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诗歌意象的审美体性

摘要：陶渊明诗歌意象的审美体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意象的写意之美、意象的混融之美与自我形象的显豁之美。这三种审美体性的形成各有其具体原因。概要而言，则主要源于陶渊明的诗歌观念、精神个性以及前陶之时的诗歌传统。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意象；写意之美；浑融之美；显豁之美

陶渊明一生，存诗不多，只有一百二十余首，但在晋宋之际的诗坛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却成为一道独特而且耀眼的审美风景。陶诗之美，不仅表现在高洁的个性与旷达的情怀上，不仅表现在平淡而又隽永的艺术风格上，也不仅表现在“质而自然”的语言特色上，它同时也表现在陶诗的审美意象上。本文所要梳理、探讨的就是陶诗意象的审美体性。

一、陶诗意象的写意之美

工笔与写意原是绘画术语。按照北宋韩拙的概括，写意是指“用笔有简易而意全者”，工笔是指用笔“有巧密而精细者”。作为绘事笔法，写意与工笔的趣舍明显不同。前者重神韵，后者求形似。“诗画本一律”，如果把这样的绘画术语移用到诗歌评论上来，那么陶诗之中的景致风物描写，无疑具有略貌取神的写意之美。

陶诗意象的写意之美几乎俯拾即是。摘要引例，四言诗之中，《停云》诗的“飞鸟”意象、“园树”意象，《时运》篇的“新苗”意象，“花木”意象，均堪圈点。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亲好，以招余情。”

“山涤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五言诗之中，写春景，“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写夏景，“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写秋景，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写冬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写村落，“暧暖远人利，依依墟里烟。”写涧水“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写山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秋月，“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写行役风波，“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写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上述意象的描写，显然不是“极貌以写物”，不是精雕细刻，而是大处着眼，抓住特点，取其风神，是典型的写意笔法。

有关陶诗的写意之美，学界早已论定，我们在此也无需做过多的发挥。这里拟以申说的是陶诗意象写意之美的形成原因。我们认为陶诗意象写意之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它与陶渊明的文学观念直接相关。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在《饮酒》组诗的序言中，又讲：“既醉之后，颇题数句自娱。”在《五柳先生传》中，夫子自道：“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可见，在陶渊明看来，诗文的写作，并不求其外在的功能与作用，它只是一种宣达情志，自我娱乐的活动而已。受到这种重在自我抒发的文学观念的驱动，陶渊明之于物候景致，自然更注重的是以我为主的“感物”，而不是以物为主的“察物”，体物之时，更注重的是“物感”而非“物态”。从以我为主的“感物”、

“物感”出发的景物描写，也就必然趋于物象风神与主观情志的自然契合，这是陶诗意象写意之美得以形成的首要原因。

其次，它与陶渊明的精神个性也有密切的关联。陶渊明之为人，并非琐细破碎、斤斤节节之士。于人生，他关注生死，讲究的是委运任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于立身，他思考的是质性节操，践履的是适性任情与固穷不滥。于读书，他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作为一种读书取向，并非贬义，指的是求取大意，把握文章或著作的基本精神。这样一种“大处着眼”的精神个性，拓展到观物、体物上来，也必然趋向于不滞于物的写意描写。

此外，前陶之时，虽然“赋体文学”已经“体物而浏亮”，但诗歌之中，从《诗经》到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再到正始、太康时期阮籍、左思等人的诗作，都没有把自然风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所以诗作之中，笔涉风物，也往往是写意呈象而已。这样的传统对陶渊明的影响无疑是明显的。

二、陶诗意象的浑融之美

诗歌的内容要素不外乎景、情、事、理。这里所说的浑融之美主要是指景与情、事、理之间彼此引发，交融渗透、相得益彰、混沦为一的审美风貌。

如果对陶诗的意象加以分类，那么，诗人自我意象之外，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意象，一类是比兴意象，一类是人文意象。自然意象是指诗人即目“直寻”的山水田园、风花雪月等自然实有之景。比兴意象是指经过了诗人“审美过滤”的别有寄寓的物象。人文意象简言之就是那些经过了诗人审美选择的有来历、有出处，体现了特定的价值内涵与观念内涵的物象。

自然意象方面，与事、理、情浑融一体的代表性作品是《饮酒》其五。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以议论开篇，先讲自己心远尘俗，故能精神超越，这是理。接下来写事，写自己采菊东篱，南山偶望。然后写景，在夕阳雾霭之中，飞鸟结伴归林。最后两句写刹那间的感受与体悟。这首诗的景、情、事、理的浑融之美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从诗歌的表层结构上看，正因为自己心远尘俗，所以才能悠闲自得，采菊东篱，才能“采菊之次，偶然见山”。既然南山在目，那么山间美景自然会引起诗人的关注与赏眺。而赏眺之际，又必然会有所感悟，有所会心。显然，诗中的理、事、景、情、悟，在意脉上是前引后续，环环相生的。从诗歌的深层的“义理”上看，其中的景、情、事、理也是浑融一片的。就诗作的基本精神而言，应该说，这是陶渊明对于人生回归的讴歌。“心远地自偏”，讲的是如何回归，采菊见山，讲的是回归的悠闲，飞鸟归林，讲的是物类的回归，作用在于启示人的回归。最后的“真意”感悟，所表达的正是妙得回归之理而且沉浸其中、乐在其中的一份无法言表的喜悦。理说回归，事显回归，景乐回归，情在回归，在远离尘俗，心系回归的意义上，景、情、事、理，浑融为一。

比兴意象与人文意象，就其有所寄寓而言，二者并无差异。区别只在于意象之中精神内涵的设定者有所不同。如果是作者独立设定的，那么这种意象就是比兴意象。如果由前人设定，并且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这样的意象就可以视为人文意象。陶诗之中，人文意象主要有松菊幽兰。代表性诗句见于《和郭主簿诗》其二、《饮酒》其七、《饮酒》十七。“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真秀姿，卓为霜下杰。”“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青松意象来源于《论语》之中孔子的青松赞：“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幽兰意象来源于屈子的《离骚》而又有所提炼。它们表达的是一种浊世自清的人格追求与情操取向。这样的人文意象与陶渊明的情怀志趣无疑是契合无间的。陶诗的比兴意象主要是飞鸟游鱼。袁行霈先生认为“陶诗

中屡次出现归鸟意象”，“此皆渊明自身归隐之象征。”可谓精辟。结合我们的论旨，我们对袁先生的观点还可以做如下的发挥。陶诗之中的种种飞鸟形象，不仅负载着渊明一生由仕而隐的人生踪迹，也凝聚着渊明在仕的徘徊痛苦与归隐之后的自由解脱、喜悦怡然之情。当然，如前所述，飞鸟的意象中还隐含着渊明对人生真义的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讲，飞鸟意象本身就已经呈现了景、情、事、理的浑融之美。

陶诗意象浑融之美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认为，就人文意象与比兴意象而言，个中原因主要在于陶渊明对于诗歌意象审美过滤与审美选择的精严。应当说，陶诗取用的人文意象与比兴意象在数量上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这两种意象又都是用在人生大节的表达上――个体的操守问题，仕途的进退问题，适性与违己问题。为了更好地“导达意气”，示其本志，陶渊明势必格外地关注所取之象与情、事、理的契合性、包容性以及表现力，进而促成景、情、事、理的浑然一体。

就自然意象而言，陶渊明之取象，并非“寓目辄书”，它的基本套路有二：一是诗人于彼时彼地，因物兴感，即景生情，情为景动，所以纳景入诗。《停云》诗中的园树意象，就属于此类。“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亲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停云》自序云：“思亲友也。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这是对诗人取象的直接说明。诗人取象的第二个套路是以我观物，据我取象。诗人先自有一种境遇、一种胸襟、一种情怀，然后激活并取用眼前之景，或者忆中之象，并把它笼罩在自己的识见、境遇与心境之下。陶诗名作《归园田居》其一、《读山海经》其一，也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饮酒》其五，都是此一类属的佳例。按照上述两种套路取象，当然会有情景的交汇，会有景、情、事、理的浑融。

三、自我形象的显豁之美

显豁的对应概念是深隐，是内敛，是藏而不露。从艺术表现的显隐角度着眼，无论陶诗的意蕴，还是陶诗的自我形象都具有显豁之美。这里，所谓自我形象的显豁之美，主要是指诗人的情貌、风神、心境、状态的生动鲜活与“指而可想”。

赏读陶诗，我们仿佛见证着诗人喜怒哀乐，目睹了诗人的颦笑举止。“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迂。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这是有违“真想”，在役思归，身倦心苦的陶渊明。“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这是回归田园，近观远望，恰然自得的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这是等身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的陶渊明。“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是与农夫有了共同语言且能相处融洽的陶渊明。“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这是南风清阴中，得其所哉，书琴自娱的陶渊明。“欲言无余和，举杯劝孤影，日月掷入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是心志难酬，孤寂悲慨的陶渊明。“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是在饥寒交迫中饱受煎熬的陶渊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词。”这是饥饿之中、困顿之际求乞于人而又难于启齿的陶渊明。总之，全部陶诗，已经立体地、多方位、多侧面地把诗人的自我形象“和盘托出”，品读诗作，千载之下，如见其人。

陶诗的自我形象为什么能够具有上述的显豁之美，此中原因，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除了与陶渊明的“导达意气”、真情为文的文学观念、创作观念直接相关之外，“学非称师，文取旨达”，语言表达上平易自然的风格取向也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助成之因。这里还需要拈出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前陶之时的诗歌传统以及陶渊明对诗歌传统的承继关系。

论到前陶之时的诗歌传统以及陶渊明对诗歌传统的承继关系，袁行霈先生曾经讲过：“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看来，诗风是古朴的。”又说：“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袁先生的概括简要而又精辟。对于两汉魏晋之诗的古朴，我们可以有多层面的界定。但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显然既有别于南北朝诗歌的声色雕琢，也不同于自唐以后画意加诗情的精致的意境营构。它是“我”在诗中，以“我”为主，融景、情、事、理于一炉，汇行、见、感、思于一体的相对“古拙”的诗思范型。在这样的诗思范型中，诗人的自我形象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呈现。而陶渊明作为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自我形象具有显豁之美，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

[2]袁行霈《陶渊明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