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保险人解除权的存续期间问题，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期限，超过这个期限保险人不得再提出解除合同。我国仅在《保险法》第54条第1款规定了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年龄不如实告知的情况下，保险人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这无法解决保险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应参照其它国家的立法作出修改，例如给保险人的解除权规定两年的除斥期间。

第三，保险价值与重复保险问题。《保险法》第39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实践中，当保险标的的价值容易确定时，不宜由双方约定，而应按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在修改保险法时应对保险价值的确定、保险合同双方约定保险价值时的限定条件等加以明确规定。

在重复保险的问题上，各国保险法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要求投保人应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投保人如果故意不履行通知义务，则构成恶意复保险，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保险法中仅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重复保险合同的效力规定得比较模糊。应当与国际上保险合同立法接轨，根据投保人签定复保险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来确定复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

第四，人身保险合同中有关受益人的规定存在较多问题。例如《保险法》第64条中规定了在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而又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在实践中常常出现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而没有任何指名的其他受益人的情况，此时保险金应该是受益人的遗产还是被保险人的遗产?现在，美国多数州规定这种情况下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保险金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一般来说，这种规定更贴近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道德风险因素也较小，建议在修改时加入本条以减少实践中的纷争。

此次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将会给普通的被保险人带来什么好处?

张洪涛教授：此次修改的重点涉及到保险合同法部分，十分强调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其中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将使条文规范更加全面、细致及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保险纠纷案件得到明确、公平、合理的处理，减少消费者的利益损失。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修改力求通俗化和标准化，使保险条款通俗易懂，方便消费者购买。同时，修改也涉及到保险监管和资金运用等内容，对其它内容的修改将推动保险企业加强诚信建设，不断开展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以更优质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来不断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保障需求，进一步推进我国保险市场化进程，使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有更大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