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内容摘要】由于诗歌写作者诗学观念的“断裂”，新时期诗歌与此前中国新诗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型”。戏剧化特质，正是这种转型的表征之一。戏剧化特质把现代汉语诗歌引向了现代性的轨道，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时效性”。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具体体现在戏剧化诗学观念、戏剧化诗思结构和戏剧化表意策略诸方面。

【关键词】戏剧化；诗学立场；诗思结构；表意策略。

【作者简介】王昌忠，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

在中国新诗史上，新时期的诗歌语境无疑较为宽松和自由，正因为如此，诗歌写作者在诗歌写作中获得了多向度探索、发掘的可能和机会。在促成新时期诗歌范式转型的诸多力量中，戏剧化如同叙事、反讽等等一样，成为了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事实上，自艾略特提出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以来，在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戏剧化一直被当作检验诗歌“现代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中国，戏剧化也不断被有着新诗现代化吁求的新诗人倡导和实践，如闻一多、卞之琳、袁可嘉等等。通过诗歌创作为诗人的精神心灵找到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从而做到情感知性化、思想知觉化和抽象具象化，是现代主义诗人的基本诗学观念。按照袁可嘉的说法，现代主义诗歌就是要使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而“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1]正是这一“转化”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因此，戏剧化特质在新时期诗歌现场的凸显，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获具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从现代性维度打量，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有其深刻的诗歌背景和因由，也自然有其诗学“合理性”和“时效性”。具体来说，可以从戏剧化书写立场、戏剧化诗思结构、戏剧化表意策略三个方面来观照、把握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一、戏剧化书写立场

相较于新时期之前诗歌的“超验”书写和“体验”书写，新时期主流诗歌的“断裂”主要体现为“经验”性质。也就是说，新时期诗歌写作者一方面摒弃了规范性意识形态色彩的或传统惯性驱动的集体化超验写作，如政治写作、道德写作和山水情趣、田园牧歌写作；另一方面也“悬置”了新时期短暂出现的个人体验写作，如身体写作、隐私写作，而将书写现实生存境遇中的个人经验作为诗歌抱负的主旨和根本。在新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诗歌写作者的诗学见解中，所谓个人经验的书写，指的是个人经验的呈示、应对和分析、处理，并以此反映、揭露个人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当然，这个人经验、生存境遇、命运遭际又必须是艾略特所谓“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起点，其指归和要义是要上升到普遍意义、共通意义的人类和整体：“诗歌是一种集中”是“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产生出的“新东西”[2]；同时，由于经验总是滋生与根植于现实世界，因而通过书写个人经验，也实现了坦陈、审视并超越、纠正现实的功能意义。在新时期之前的诗歌写作中，无论是描绘现实、把握本质的传统现实主义诗歌，还是抒意、传达感想的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寄寓意念、投射情思的现代主义诗歌，尽管诗歌观念大异其趣、各个不同，但具体到每一类型的每一首诗歌，其诗歌主题都是明晰而单一的，意蕴内涵都是确指而狭隘的，表现方式都是规范而程式化的，而在整体审美风貌上都呈现出平面、单凋、枯燥、雷同的特征。因此，为了有效拓殖诗歌的内涵、延展诗歌的外延、开掘诗歌的容量，新时期诗歌写作者提出了复杂化、空间化和立体化的诗歌美学立场，并在诗歌实践中力求做到主题的多指涉、多关联、多涵纳，意蕴的庞杂、丰富和繁复，表现方式的综合法、“跨文体”、交织穿插。显然，对于上述内涵转向的抱负和审美质地包容性、复杂化的要求，除了被新时期诗歌写作者赋予了特定意义的“叙事”“戏剧化”等诗歌理念和立场能够满足与顺应外，无论是单纯叙述、描写，还是直接推理、议论，尤其是一味抒情、歌唱，都与之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所谓戏剧化写作，按照艾略特的戏剧化理论，即便是一首短小的抒情诗，从诗歌形态上看，也应像一出小小的戏剧那样人事物都具备，也就是说，“构成”诗歌的“部件”不再只是诗人的主观抒情、抽象议论，也不再只是奇崛诡异的隐喻意象的堆砌、罗列，而主要成为了具体而微的生活场景、细节、事件和场景等戏剧元素；而诗人，正是通过对戏剧装置的编织、组合，传达、体现出其人生经验，并由此揭示、处理人类生存境遇、命运遭际。新时期的许多诗歌写作者解构和颠覆了“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模式和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抒情诗风，直接用诗歌的形式截取现实生存情状的片断、捕捉命运遭际的细节，使得一首诗的生成成为一幕幕“人生戏剧”的上演。他们高扬“个人写作”的旗帜，以个人自我的生活感受和生存认知为依据，紧紧围绕自己的生命经历和生存事实采集质料和素材，搭建和营构戏剧化诗歌。在市场经济、物质主义的新时期，作为从事精神劳作、生成精神产品的诗歌写作者，对自己的边缘处境、尴尬身份和艰难际遇以及身处其中的灵魂探险、精神流浪的认知和感受肯定最为深刻、强烈和真切。在光的《西游记》中，诗人把“从书本中寻找生存的依据”“将写一部书，一部/无所不包的书，但里面只是一页页白纸”的诗歌写作者想象为当代孙行者，将他们的精神劳作想象为“西天取经”般的“一场精神的漫游—或者说历险”，从而用一幕幕戏剧化场景活画出诗歌写作者的真实境遇。同时，对于“写诗”这一行为本身，新时期诗歌写作者自然也深有洞察、感触颇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潜水艇的悲哀》中，翟永明将写诗幻化为打造潜水艇这一物质行为，活灵活现地刻写了写诗活动中的具象行为和精神活动及其尴尬处境。当然，新时期诗歌写作者还戏剧化地表现了各自独异的生存经历、特殊的生活情形，写作了包容着不同个人复杂生命经验的诗歌。如王家新的《纪念》《伦敦随笔》等，“出演”的是诗人以亲身出访英国的生活事实为背景的“流亡”经验和感受；翟永明的《莉莉和琼》《咖啡馆之歌》等直接取材于诗人作为女人的生活情形、女性经验以及身处国外的生活感受、旅居经历。

以经验为写作对象的新时期诗歌之所以能在美学品质上摆脱平面性、单一性而显示出立体性、空间性和复杂性、多样性，是因为经验本身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以及“生成”经验的生活本身的空间性和多样性。生存在纷纭错综、交织杂合的现实世界和历史时空，现代人的生命空间都是异质混成、互疑互否而又规约化成、综合包含的对立统一体；其内、外经验和感受都既充满了矛盾、悖论和冲突、纠葛，又最终通过消解和调和达到了张力性平衡、对等。新时期以前的大多数诗歌，不是有头有尾地陈述某一件事情并揭示出该事件所能显影的某一种生活本质，就是强烈、畅快地抒发某一种感情，或者抽象、教条地演绎、图解某一种观念、哲理，因此，它们的思想主题只会单一、明确，内涵意蕴只会直接、平面，而用以表现这单一、平面的思想主题、内涵意蕴的文体修辞、技艺手法也只会相对地显得单调和固定。纷纭复杂现实境遇中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感受却是无主题、无定向的，是异质混成、互否互逆、对立冲突的，所以，当新时期诗歌写作者试图通过诗歌“承载”现实复杂经验和“盛装”真实生命情态时，原先那种主题单一、意蕴明晰的诗歌模式就难以胜任了。戏剧化的诗歌书写立场，在于把异质混成、互否互逆、互破又互相进入的现实人生情状直接“引入”诗歌，使诗歌如同戏剧本身一样，通过对具体、客观的人生世相、生存百态的展演，通过阐释、分析各种纷繁凌乱的生命形态，达到书写诗歌写作者现实人生经验的目的。西川的《致敬》是一首包容着诗人主体在物质和精神交战、浮躁和平和纠缠、喧嚷和宁静对峙的现实境遇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生存经验的“大诗”“混诗”，其间的诗意是含混、驳杂的，既有在“星星布阵的夜晚”的“心灵多么无力”之感，又有在“苦闷”“痛苦”和“欲望”“叫喊”中的“致敬”，以及深处“居室”时对“巨兽”的“哀求”、对“幽灵”的“利用”……所运用的诗意是综合、“越界”的：箴言、场景、形象、独白、细节、动作交织穿插、复合配置，因而成为了新时期戏剧化诗歌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他如肖开愚的诗歌《国庆节》、陈东东的长诗《喜剧》、王家新的诗片段系列《游动悬崖》等，也都是这种由异质经验、复杂生存境遇和感受化合、凝融而成的戏剧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