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战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

[摘要]在对战争伦理的研究中，开战正义的标准通常由六项原则组成，包括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动机、成功前景、适当比例和最后手段。然而，除了正当理由与适当比例外，其他原则或是可以合并到这两项之中，或是有害无益，或者只不过是历史陈迹。因此，应当仅仅保留正当理由和适当比例原则，以此作为界定开战正义的标准。这两项原则还可以进一步推广，从而包含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领域，从而发展出能涵盖不同战争阶段的道德理论。

[关键词]开战正义 交战正义 战后正义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108-05

一、伦理思考对战争的重要意义

战争史几乎与人类社会史一样悠久，鉴于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在确定了这一现象的不可避免后，我们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对其进行道德评价，并通过这种评价引出恰当的行为指导。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背景下，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即使不考虑可能毁灭现有文明的核武器，或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生化武器，仅仅是威力日益提高的常规武器，也对人类的生存和尊严构成了巨大威胁。这就更加迫使人们不仅要关注战争手段，而且要对战争的道德性加以反思。换句话说，人们必须超越工具理性，从价值理性的层面去审视战争。因此，从伦理视角去思考相关问题就成了比以往更为紧迫的要求。

在对战争伦理学的研究中，有一对核心范畴，即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前者涉及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以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方式投入一场战争。后者涉及的问题则是，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哪些交战行为是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例如，当我们谴责侵略战争，或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时，我们是在开战正义层面上做出道德判断。而当我们批评对平民的轰炸时，则是在交战正义的层面上做出道德判断。近年来，战后正义也引起了更多关注。这类正义所涉及的是战争结束后对各方伦理关系的处理，以及对战争责任的道德追究。

到目前为止，对于判断正义战争的伦理道德标准，仍然没有公认的权威说法。在开战正义方面，国内学术界较多使用的是一种包含六项原则的道德标准。本文将对这种道德标准进行考察，并试图指出，这六项伦理原则可以简化为基本的两项，即正当理由与适当比例原则。随后，本文将把这些伦理原则应用于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以建构一种涵盖全部三种范畴的道德理论。

二、开战正义的六项道德原则

有学者认为，在开战正义方面，只有在满足了六项道德上的限制条件时，一场战争才是正义的。这六项条件是：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动机、成功前景、适当比例与最后手段。具体来说，这六项道德条件如下。

1.进行战争必须是出于道德上正当的理由。参战方必须能够说明，自己加入战争，是出于道德上正当的理由。在当代世界里，进行战争最正当的理由，就是反对侵略。此外，有些人认为，当一个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入侵时，可以在尚未遭到实际侵略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冷战之后，随着人道主义干涉行为的增多，也开始有人主张说，为了保护其他国家居民的人权，可以在未受侵略时发动战争。在当前，后两种主张的道德合理性还存在较大争议。现在能够得到最普遍承认的正当理由，仍然是反对侵略。

2.进行战争的主体必须具有合法的权威。参战方必须是有道德权利进行战争的实体。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被认为是唯一拥有战争权利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的组织，也逐渐被普遍认可为道德上合法的交战方。此外，国际组织有时也会以整体身份成为参战方，例如：1968年华约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1999年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的干涉。

3.进行战争必须出于道德上正当的动机。参战方加入战争的动机必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这条道德原则与正当理由原则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在道德上正当的动机，无非就是被道德上正当的理由所激发的动机。在历史上，战争曾被看作合法的国家政策工具。因此，为国家利益而发动战争，几乎总被认为是道德上正当的动机，或至少不是道德上不正当的动机。但是，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单纯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或推行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无法得到普遍的道德认可了。

4.战争必须具备成功的前景。参战方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为了微乎其微的胜利可能，就贸然投入前景渺茫的战争，乃是一种应该在道义上加以反对的行为。当然，对于成功的前景，各方可能存在不同看法。而且，对于“在何种程度的成功前景下才可以进行战争”，也可能存在分歧。不过，在理论层面上，这些问题并不妨碍此道德原则的应用。

5.战争的收益和损失必须成比例。与其所达到的正面效果相比，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过大——不能“超出比例”（out of proportion）。破坏很大而收益有限的战争，会被认为在道德上是非正义的。当然，这肯定是一项含义模糊的原则。在对其进行应用时，首先需要我们确定的是何为收益、何为损失。此外，我们还要考虑的是，如何赋予不同类型的收益和损失以不同的权重。这些都是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然而，争议的存在不能表明应该抛弃这一道德原则，正如“财富”概念虽然具有模糊性，但这不能说我们不应该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使用财富概念。

6.战争必须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参战方必须在尝试过一切解决方案，并确定已无更好的办法后，才能诉诸战争。如果通过谈判、制裁或向国际组织进行申诉就可以合理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那么，仍然坚持进行战争，就属于在道德上不正义的行为。这一道德原则的目的，在于抑制各国随意使用暴力的冲动，并培养和平的习性。

乍看之下，这六项道德标准似乎都很合理。然而，如果加以仔细辨析，就可以发现，在它们之中只有正当理由与适当比例原则是站得住脚的。其他几项要么可以合并到这两项之中，要么是有害无益，要么只不过是历史陈迹。

三、对开战正义诸道德原则的批判

在上述六项道德原则中，正当理由和适当比例原则是普遍得到认可的。虽然对其具体内容还存在争议，但一场无法满足这两项原则的战争，不可能被认为是正义的。然而，其他四项原则就不具有这种地位。正当动机原则有害无益，成功前景与最后手段原则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且其合理部分可以归并到适当比例原则中。至于合法权威原则，则是一个不具适用性的历史遗留产物。

1.正当动机。这一道德原则首先会面对的一个诘问就是“谁的动机？”国家（或其他组织）不是一个有机生物体。它不具有单一的意志，而是由无数拥有个别意志的人组成的。当一个国家进入一场战争时，参与战争的人可能具有形形的道德（或非道德）动机。对政治领导人、军队指挥官、普通士兵和支持开战的平民来说，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动机的判定就会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假如在一场符合正义理由标准的战争中，仅仅由于某一些人怀有不当的动机，就否认其余人的行为在道德上的正义性，显然是不公平的。

即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仍然缺少判断动机的适当标准。对于战争理由和破坏比例的恰当性，也可能会存在争议。但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判断，必然是建立在客观证据之上的。因此，与完全没有标准的情况相比，这两项标准可以起到限制战争的作用。然而，动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因素。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人类主观意识的、难以检测的东西。准确地刺探其他国家的动机，如同准确地刺探其他个人的动机一样，是复杂和困难的。在国际政治中，怀有恶劣动机的一方宣称自己的动机是高尚的，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同时，各方还都习惯于指责别人的动机。对这种指控进行证实是非常困难的，而对其进行证伪，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相比于完全没有任何标准的情况，把正当动机作为正义战争的标准，就很难达到限制战争的效果。相反，它有可能成为在道德上非正义的一方为自己开脱的工具，因为这一方可以通过质疑对方的动机，来达到抹杀双方正义性差距的目的。从总体上看，对正当动机的强调，反而可能使发动战争变得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

2.成功前景。这条原则的问题在于，如果以它为出发点，我们就可能把在道德上明显正义的战争判断为非正义的。假如一个人看见一群歹徒持刀行凶，于是挺身而出，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身受重伤，我们会如何在道德上评价他呢？也许我们会说，他的行为是不明智的，但很难想象有人会批评说，他的行为是不道德或不正义的。同样，假如一个小国在面对大国的侵略时，坚持进行抵抗，则无论其成功的可能性如何微小，我们最多只能说这样的反侵略是不明智的，却不能说它在道德上是不正义的。事实上，在这种实力悬殊的对抗中，往往还会凸显弱小一方的正义性。假如小国在胜算渺茫的情况下，仍然挺身与强敌作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一定有某种超越了物质利益的伦理因素在激励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于以弱敌强的行为，正常的反应是同情与支持，而不是在道德上加以谴责。

但是，假如见义勇为者使他人的处境变坏了呢？比如说，假如他是自己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他由于受伤，丧失了工作能力，导致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在道德上谴责他的行为吗？也许有，但我们从道德角度加以谴责的，并非是见义勇为的行为本身。我们谴责的是，他为了较次要的善事，错误地忽略了自己更重要的伦理义务。同样，假如小国抵抗入侵的结果，是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其他人可以说这种抵抗在道德上是不正义的吗？也许可以。不过，这里不正义的不是抵抗行为本身，而是对道德上更重要东西的忽视。此时最恰当的道德思考方式，是用适当比例原则来代替成功前景原则。我们在考虑战争的成功前景时，必须将其与不同结局下的成本与收益结合起来，才能判断战争是不是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选择。假如战争的胜算很小，但失败的损失也很小，而成功的收益却足够大的话，成功前景就可能不是批判战争的合适道德理由，反之亦然。

3.最后手段。现代战争的惊人破坏力，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其可怕的一面。于是，“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就成了一个在道德上似乎合理的原则。但是，正如沃尔泽所说：“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最后手段’的要求会使进行战争成为道德上不被许可的事情。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到达最后关头，或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达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想尽量避免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向敌人投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所有的参战方都没有把战争当作“最后手段”。进

步的推论则是：关于战争，唯一正确的道德理论，就是最极端的和平主义。然而，我们很难认为，试图避免战争的企图总是在道德上正确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英国和法国。为了避免与法西斯德国交战，它们不道德地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也许有人会说，英法的妥协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是因为这种妥协最终并未制止战争。然而，假如德国在自己的条件得到满足后，确实没有发动进一步的侵略，难道说，这就证明对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牺牲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在后来希特勒继续发动侵略时，其他国家为什么不继续牺牲自身利益，来进一步避免战争呢？毕竟，诸如丹麦和卢森堡这样的国家，因为没有进行大规模暴力抵抗，避免了国家遭受战火之苦。但是，虽然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它们的决定，却显然不能宣称说，如果它们选择了抵抗，它们的行为就在道德上是不正义的。这种说法是对国家自的粗暴否定。而且，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减少战争，结果却可能有利于喜爱战争的人。当然，国家在进入战争前，无疑应该先尝试和平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因为与他国之间的琐碎摩擦，就诉诸代价高昂的战争手段，那么，即使它的确有正当的理由，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也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一考虑可以被适当比例的要求所涵盖，而不需要专门辟出一条不仅含义模糊而且后果令人不安的“最后手段”原则。

4.合法权威。在开战正义的诸项道德原则中，这是最体现时代局限性的一条。以国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与核心，是近代国际关系规范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点在战争规范中的反映，就是把国家看作唯一拥有战争权力的组织。国家被允许为了任何理由发动战争。相反，非国家的实体则不被承认有参战资格。于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国内革命，就都被排除在了合法战争的范围之外。这显然是荒谬的，虽然直到今日仍有研究者认为内战不属于战争范畴。实际上，早在18世纪，著名法学家瓦泰尔就曾指出，在内战中，作战双方事实上就相当于两个国家，所以，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伦理规则，也应当适用于内战。这一看法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甚至像游击队这样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算是国家的战争主体，其成员的道德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