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英与太谷学派

刘季英先生（1887－1954）是我的外祖父，笔者从小就生活在老人膝前，从北京到天津，从苏州到杭州，耳闻目睹家中许多轶事，年少时笔者只知外公是位知识渊博的慈祥老人，成年后浏览了学派书籍和有关资料，始知外公是位出身名门、学贯中西的儒家学者，其毕生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太谷学派《易》学的继承和发扬。有学者认为“在太谷学派第四代弟子中，当算刘大绅（季英）的学术成就为最高……算得上是奏出了太谷之学较为奇特的历史休止符”。

外祖父祖籍江苏镇江，自幼客居江苏淮安，谱名大绅，字季缨，习用季英，一字赐书，又名刘髡，字髡潜，别号居夷、贞观、贞观老人，晚年号梅园寄叟，又号逐鸡翁，曾用笔名殷顽等。他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字铁云）第四子，著名国学大师罗振玉长婿。年幼时，罗振玉在刘鹗家处馆，季英遂从罗振玉读书。1905年，罗振玉以长女孝则许嫁季英。成婚后，随侍罗振玉，然“老师”称谓始终未改。罗振玉先后任上海南洋公学及苏州师范学堂监督，季英均随去读东文班。毕业后，又赴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季英携妻儿随罗振玉赴日本，寓居京都，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英文。后专门研读尼采、叔本华、康德、达尔文等人的西方哲学思想。学成回国，就职上海商务印书馆农商科编辑。之后在天津《大公报》、金城银行天津总行及附属通城公司、诚孚公司等处任职。1946年在天津诚孚公司退休。1950年南归，先寓居苏州。次年秋就养杭州。1954年11月病逝于西子湖畔。先葬杭州，1996年移葬北京。

一

太谷学派始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直至民国初年，活跃于江苏、山东一带。自19世纪20年代周太谷开宗讲学以来，历时达180余年，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刘蕙孙（季英先生三子，笔者三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支暗流”。称其为“暗流”，一是学派以秘密形式结社，著作多由口授笔录，更不显传。二是学派理论深奥怪谲，似可解又不可解。周太谷以后有两位传人，一是张积中（石琴），一是李光炘（龙川）。张积中曾在山东讲学（俗称北宗），同治五年（1866）遭清廷诬陷镇压，近三千弟子罹难，此即清代著名冤案“黄崖教案”，从此太谷学派活动转入地下。李光炘则在江苏一带授业（俗称南宗），收有十二大弟子，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刘鹗即其一，还有陕甘总督毛庆蕃、济南知府吴慕渠等。学派第三代传人为黄葆年（归群）及蒋文田（龙溪），学派在苏州开设归群草堂广收弟子，传授《周易》和儒家修身养性的学问。1909年蒋文田病故，1924年黄葆年离世，黄生前曾指定李光炘的孙子李平孙继续学派传承。但不足一年李亦病故，学派从此群龙无首，后继无人，苏州的学派“基地”也渐渐败落。

季英17岁时，父亲刘鹗将他带去苏州谒见黄葆年，并拜于门下。黄葆年易其名为“赐书”，授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二语。蒋文田授以“尽心焉而已”一语。二师同授“希贤希圣，同德同心”语。但实际上季英在黄、蒋先生身边受学的时间极短，其所见所闻多得自铁云先生的庭训。

上世纪30年代初，季英接继母郑安香来天津小住。郑氏道出一事，曰张积中曾将周太谷语录编成《周氏遗书》，李光炘在世时请人抄过十二部，分赠学派南宗第三代各大弟子。刘鹗亦在其中，刘鹗得书后视若珍宝，始终携在身边或藏于家中。1908年刘鹗流放新疆，1909年病殁。该书由其续室郑氏保存在苏州老宅。季英请郑氏设法将这部《周氏遗书》带来天津，该书共计十一册，其中《周氏遗书》十册，另一册为记载学派二代传人李龙川语录的《李氏遗书》，抄本均用黄色绫绸作面，直排线装，内页用爱莲堂6行20字毛边纸精抄，宽19.7厘米，高36.7厘米。全书系毛笔小楷敬书。从此《周氏遗书》保存于季英家中，被全家人视如珍宝。外祖父去世后该书保存于我家直至，为保护其不被损毁，先母刘厚端决定无偿捐赠给浙江省图书馆。《周氏遗书》是学习研究太谷学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资料和根本依据，外祖父退休后，杜门谢客，潜心研《易》，亲身体验研习太谷学派修身养性的功夫，虽“颠沛流离，而一卷随身，终未尝舍”。

在京津期间，季英从同门归群弟子汪仲方（世丈）手中借抄了《张氏遗书》《黄氏诗经读本》《濂溪一滴》《观海山房追随录》《潘小江先生诗集》五种。蕙孙从厂甸购到《汪氏家集》，其中有汪大竹先生的《铁孟居士诗稿》等。随着季英对学派书籍广泛涉猎及深入探取，他也有了著书写作的愿望，开始写作《贞观学易》一书，时间约在1942年。原手稿装订为四卷，后来一半散失。

二

太谷学派的著述向来秘不示人，更不许刊印。刘季英却允许至亲挚友恭抄了多部《周氏遗书》，据刘蕙孙回忆，此书前后共抄了五部，除他本人以外，还有先父朱右民、四舅刘厚泽、表舅程胤之和一位叶甫阁先生。近年笔者从刘厚祜遗诗稿中发现有“五年大人卜居湖上，庭园清幽，有梅阴屋，颇为幽胜。时值寄太谷学派遗书来，朝夕焚香绎经，引以为娱焉”的记载。据此推测可能有另一部《周氏遗书》抄本，为先生五子刘厚祜所有。这几部抄本除先父所抄尚为笔者保存外，其余或捐赠博物馆，或失散了。

季英有感于手工抄写效率太低，满足不了门人渴求，决心自己编辑刊印成书。1933年与学派后人（亲戚）潘孝侯在天津合资编印了《龙川诗钞》，书后附录了《李氏遗书》。这件事遭苏州学派门人的强烈反对，指责刘、潘二人泄漏天机，绝不允许此书流行人间。为首者是季英的姐夫黄仲素（黄葆年次子），但季英据理力争，认为先师对学派书籍保密是因“黄崖教案”后遭清廷迫害之故，时代不同环境有别，要光大学派，就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学派的理论和主张，这才符合先师创办学派的本意……他坚持己见，让对方很无奈，此事终于不了了之。《龙川诗钞》不仅供成人学习吟诵，也成为对孙辈启蒙的教材，至今笔者和刘家许多德字辈老人仍会背诵吟唱，如《登虎丘怀古》、《西湖采莲曲七首》等。1944年，季英因为担忧学派失传，又编辑印刷了数百本《儒宗心法》分赠亲友门人。这是用子女为他做寿的寿金为印资，先生亲自选编了学派几代师长的重要语录和著述节选，并作序写跋，为学派门人修学提供了重要依据。此两种学派书籍留世甚少，所幸笔者手头尚各存有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