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沈钧儒当秘书

到1948年，必败基本已成定局。5月1日，中共中央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5月5日，香港各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联合通电响应号召。当时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潘汉年、连贯，由他们安排将各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送往东北解放区，另一部分送往华北解放区。当时我也在香港，由潘汉年安排我进入华北解放区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进中央社会部工作（部长李克农、潘汉年为副部长）。1949年3月北平、天津已解放，中共中央和各部门以及东北、华北解放区民主人士先后进入北平。沈钧儒进北平后向统战部部长李提出他需要一位政治秘书，并提名要我去，李找到李克农商议，最后决定调任我去，并言明党籍暂不公开。

是年6月，由中共和各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界各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共134人组织了新政协筹备会。9月21日政协会议正式开幕。最后一天选举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讨论和通过政协会议全体会议宣言。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人民政府委员排名从、到张东荪、龙云共56人，委任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总理推举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下属各部、委以及各省省长，有人统计约30多名党外人士担任部长和省长。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起来了。

在此期间沈钧儒也忙起来了。我随沈钧老到高院，兼任高院的机要秘书。新中国成立开始，沈老每天到高院办公，主要是清理各省市重大的案件，同时整理地方法院提出保障人民权利的原则和适应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需要。1950年5月下旬，中央政法四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沈老、最高人民检察院李六如副检察长、法制委员会王明主任和司法部长史良因故未能参加）30余人赴天津、唐山、沧县进行视察，沈老任团长，参观法院、监狱、看守所。王明一路宣传新《婚姻法》，使大家都以为新《婚姻法》是他修订的。7月召开全国司法会议，讨论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等问题，批判了时期高层的反动观点。会后，7月30日沈老写信给中共中央负责政法方面的董必武，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董老回信说：你诚恳地热烈地企望入党的心情，我和许多同志都能理解，而且应该说不是从现在始。我拟将您的信转给中央诸同志，请他们考虑。后来沈老常去董老家，董老有时把党内文件给沈老看，因此我和董老秘书也发生了联系。

8月底，中央组织西北少数民族访问团，委任沈老为团长，赴西北五省进行访问。一路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间的大团结。10月朝鲜战争爆发，政务院电报要沈老提前于11月上旬返京。

1951年4月，中央组织中俄和中德友好代表团，林伯渠为团长、沈老为副团长。中俄访问结束后，林老即返国，沈老率中德友好访问团访问民主德国。

9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在柏林召开第五届大会，我国正式派沈老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外交部柯柏年，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以及我和翻译等同行。大会上沈老作了《检举和惩罚战争罪犯问题》的发言，公开谴责美国的罪行。沈老被选为国际法协副主席。

1952年2月，沈老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公审贪污犯大会，判处盗窃国家财产罪大恶极的薛昆山、宋德贵二人死刑，其余人有的判徒刑，有的坦白从宽免于处分。

4月上旬，沈老和柯柏年等又远行去维也纳，参加国际民主法协理事会，议题是：一、对德国和约问题；二、美国在朝鲜和在中国进行细菌战问题。沈老发了言，受到全体理事的赞同。会后匈牙利民主法协邀请沈老到布达佩斯访问四天。一路上见到吴晗、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钱三强、柳、康克清、王汝琪等人，他们都是出来参加外事活动的。1953年沈老大病一场，去南方、青岛休养。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为国家主席、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原为副总理的郭沫若、黄炎培，原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均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先后几条醒目的新闻是：民盟主席张澜去世；文艺家胡风被捕；高岗、饶漱石结成联盟；潘汉年夫妇先后被捕入狱。

4月初我在北京饭店门口遇见来出席党代会的潘汉年（当时已任上海副市长）我们谈了几句，匆匆而去。回来我告诉了沈老，沈老马上要我找胡愈之、萨空了，准备明天请他们来吃午饭，我通知了潘汉年，第二天一早就来了，大家畅谈分别后情况，谈谈上海的新的变化，谈谈代表会议的内容，午饭后大家尽欢而散。

第二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潘汉年被捕了。这几天，听到各种传说，有的说是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说是特务，有的说是的特务，广播里说他是“内奸”。沈老是全不相信，他说他如果是特务，像我们在香港这些人都在他的安排下才能平平安安秘密到东北，实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月后他的夫人董慧也被捕入狱。和潘汉年午餐后胡愈之告诉我，1953年沈老去青岛休养时，胡也在青岛，约华岗（当时是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在青岛休养的吴晗夫妇一起游览崂山。最近，华岗也被认为是“胡风分子”，又是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的“集团”成员，也被捕了。

1955年沈老整整八旬，身体很好，副委员长不需要上班。7月5日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8月初决定去庐山一游，同行有其长子夫妇，生活秘书、厨师和警卫四人，沈老也要我去，共十人。乘公务车先到汉口，后又乘江新轮赴九江，上岸后即乘车向庐山进发。住半山一座别墅，沈老幽默地说，过去（指1937年“七君子”在狱中）请我们来，遭到我们拒绝，今天自由自在地来了，还是“自由”好啊！沈老在庐山住二十多天，有时行车观景，有时下山游览。不出门时，每天生活秘书给他读报，家人陪他下棋玩牌、打乒乓球，我在这个时期读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牛虻》，9月上旬返回北京。

1956年这一年和1955年不同，听的都是一些令人高兴的新闻。

中共中央宣布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迅速，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月中旬，首都举行20万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大会，沈老和民盟领导们带领机关同志参加游行。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代表荣毅仁等敲锣打鼓上天安门城楼向报喜。不久全国各大城市都已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报告里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受到极大鼓舞，民盟在这种气氛中于2月9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盟章，使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改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大会总结一句话：“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4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的《论十大关系》，谈到“党和非党关系”时提出中共和各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统战部部长李曾在一次会上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一条“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原则。并提出“要充分尊重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各派听了后立即召开座谈会传达，与会的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去年沈老游庐山，游兴未尽，今年还想作黄山之游，同游者除去年的原班人马外，又加上沈老的三儿子，共11人。黄山和庐山完全不同，七十二峰各有特色，上山下山无平路可走，只有走小路或爬石阶。沈老是在警卫扶持下走上山去（未到最高最险处）。我和警卫上山三次，第一次为沈老探路，第二次身体经受了考验。

沈老回来不久和宋庆龄、李济深等列席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会后各派一致表示拥护中共的正确路线并组织成员学习《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

1957年2月27日我参加一个一千多人的大会。开会时，主持人宣布今天大会改为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有重要讲话（最高国务会议，随时可能召开，参加人由他指定）。我有幸参加这个会，急忙拿出记录本作记录。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报告。其中讲了12个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今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从理论上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学说。报告也提到知识分子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3月间，又在中央宣传部召开有党内800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谈到知识分子改造和同工农结合的必要，同时宣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的方针，要大家敢提意见、敢讲话、敢于争论、敢于批评。

讲话引起知识分子热烈反应，也受到极大鼓舞。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开展以反对、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几天后，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欢迎大家对共产党提意见。从5月到6月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各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大家踊跃发言，对党政工作和干部思想作风提出大量的意见，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表现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提出对“矫枉必须过正”值得怀疑，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都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其他人还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应该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办大学要靠专家学者；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党员要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

5月21日的座谈会上章伯钧发了言，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他还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都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第二天罗隆基发言，他认为“三反”、“五反”、“肃反”几次运动发现有些偏差，他建议全国人大和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几次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委员会”。

座谈会已近尾声，储安平出席发言。他的发言还像解放之前主编《观察》一样，眼光敏锐，出语惊人。他发言的题目就是《向提些意见》，他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它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和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提倡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注：实为八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是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据说马寅初听了，连声叫好，有些人会后说：储安平真有胆量，我早也有这些想法就是不敢说。

这次党内整风，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大家发言踊跃，主持人李看出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大肆散布主义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主义思潮（见李《回忆与研究》）。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机密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全体党员把整风立即转为反对分子的对敌斗争。各派中央及地方也多次开会开展对分子大鸣大放大批评，同时提出加强自我改造。1958年3月6日，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机关干部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沈钧儒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带领与会人员走上长安街，高呼口号列队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掀起了自我改造的高潮。

是年11月民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沈钧儒在工作报告中说：总结了反右、整风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民盟是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盟员的多数还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立场。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民盟在根本改造中的中心问题”。

经过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运动”，彻底打退了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新体制的进攻，中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划出了55万分子，缺点是扩大化了。死后，中央对多年来各种冤假错案甄别，分子55万先后予以的占99%。中央级的大只有5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和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未说明任何理由和罪行，只是四个字“不予”把他们永远打入历史另册，但储安平对联合政府的讲话至今仍还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