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规范文

保险法规范文第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

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

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保险法规范文第2篇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用》2002年；

[2]李安云、姜德安；“这种财产保险合同的赔偿方法应无效”，《法律运用》2002年第4期；

保险法规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物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但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一、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二）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二、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一）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解决对策

（一）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二）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

（三）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现阶段，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本文认为，可以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

参考文献：

[1]杜朝运.第三方物流保险问题现状及对策思考[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9）

[2]陈建华.论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J].保险研究，2003（4）

保险法规范文第4篇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采取主动监察的形式进行，各检查组深入企业进行检查，基本上掌握企业的用工行为和缴交社会保险解情况。此次专项行动按文件精神顺利完成，没有发现严重违法现象，现就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专项检查情况

此次专项行动中，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共检查用工企业91户，其中，建筑业30户；制造业35户；其它企业26户，在检查中，督促9户用人单位为354名劳动者补签了劳动合同。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共发放限期改正指令书9份，开展劳动保障政策宣传咨询，发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宣传资料400余份，接待咨询劳动保障相关政策的达113多人次，拓宽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宣传途径，扩大了宣传影响力。督促9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25万元。目前，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率达到90%以上，社会保险参保率比去年也有很大的提高。在专项检查中，主要检查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及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积极推进《社会保险法》的顺利实施。同时，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有招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及是否在女职工的特殊期间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在此次专项检查中所有企业没有招用童工等严重违法现象。

二、存在问题

（一）部分企业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产生劳资纠纷时无依无据，有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部分用工企业缺乏参保意识，没有遵守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未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当出现工伤事故时支付不起工伤赔偿金，出现不必要的劳动纠纷。

（三）部分企业对劳动者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还不够完善，已责令其限期整改。

三、今后工作

为了规范我县企业的劳动用工行为，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查处违法行为大力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企业和劳动者学法、懂法、用法、守法，让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劳动保障监察作用。

（二）、需进一步严格执法行为，加强执法力度，增强文明执法，保证劳动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

（三）、深入企业仔细排查，确保实效，重点对建筑、制造、采矿和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宣传劳动用工备案政策，督促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集中力量对本县辖区内的用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保险法规范文第5篇

王某系甲工厂聘请的司机。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午，甲工厂老板的弟弟李某要求王某出车，送李某等人去外地办事。办完事回到工厂时已是傍晚七点钟左右，王某把车停在工厂，步行回家，谁知在厂门外的马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当即昏迷不醒。摩托车司机驾车逃逸，王某后被行人发现送进医院。王某伤势严重，住院近一个月，花去医疗费两万多元，眼睛落下残疾，从此不能再开车。在王某住院期间，甲工厂只垫付了一万元，还叫王某写下借条，因为工厂方面认为王某的交通事故不属工伤，应自行向肇事者追偿。王某不服，认为自己应享受工伤待遇，双方遂起纠纷。

王某出院后即请求劳动局处理，劳动局告知王某必须先取得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后才能提起劳动仲裁，于是王某开始请求社保局认定工伤。社保局要求王某出示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说要根据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来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王某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到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某才拿到责任认定书，认定驾车人无名氏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王某不负事故责任，这样才初步具备了认定工伤的可能性。

社保局接受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开始向甲工厂做调查。甲工厂负责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事发当天是星期天，全厂休息，李某虽然是老板的弟弟，但不是工厂的职员，无权调配车辆，因此王某出车不是受工厂指派，属私自用车；第二，王某由工厂包吃包住，宿舍在工厂内，他走到厂门外去并非回家的必经之路，发生事故应责任自负。王某感到非常冤枉，认为甲工厂歪曲事实，李某不仅是老板的弟弟，而且他在工厂还有办公室，是部门经理，怎么一出了事就说李某不是甲工厂的人呢？另外，王某的家在厂外，工厂从来也没给他包吃包住，他下班回家必须要经过厂门外的马路，工厂说的都是假话。社保局通过调查询问，虽然查明王某确实住在厂外，但对于李某是否属于甲工厂职员一时难以确定。经过王某多方求助，并得到尚在甲工厂工作的朋友的帮助，社保局终于查出甲工厂早把将李某作为本厂职员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这下，李某的职员身份确认了，再辅以其他证据，社保局作出了《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认定王某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遭受交通事故应享受社会工伤待遇，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7级伤残。但此时已是二三年四月了。

王某拿到《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之后，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由于甲工厂对工伤认定不服，已向市社会保障局提出复议，因此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知王某要等复议结果出来再说。市社会保障局经过近两个月的复议，作出了维持原工伤认定的复议决定书，认为王某符合《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即在上下班时间及必经路线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具有享受社会工伤保险待遇的资格。

有了复议决定书，劳动仲裁委员会终于在二三年七月份受理了王某关于工伤补偿的仲裁申请。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王某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果不其然，甲工厂不同意王某的补偿请求，并对市社会保障局的复议决定不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工伤认定书。法院受理了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劳动仲裁委员会自然就中止了仲裁，何日再继续仲裁，要等行政审判的结果。

也许法院认为本案比较复杂吧，经过漫长的四个多月时间，法院在二三年年底才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甲工厂的诉讼请求。甲工厂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间来到二四年的二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兜了一大圏，又回到了劳动仲裁委员会。此时王某聘请的律师认为仲裁请求是一个关键，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修改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均已生效实施，对工伤赔付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提高。开庭时王某提出本人工资有1700元每月，以此为标准向甲工厂要求较高的补偿。甲工厂随口承认王某的月工资是1400元，仲裁庭已记录在案，但仲裁庭并未理会王某的请求，竟然裁决王某应该回甲工厂上班，由甲工厂给予王某医疗费及残疾补偿金等共计两万多元了事，同时王某还应向甲工厂归还曾经借的壹万元钱。这样的裁决不禁叫人哑然失笑，对这毫无意义的裁决书，律师没有浪费时间，即刻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新工伤条例及王某的月工资标准，详细列出了补偿请求及理由。

法院受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请求应得到支持，因为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王某虽然在二二年负伤，但直到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才经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终审认定是工伤，应当以该判决书生效之日作为王某的工伤认定完成之日，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应执行新条例。第二种意见认为，所谓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障部门的行政职责，应以社保部门作出《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的时间为完成工伤认定的时间，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不能适用新条例。

经过王某律师的据理力争，一审法院依据第一种意见作出了判决，即全面执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王某较高的工伤补偿。二四年七月，王某接过这份期盼已久的判决书，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人情味。此时此刻，王某的律师反倒忧心忡忡，甲工厂肯定是要上诉的，如果二审法院不认为应该适用新法规的话，该怎样去安慰王某？这时反倒是王某安慰起律师来了，他说熬过了四百多个不眠之夜，今天政府总算有份东西出来告诉我可以向甲工厂拿补偿了，至于是多还是少并非关键，有个说法就行了。唉，多么纯朴善良的劳动者，他不是不知道，就他的具体情况来说，适用新法规足足要比旧法多三倍的补偿！

诉讼还在进行中。甲工厂对一审判决上诉之后，王某能做的只有等待。但甲工厂却在悄悄地进行着财产转移，把值钱的机器设备一点一点地搬到它们在异地新开的工厂！王某偶然发现了甲工厂的行径，急忙问律师可不可以申请查封它？“查封？谈何容易！用什么做担保呢？”律师只能指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第二部司法解释早日出台，到那时劳动者要求对工厂做财产保全就可以不用担保了，但是现在……能做的只有请求二审法院早日出判决。

终于，二四年十月底，王某迎来了胜利的判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甲工厂的上诉，维持原判。新的法规被适用了！判决生效后，二四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律师帮助王某向执行局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耐人寻味的是，这天正好是王某受伤两年整。

但是故事还有下文。甲工厂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执行局查封了工厂后，厂方竟然在星期六指使员工凿墙打洞，妄图偷走里面最后一点值钱的原材料！王某发现后几乎要急红眼了。也难怪丫，就是再纯朴的人们，面对工厂如此恶劣的行径也会急的。律师帮助王某一方面打110报警，一方面通知执行局。公安机关弄清了事实后，当场把厂方的有关人员“请”去了派出所；执行局的同志也立刻赶了三十多公里的路，专程来到甲工厂，对厂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厂方立即将执行款上交给执行局。甲工厂眼见无法再抵赖下去，才不得不向执行局交纳了王某全部的工伤补偿款……

笔者本不想写下这么一篇长长的流水帐，但是没有办法，是那些看似合理的法律程序导致这本流水帐实在是太长……

在这漫长的索赔道路上，有几点很值得人回味——

王某受伤是在二二年，二四年才得到补偿，时间是长了点，但法律并没有让王某吃亏，相反使他多得了好几倍的补偿。为什么呢？这完全得益于律师及时帮他调整仲裁和诉讼请求，以新的工伤条例及王某本人的工资水平为标准计算补偿款。对照一下新旧工伤条例大家就能看明白。

先来看旧的。按照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的，……按伤残等级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相当于伤残职工本人六至十六个月工资。……伤残程度被评为七至十级，职工本人愿意自谋职业并经企业同意的，或者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合同后本人另行择业的，可以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是，王某身在广东某市，而广东对于工伤保险有不同的规定。按照1998年《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七条、2000年《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残疾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工伤辞退费，二者都是以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本案中王某的伤残被评定为七级，那么一次性残疾补偿金加上一次性工伤辞退费总共是37个月的市平均工资，以每月平均工资标准约650元计，37个月共计人民币24050元。难怪劳动仲裁委员会只裁决甲工厂向王某补偿两万多块钱。

再来看新的法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于2003年4月27日公布，二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新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七级伤残的标准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2004年1月14日修订过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从2月1日开始实施，这次修订完全遵循了《工伤保险条例》的原则，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伤残为十二个月的本人工资，……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二十五个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六个月。以此为标准，王某应得工伤补偿为1400元×（12+25+6）月=60200元。再加上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总补偿款要高于以往三倍。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最后，笔者看到本案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某能够最终获得胜诉，跟其律师固然有关系，但王某如果在本地没有立足之地、在甲工厂没有肯帮他的朋友，是很难打赢这场官司的。首先，如果不是他在甲工厂的朋友告诉他关于工厂给李某买社会保险的信息，他除了能证明李某是工厂老板的弟弟之外，还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李某是工厂的职员？如果无法证实李某是甲工厂职员，王某就会输在起点上。其次，执行局查封甲工厂后，如果不是王某的朋友通风报信，王某怎可能知道甲工厂的人会做出挖墙洞的事来？对于甲工厂来说，是有内奸，但客观地说，是甲工厂内还有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好人，在本案的背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也多一些这样的好人的话，劳动者维权是不是能少一些曲折呢？

甲工厂也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教训。的确，利用法律的漏洞有时可以欺负一些打工仔，漫长的诉讼进程会把那些势单力薄的劳动者吓退。但社会终究是在进步，法律正在逐步地完善起来，要想在各方面立于不败之地，还是不要轻视法律，不要轻视正义吧！

保险法规范文第6篇

关键词：保险法；概念；功能；适应性

一、保险法概念与功能

（1）保险的概念。“保险”可以定义为：受危险威胁的公众，为满足其损害补偿的需要，而组成的双务性且具有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的共同团体。从经济面而言，保险是一种理财的安排，借助危险的不确定性来汇集小额资金，重新分配意外损失的成本，以达成危险分散的目标。

（2）保险法。保险法有广狭两义，广义保险法：包括专门的保险立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保险的法律规定；狭义保险法：指保险法典或在民法商法中专门的保险立法，通常包括保险企业法、保险合同法和保险特别法等内容，另外国家将标准保险条款也视为保险法的一部分内容。我们通常说的保险法指狭义的定义，它一方面通过保险企业法调整政府与保险人、保险中介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保险合同法调整各保险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保险法还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形式意义：指以保险法命名的法律法规，即专指保险的法律和法规；实质意义：指一切调整保险关系的法律法规.

（3）保险法规的功能。保险法规最大的功能在于将个人于生活中因遭遇各种人身危险、财产危险、及对他人的责任危险所产生的损失，进行分摊消化。其具有减少社会问题，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繁荣的作用，已为现代经济人所肯定。对于这一人类有史以来用以弥补各种损失所创设最完善的制度，各国就其具体内容均设有保险法加以规定。由于保险本身的性质不同于一般民法所规定各种债务关系，因而就其特有的保险权利、义务关系加以规范形成了专有法规。若当事人因保险关系发生争执纠纷，首先以保险法的规定及其基本特有的理论为准，然后再按照一般民法规定加以判断。这也就是说，违法行为是否适用保险法规定，必须首先确定其法律行为是否构成“保险”，所定的合同是否为“保险合同”。

二、保险法的适应性

（1）保险利益的适用范围。我国保险法就损害保险的保险利益进行了规定，要保人投保时，不具保险利益而意图获取不法金钱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如不知要保人无保险利益，可取得保险费。国内学者认为，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特定客体的关系，非要保人对特定客体的关系，经由保险利益种类的确定，可以决定保险价值的多少，被保险人仅得在此范围内享受保险合同的保障，故保险利益决定保险价值的功能在“人寿保险”上无法体现，因为人的生命价值无客观标准，故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即使被保险人或其他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获有双重给付的情形，也无法称作是其有不当得利。然而，这并非指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没有适用的效果，在人身保险中，其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康、医疗费用的利害关系，则保险利益仍有存在的必要，尤其在医疗费用保险，若保险合同约定以填补被保险人的实质医疗费用支出为目的，这就属于损失填补性质的保险，一旦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支出，禁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原则可以适用。

（2）保险利益的归属。我国保险法规定要保人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为保险金请求权人，但并未规定被保险人应具备保险利益。为补救这种缺失，且须与保险法相关规定一致，导致保险法中出现“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规定对于保险标的物无保险利益者，保险合同应失去效力。按照本文的见解，保险法规定仅指人寿保险合同中，“要保人”在投保时对于被保险人须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也即须有保险利益存在，损害保险的要保人无须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法的被保险人，应限缩解释为寿险以外的保险，例如财产保险或以身体、健康为保险标的的健康险、伤害险等。因此，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损害保险）即为享有保险利益之人，故不存在问题；在健康险、伤害险中，其身体与健康方面遭受损失时，被保险人即可引用保险法规定，无须在保险单条款别约定保险金请求权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此外，若为人寿保险的情形，是以生命为标的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即为被保险人死亡，实际的保险金请求权为受益人，因而保险法仅限于非死亡保险金的被保险人。

（3）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受益人指定权。保险法中对于指定受益人的情形有所冲突。就保险金请求权人究竟属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言，在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之情形下，基于体系上的价值判断，一般可采取“目的地限制”，将法规中所指被保险人限缩于非死亡保险合同的情形。定额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一旦死亡，其权利能力即为终止，应无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此时当可按照保险法相关规定，由要保人指定受益人。保险法对于人寿保险的指定受益人另有规定，财产保险并无规定，因此有必要解释财产保险并无受益人指定的必要。保险法并非以被保险人为当事人，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得指定受益人，法理上似乎有所矛盾，因此保险法中的“被保险人”等关键字，应予删除，以符合合同当事人（要保人）始有受益人指定权的法理；且采取“事务性质”解释要保人指定受益人的情形，这应是指以生命为标的的保险合同的情况，此时需搭配保险法其他的规定，也即被保险人成为死亡保险合同的标的时，须对保险金额书面同意，并于保险合同的权利移转时，被保险人也须以书面承认或同意，以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参考文献：

[1] 杨思斌.《社会保险法》关于工伤保险制度的若干亮点[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1）.

[2] 傅达林.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险立法体系[J].社会观察，2008（3）.

保险法规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保险法 立法 评估 展望

【中图分类号】D922.55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打破传统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进行了大量改革和探索。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成为我国社会保险法治的重要里程碑，迄今已逾4年。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际，对社会保险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效与进步，理应加以总结。对其存在的问题，也亟需评估梳理，以期为今后法治发展提供借鉴。

社会保险法治取得的成效

《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险领域的基本法，其出台和实施是中国社会保险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发展至今，社会保险法治取得的成效可谓空前。

社会保险法制体系有所充实。立法先行是社会保障制度定型、稳定的客观标志，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①《社会保险法》出台前，社会保险领域法律空白，仅有三部行政法规、一些部门规章，以及其他大量规范性文件对其加以规范。《社会保险法》出台后，社会保险法制体系快速充实。为配合《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先后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等部门规章。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出台《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另外，2012年《军人保险法》的出台，对于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险相关权益保障，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保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社会保险主要项目已经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险法》实施至今，覆盖城乡、劳动者一般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已经形成。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均已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应保尽保。

二是认定等机制走向完善。比如，2010年人社部出台新的《工伤认定办法》，使得工伤认定更加简便快捷。再如先行支付机制的完善，人社部于2011年出台实施《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明确申请先行支付的条件、程序和追偿等机制，使得参保人由于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伤病时，权益保障更加全面完善。

三是保障待遇不断提升。到2014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实现十年连续增加。②提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和增加门诊病种更是成为不少地方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使得社会保险制度真正造福于民。但也需指出的是，这种待遇调整大多通过政府行政决策实施，具有非强制性和任意性。

民众社会保险权利意识明显增强。社会保险相关话题日益成为公众讨论和媒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最近，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与监督、全民免费医保、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革等社会保险法相关争论，更是掀起媒体一波又一波的热议乃至炒作。社会保险相关争议不断增多，因社会保险问题导致的在各地也时有发生。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民众的社会保险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今后改革，将从政府驱动为主，转而更多表现出社会民众驱动的色彩来。这对中国社会保险的法治水平将提出更高要求。

社会保险法治存在的问题

虽然以《社会保险法》出台为标志，我国社会保险法治建设已经取得长足成效，但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政策文件作为治理主体依据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依法治理的实现仍需假以时日。其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制度空白较多，操作性较为缺失。现有法律行政法规较为简单笼统，难以支撑起社会保险制度的设置和运行。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为社会保险法治建设打下了基础，自此社会保险专门法律空白的历史彻底告以终结。但该法内容单薄，总共98条，总字数不足1.1万字，仅构成社会保险的基本法，大量规则并未明确下来。仅根据《社会保险法》文本，需要国务院加以规定，也即国务院负有制定行政法规职责的规定共有11处之多。《社会保险法》还在共13处19次提及“国家规定”来明确相关制度、规则，跨越该法6章。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与预算、决算，社保基金管理与监督制度、养老保险的各项制度细则，均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主管部门制定部门规章来解决。显然，仅靠该法也根本无法实施复杂、精细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制定过程中，《社会保险法（草案）》的操作性不强就引起一些争论，最终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也未解决这一问题。③为给之后的改革和发展留下空间，当时这一做法无可厚非。但从制度实施来看，《社会保险法》成为缺乏“牙齿”的法律，其操作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刚性，不少制度规则可有可无，遭到执行机关、司法机关“选择性忽略”。加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出台，到法院诉讼并获得救济面临立案难、不能审、不敢判、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在宏观上，《社会保险法》的执行与法律适用并未完全“落地”，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基本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不仅未能实现，甚至明确日程表也未见出台;在微观上，侵犯社会保险权益的活动并不罕见，社会保险的权利救济游离于正式的法治渠道之外，权益保障效果远不尽如人意。

保险法规范文第8篇

我们要以这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在全省进一步形成学习社会保险法、宣传社会保险法、贯彻社会保险法、维护社会保险法的深厚氛围，依法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保险法》将于今年月日起正式施行。《社会保险法》是一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是一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它的颁布实施，是党和政府履行“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庄严政治承诺的法律保证，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广泛开展《社会保险法》的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政府网站、人社系统载体的主渠道作用，广泛采用宣传画、宣传册、宣传栏、标语横幅等各种方式，把法律内容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易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形式，普及到广大企业、乡村、社区、家庭和人民群众中去。通过宣传，引导群众知悉自身的社会保险权益，引导用人单位遵守社会保险法律义务，增强全社会学法、懂法、用法的自觉性。

要抓紧制定《社会保险法》配套政策法规体系。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和精神，认真清理、规范现有的政策文件，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实现平稳过渡。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社会保险法》为基础、以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相配套的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体系。

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险监督机制。积极构建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依法落实各级人大、人民政府及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职责，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完整和有效运行。

保险法规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保险业；法制；发展；保险法；新保险法

中图分类号：F84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32(C)-0096-02

保险是一种风险集合和分散的机制。即通过某种机构（保险人），集合具有同质风险的众多单位或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遭受该风险事故的发生所致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或给付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商品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正日益凸显。

回顾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一共经过了四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的初创时期，保险业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拓荒阶段，业务范围也十分狭窄，保险业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国有保险公司；第二阶段是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本外币保险业务基本停办，仅保留五大口岸城市的涉外险业务，此阶段为保险业的低谷时期；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保险业迅速崛起，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多方面广泛的服务，此阶段被称为保险业的复苏期，但市场经营主体仍处于人保独家垄断状态；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保险业独家垄断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中外保险公司多家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新格局，人们称之为保险业的发展到来了，特别是加人世贸组织以后，保险公司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保险市场重新整合，中国保险业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加之近几年外资保险公司先后涌入中国市场，抢占中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也就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我国保险市场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保险业俨然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保险业加快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法律在保障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业的法律制度直接影响或制约保险产业的发展方向或发展前景。如果我国保险体制的改革和机制不及时转换，保险业法律法规体系不尽快完善，这将阻碍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透析当前中国保险业的法制环境，我们先要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保险法制？保险法制，顾名思义是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一系列与保险商业经营治理和行政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实施和适用的统称。我国的《保险法》是在1995年国家颁布实施的，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保险主体逐步增加、保险业务稳步增长，保险市场日益活跃，保险业的监管不断加强，保险业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保险公司的经营治理水平也有所提高。这些足以看出，在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保险法制，对于我国规范保险活动、调控保险市场的竞争、促进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变化，社会需要的不断增加，法律法规的不断修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多问题和矛盾，过去的《保险法》呈现出的相对滞后与保险业的较快发展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改善保险法制环境，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势在必行。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保险法。新修订的保险法更强调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并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历经三次审议通过的新版《保险法》共8章187条，较现行《保险法》的158条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1]。新修订的保险法更强调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利。专家及业内人士就新保险法增设保险合同不可抗辩规则、明确被保险财产发生转让时的理赔争议、规范保险公司理赔程序和时限等三大焦点问题进行了解读。新《保险法》最核心的三大变化是突出了保护被保险人，突出了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突出了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对保险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保险法》的亮点在于新增不可抗辩规则、达成协议10天内赔付、明确财产转让理赔、核保期内说得清、规范合同"格式条款、特殊情况也能获赔。新《保险法》进一步明确了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责，赋予其更多的职权，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也使该部门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出，新《保险法》顺应了入世后保险业开放和竞争的新形势，顺应了加快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随着新《保险法》的施行，我国保险业将快步进入依法监管，依法经营的新阶段，必将强有力地规范和保障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好的保险保障服务，也必将在深化保险业改革，健全保险市场体系，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这样，新保险法仍存法律盲区，在2010年10月29日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举办的保险法律实务研讨会上，新保险法修改时的重点条款实施一年来出现了诸多疑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新保险法司法解释[2]。例如新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问题在于，若被保险人在犯罪过程中死亡，司法机关将不再追诉，保险公司无法取得有罪判决，那么故意犯罪应该由谁来认定。保险公司表示，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凡是故意犯罪引起的死亡、伤残都不赔，也是此类赔付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比如聚众斗殴时被别人打死是否理赔，偷盗时因对方防卫过当而导致死亡是否理赔，抗拒行政强制措施而不是刑事强制措施时导致死亡、伤残是否不赔，这些都有待于法律进一步明确。

加强法制的完善和监管力度是决定整个保险业能否顺利，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决定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关键因素。完善法制，强化监管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保险行业法制的完善，监管力度的强化是我国保险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保险事业发展的土壤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一个有利于保险事业发展的环境背景。只有这样，公众才会放心并积极地参加保险，保险从业人员才能积极拓宽服务领域，潜在保险需求才能转化为有效保险需求。二、配套法制法规的不健全将严重阻碍我国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符合保险业运作规律的法规和政策，就创造不出促进保险业健康、持久发展的宽松外部环境，这会利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发展；同时保险从业人员也会钻法制的空子，无视风险大小而盲目拓展业务，扩大市场规模，不安排再保险，以至给经营酿成潜在风险；居民将不信任保险，淡化保险意识，不参加保险，并产生恶性扩散效应，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三、保险法规的健全以及监管力度的加强，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保险的普及程度。

完善保险法规，强化保险监管力度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注重保险法规宣传。二、普及保险知识，将风险意识和现代保险保障观念引入国民教育中，从转变国民思想认识人手，促使其重视自我保障，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和宣传资料加强保险知识的普及，促使人们居安思危，学会如何编织保险保障网，如何积谷防饥。三、增强政府职能部门的保险意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保险知识的自觉性，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对保险事业发展的关注，支持和协调力度，理顺保险监管机关，各政府职能部门和保险公司的关系。四、强化政策和法规引导。政府可在财政税收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公众参加保险，同时使公众的保险利益得以有效维护。

作者单位：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年10月1日.

[2]法制日报.2010年11月4日.

[3]张倍源,刘清元.依法监管 促进保险业发展[A].甘肃保险论文集[C],2004年.

[4]杨东霞.中近代保险立法移植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

保险法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权，立法，社会保险法律

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是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客观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从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进而转化为现实权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险法》，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现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有利于为《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一、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历程

(一)社会保险法规的初创和调整阶段(1949—1965)

以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规定为依据，政务院集中颁布了社会保险的全国性行政法规。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行政法规。《条例》规定保险经费由企业负担，职工不交纳保险费，劳动保险事业交由工会办理。从内容上看，《条例》确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属于“半社会保险与雇主责任相结合的制度”①，但从立法技术、制度系统上看，《条例》的科学含量值得肯定，在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内地建立了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套制度经过不断扩展，最终几乎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鉴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国家决定进行调整。195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8年4月，劳动部又了《退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草案)》。《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部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单独立法。依据该规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国家干部的养老保险纳入公共养老保险计划。这一阶段，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在医疗保险方面，主要是建立了病、伤、生育假期批准制度，规定部分医疗费用由个人负担。在工伤保险方面，主要是增加了职业病项目。

(二)社会保险法制遭到破坏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到1976年为止，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多数社会保险法规被废止，社会保险机构被撤消，社会保险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职工的退休也大部分中止，数百万职工无法按时退休。1969年2月财政部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制度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企业支付的退休金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这份文件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由此，劳动保险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互济，演化为企业保障，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遭受重创，社会保险事业出现停滞和倒退。

(三)社会保险法恢复和重建阶段(1977—1989)

由于许多制度在“”期间遭到破坏，“”后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恢复工作。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自此，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进入恢复和重建阶段。1982年，我国宪法第44条、第45条对社会保险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在国家的法律文件中清晰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等制度，统一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此后，社会保险立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全面展开。1986年，国务院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暂行规定》，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同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1988年，国务院颁发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统一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公费医疗保险的通知》，对公费医疗开始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立法工作的重心，一方面是恢复“”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是为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奠定基础。

(四)社会保险法的全面建设和发展阶段(199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向社会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国家开始注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标志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序幕的拉开。1992年，民政部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199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专设一章规定了“社会保险和福利”。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了生育保险方面的行政规章《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指明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1997年国务院了养老保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保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失业保险条例》。同年，国务院还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行政规章《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3月，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宪法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载人宪法。

二、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成就

(一)在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上达成了共识，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明确

1986年，我国国家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看成是并列的制度，统一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自此，社会保障的理论和相关的制度设计都基本上明确了社会保险是与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相并列的概念，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和基础。1994年(劳动法》第70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和补偿。”这从法律上确立了社会保险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五个具体项目。社会保险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及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基础性地位的共识为我国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制度架构的基础。

(二)社会保险制度转型已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的政策构成的社会保险法制体系。社会保险法制在相当程度上指引和规范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指南。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试点，中国特色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开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已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共济的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改变了过去国家包揽的状况，实行了国家、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并在主要项目上实行了社会统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险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全依附国家、单位转向责任共担，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保险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国家立法的宝贵资源，社会保险国家立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三)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作了两个重要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昭示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从以往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人权人宪，使得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原则依据以及宪法规范依据。

(四)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开始提速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法的一部分，而劳动法尽管历史悠久，但在我国却是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门，至于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社会法更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作为与经济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也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护，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包括社会法在内的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自此，社会法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承载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功能，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曾经搁置多年的《社会保险法》，又被提到立法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规划，社会保险立法开始走上快车道。

三、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反思

由于社会转型、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我国在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今后的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现实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

(一)社会保险立法理念落后

当今社会，社会保险(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保险立法的起点和归宿。从法理方面看，社会保险法无非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确立和实现问题，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即社会保险立法的首要任务是规定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和保障。权利是目标与基础，权利处于基本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社会保险权利保障的理念远未被学界和立法者所认同，社会保险立法更多地定位于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单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保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自己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定位。缺乏先进的立法理念，必然导致在社会保险法的基本价值、原则、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导致社会保险立法基点不当，缺乏前瞻性、主动性和回应性，阻碍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

(二)社会保险基本法律缺失，社会保险法治化程度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在社会保险制度建构方面，我国虽颁布了大量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理应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据宪法理论和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险的重要事项的立法应该由法律规定。尽管，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把《社会保险法》列入当届人大必须制定的115部法律规划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劳动法》已于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会保险法》至今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社会保险基本法暂付阙如，对社会保险的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各部门的规章。在现行的社会保险的各项单行制度中，也鲜有专门的法律。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缺乏权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定型；导致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偏低，体系功能弱化，与社会保险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地位极不相称；导致遵从社会保险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的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及时建立起来，一些本应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保险关系一直游离于法治之外。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处于非法治化的、政府单方面主导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状态。这种不合理状态，既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三)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内容存在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规或政策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享有社会保险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险仅仅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专利”，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一，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尽管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内，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第二，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也比较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用人单位“固定”的就业形式而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就业方式灵活化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他们很难享有社会保险利益。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只覆盖城镇固定职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工延伸，但总体上看，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农民工，如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伤残得不到经济赔偿和治疗。”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职工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情况大大地破坏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原则。

(四)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和混乱

我国在保险法制建设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少，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立法主体多元，层级无序，规范分散。如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务院统一了通知，确定了两个试点方案，允许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结果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造成这项本应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近年来，还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养老保险条例》，进一步固定了养老保险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体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制度定型难度加大。立法层级的无序导致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门，互不统辖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给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险“有法难依”的困境。例如，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列为农民负担不许征收，有些地方也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视为增加农民负担。这些行政法规或政策性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保险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缺乏合理约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规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体现。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立法技术方面，缺少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导致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引、激励、规范、制裁和保护功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规不具有法律的权威，社会保险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社会保险权需要法律救济措施。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有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使社会保险方面的争议能够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我国不仅没有建立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没有便捷、高效的解决争议的程序，甚至还出现过由某市社会保险局和市高级法院“协商—致”，下发文件规定劳动者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金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的怪现象o。这剥夺了劳动者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成为纸上的权利。

四、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展望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让我们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树立科学、先进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险(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讲，社会保险权属于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基本范畴，其核心内容是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年老、伤害、疾病、失业、生育等)时，可以请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确保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险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社会保险权的保障和救济，社会保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并非仅是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法，更不是社会保险管理的权力分配法。这是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忽视甚至权利的被剥夺。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维护社会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或变革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从法律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才能从应然的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再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才能真正实现。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险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许多社会保障立法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对社会保险来说，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规范，更在于实现社会保障责任与权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国人大——民意机构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社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社会保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社会保障(险)的主要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有，制定《社会保险法》可以使社会保险主体权利义务和职责明晰化，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定型，形成社会公众确定的心理预期，维系社会诚信。基于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和巨大的权威性，可以使社会保险纠纷依法解决，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作并持续发展。总之，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完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部社会保险单项法律并存，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多项社会保险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立法模式。我国1994年在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规划中，采用的是综合立法即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模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社会保险的不同项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分别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社会保险基本法②。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分散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较灵活、便于修订等优点，但是，分散立法由于缺乏统摄全局的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约，非常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各单行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劳工局专家组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的建议，值得我们在选择立法模式时予以重视。第二，从国外的经验看，固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都经历了从某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立法内容逐渐扩展，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但综合立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就基本上是以其综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而著称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而原先采用分散立法的国家如德国，为了使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和明朗化，于1970年进行了《社会法》的法典编纂。美国、智利综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国的《社会法》法典编纂的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这也是我们选择《社会保险法》立法模式时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零乱、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粗疏的情况下，必须制定一部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以规范社会保险各项目所具有共性的内容，解决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确立法律框架。实际上，即使采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和事项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反而会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制定综合、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办法等具体事项，可以留待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解释等作规定，为社会保险具体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这是目前非常现实、经济、有效的选择。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应该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目标，制度框架应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脸、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社会保险法还应对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责、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做出规定。

(四)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发挥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权利救济措施做后盾。一方面，社会保险法要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对拒绝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社会保险支付义务的，挪用、侵占、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等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关于刑事责任，考虑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协调，可以在社会保险法里作一概括规定，然后由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释的方式，对社会保险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规定，从刑法方面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