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诊疗正当时

分级诊疗试点工作不久将在全国展开。10月9日，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会上，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国家将适时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关于正酝酿出台的文件，宋树立介绍，总体考虑将立足国情，通过“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发挥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报销的经济杠杆作用，引导患者合理有序流动，从制度建设入手，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是愿景也是手段

以“基层首诊、急慢分治、双向转诊”为具体体现的分级诊疗，正构成新医改的美好愿景。业内专家普遍表示，“实现了分级诊疗，新医改的目标和任务可算完成大半。”

同时，业界也有观点认为，“分级诊疗来得越晚越好。”理由无非是给基层医疗机构更多时间实现能力提升，分级诊疗的图景将更加完美。

但是基于我国医疗资源供给总体不足的国情，“无序”就医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医疗费用的节节攀升，迫使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从制度建设入手”，即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这项制度。

“分级诊疗既是愿景，也必须是手段。”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洪伟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居民的就医行为像中国这般无序。对我国这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据杨洪伟介绍，全球经验显示，对公共产品――医疗资源的使用，必须由政府加以控制与引导。“欧美发达国家的同行在闻知中国大型医院的患者人满为患时，第一反应都是医疗需求要加以控制（medical demands need control）。”

“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一套制度是合理、可行的。”但杨洪伟同时表示，制度的维系却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指令。目前，若干省份已经出台的分级诊疗实施意见或试点方案中，多强调了“科学引导”，即运用医保差别化支付、拉开价格差距、强化医疗机构间转诊平台建设等手段，引导患者合理有序就医。

10月初，北京市出台“大尺度”医改方案―《关于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到“财政、医保、价格、人才、药物等各项政策措施要联合发力，构筑分级诊疗体系。”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如是阐述政策：“以财政投入为例，按照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再去购买大型医疗设备财政就不会支持。大医院应该着重提高急难重症的诊疗水平，压缩普通门诊，再要建偌大的门诊大楼，财政也不会支持了。”

分级诊疗涉及大医院的用人、薪酬改革，涉及医保支付水平、支付方式改革，涉及财政补偿重点及方式改革，涉及基层服务方式、服务能力的改革。题中之义包含着众多着力手段。

打破利益格局

作为分级诊疗实现的基础条件，优化医疗服务体系首当其冲。“针对目前医疗资源在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不合理分布形成的‘倒三角’形态，卫生计生委层面业已形成的共识是‘拆解’大型公立医院资源，填补一、二级医疗机构，构筑‘正三角’资源配置图。”杨洪伟强调。

“倒三角”变“正三角”，将从调整大型公立医院入手。事实上，“拆解”的号角已经吹响。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紧急通知“严控公立医院过快扩张”；10月，北京市《若干意见》提出缩减三甲公立医院普通门诊量；刚出炉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将“选择部分单体规模过大的国家卫生计生委预算管理医院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院开展拆分试点。”

“这些都是打破既定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动作。”杨洪伟感慨地说，“不破则不立。重塑服务体系的过程需要借助行政手段。”

“必须首先把服务体系的问题解决了。”日前，北京市医改办韩晓芳主任在解析新出台的《若干意见》时表示，医疗服务体系的问题不解决，现在很多的专项改革都是事倍功半。

韩晓芳列举了自2012年启动的北京市5家公立医院试点改革的例子。5家医院设立医事服务费，实行“医药分开”后，形成了医疗费用价格“洼地”，她认为：“正因为改革效果好，反而把更多的患者倒吸上来。”

在浙江省，县医院能力的切实增强则避免了这种尴尬。在今年5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县市医院论坛”上，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伟杭介绍，“起步于在县级公立医院的推进，药品零差价得以在全省落实。”（详见本刊第10期）破除“以药补医”，这是浙江省公立医院改革的第一步。

“紧随其后的则是解决整个县域医疗服务体系能力提升的问题。”马伟杭介绍，“浙江省在县医院培育优质学科，不讲论文，而看重队伍结构、稳定性及上下联动的能力。”城市三级医院以紧密托管等模式将优质资源下沉到每一个县，也夯实了县域能力。

7月底，浙江省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联合制定的《浙江省分级诊疗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浙江省某家三甲综合医院院长点评道：“试点区域内，县医院的服务能力已经赶超城市公立医院，基本实现将90%的患者留在县域。”如此，《试点方案》中“控制县外转诊比例，力争2015年底前实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左右的目标”实现起来可谓水到渠成。

微观层面攻坚

杨洪伟所在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中心与英国某专项基金合作，即将在我国东部地区某县开展分级诊疗的试点工作。“分级诊疗实施过程中，县域医疗机构作为中间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洪伟强调，县域医疗机构在向上、向下转诊中的评估功能，以及医保支付政策，都在微观上切实影响着分级诊疗的进程。

在他看来，要推进分级诊疗，必须同时调动医疗机构和医保支付方的积极性。理论上，医保支付方欢迎分级诊疗所带来的医疗资源节约，实际操作中也应该建立激励机制。比如，在医疗费用总额控制的情况下，医疗机构通过上下联动实现的费用结余，医保机构应该给予奖励；而基层医疗机构因接收渐多的下转患者而导致的医疗费用超支，医保机构应从全局考虑给予支付。

医疗服务质量关乎患者生命与健康。分级诊疗试行的过程，伴随着广大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由担心到逐步放心的过程。为确保安全及有效的治疗，杨洪伟认为，上级医疗机构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科学的“下转”评估机制。

以研究中心即将开展的试点工作为例，研究人员已建立了一套数学模型，以确保科学“下转”。“以住院患者的日均医疗费用为主要指标，当这一指标呈现稳定状态并持续数天之后，模型会提示‘下转’。”杨洪伟介绍，这套评估模型基于庞大的数据分析，细分了不同的病种，具备很强的科学性，“但期待在试点工作中更加完善”。

科学工具的应用之外，“下转”的安全评估还有赖于医疗机构建立一支专业的评估把关队伍。“这是以往医疗机构人才建设中的空白，但分级诊疗逐步铺开，这支队伍不可或缺。”杨洪伟表示，“医疗机构内部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明确‘评估’的价值所在。”

按照年中国务院确定的深化医改2014年重点任务时间表，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等4部门负责制定的分级诊疗办法，需要在今年12月底完成，其中包含的微观的技术标准、宏观运作机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