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新检讨大学

记者：10月15日，山东大学将迎来110年校庆。这是一个喜庆的时刻。请问，山大的校庆与今年其他两场大的校庆――清华100年和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有什么不同？

徐显明：在今年教育部的工作日程上，对这三所大学的校庆格外重视。在我看来，厦大90周年校庆，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社会筹资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清华的校庆有什么特色?清华的校庆则显得政治色彩浓郁。

那么山东大学做校庆要做什么?

山东大学做校庆，既不做资产也不做政治，山东大学做文化。山大的110周年校庆要办成一个文化的校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大学的文化功能。山东大学恰恰就是一所以文史见长作为自己传统之一的大学。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长子，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山东大学的办学目标中有一项，要做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代表性大学。所以我们要以文化作为自己的特色。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学术活动来弘扬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有100场以上的大型学术活动。

“大学系统”或将开创高校办学新模式

记者：在山大建校110周年成立之际，山东大学的青岛校区也将正式开工建设。山大为什么要在青岛复办校区？

徐显明：1928年蔡元培在考察青岛后认为，青岛具备办大学的两大优势：一是优美的自然环境举世少见，二是国际化程度、开放程度当时超过了北京、天津；两者相结合，最适合办大学。结果在山东大学东迁青岛后的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山东大学大师云集，他们喜欢青岛。所以我们当初决定在青岛办学，首先考虑的是能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山东大学1958年从青岛迁往济南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山大人一直想重返青岛，所以建设青岛校区可以圆山东大学师生半个世纪之梦。为实现山东大学在建校之初确立的“为国家图富强”的历史使命，山东大学必须更新自己的学科，以适应国家、山东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青岛校区的设立可以完成学科的升级换代；同时，也预示着山东大学新的办学模式的诞生，构建“山东大学系统”得到完整。

为了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有“四个高端”构想，即把青岛校区建设成为高端人才集聚的科研基地、高新科技成果产生研究的基地、高新技术孵化转化的基地和高端的国际交流的学术中心和基地。

山东大学在青岛办学以后，将融入青岛，服务青岛，助推青岛；特别是对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对蓝色硅谷的形成，做出独特的贡献。

记者：“山东大学系统”是一个什么概念？

徐显明：具体来说，山东大学系统包括：济南的6个校区、山大威海校区，加上即将开工的山大青岛校区，三个校区将形成一个完整的“山东大学系统”框架。

我们知道，美国加州大学是一个大学系统，它下面的每所大学都是一个办学实体，如伯克利、洛杉矶、圣巴巴拉分校都是一个个实在的大学，可以独立办学。山东大学系统和加州大学的区别在于，山东大学系统之下的三个校区共同组成一个山东大学，在一个管理主体之下；它们承担的就是校区的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对各个校区的学科定位进行调整。

记者：不同校区之间的学科调整，现在是否有路线图？

徐显明：按照我的初步构想，医学学科、人文学科以济南校区为主，工程技术类学科、基础学科和一些高端研究以青岛校区为主，空间学科、海洋学科、农学科以威海校区为主，在学科布局上进行调整。但所有的资源均由全校统一配置、共享。

青岛校区设立后要建的首个高端研究机构，就是山大高等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将以两到三个基础学科为主，包括数学学科，借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模式，邀请世界顶级科学家到这里；这些科学家推开窗户以后，外面就是大海，背后就是大山。

我们将提供最好的研究条件、最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没有任何考核束缚，让他们自由探索、自由表达。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这是学术活动的原始动力，对以学术为人格的人来说，不用扬鞭自奋蹄。当然，这种高端研究的成果也应该达到世界水平，而不仅仅是山大水平、中国水平。青岛校区办好后，将来可以考虑用山东大学的品牌带动本省其他高校。

重新定位：何为大学?

记者：中国大学问题不少：从象牙塔到越来越世俗化，大学管理衙门化、行政化，教授们不屑于冷板凳而忙于“下海”，学生培养“养鸡场”，扩招之后的就业“老大难”，学术腐败、学术剽窃、高校行败窝案等诸多负面信息充斥媒体。这时候是否需要检讨中国“大学”？

徐显明：什么叫大学?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大学。我心目中的大学，应包括如下方面：

大学是自由的乐园。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必须自由探索，自由表达；自由探索意味着选题、研究方法、出版、讲授、批评、反驳、修改自己的意见等，都应该是自由的。大学是最自由、最可供价值多元选择的地方。

大学是新民的摇篮。刚进大学时可能是“旧民”，但走出大学后就应是“新民”。大学是培养一代新人的地方，它培养的是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的人。上过大学的人和没上过大学的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大学要引领社会，但绝不可以跟在社会后边。能引领社会的那个灯塔就是大学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大学是做不了灯塔的。当整个社会一片漆黑甚至迷失方向时，大学要给社会一个方向。

大学是良心的堡垒。大学应该是高雅的，应该拒绝世俗，拒绝功利，拒绝污秽，但大学更应该是收藏良心的无法攻克的堡垒。当社会都无德的时候，良心到哪儿去了?到大学里去了，社会的良心应在大学里。看一个民族和社会有没有良心，就看大学。

大学是道德的高地。所谓高地就是指示范给人看。我们要办受人尊重的大学，受人尊敬的大学是有德性的大学。比如爬杆，爬到顶上之后，人们看到了红屁股，那顶上的是猴子；而爬到顶上之后，人们仍然认为你是完美无缺的，才会向你看齐。所以大学是道德的高地。在大学里生活的人应该给社会做出表率。

大学是文化的酵母。大学就是一个发酵池，你读了哪所大学，这个大学的文化就会在你身上发酵，让你一辈子永远都带着它的味道而永远去不掉。人的一生会有三个“母亲”，生身之母给了你自然人格，祖国母亲给了你民族人格，母校给了你文化人格。

大学是知识的活水。大学对待知识的态度多种多样：教学是传播知识，服务社会是运用知识，图书馆是收藏知识；最难是创新知识，那就是科研。

大学是价值的仓库。大学一定是多元价值的，不同于官府和企业。我们以学术为本，但是不排斥大学里面的价值多元化；社会无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在大学里面都能找到。

大学是真理的府邸。真理就在大学里成长。在其他地方，真理可能会受到扭曲；而大学里面最终是向真理负责的。真理不是上帝，真理也不是强权；在大学中如果向真理“低头”，你就丧失了探讨真理的主体性。我们的任务是发现真理，传播真理，我们要在真理面前昂起头。

所以，大学之大，包括大学问、大树、大师、大楼，但首在大德。因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至善都是德的要求。一个大学有大德，才受人尊重。这个大德就表现在上述方面。而大学之学，首先表现在大学是学府而不是官府，不是食府，更不是企业，因此要讲学术本位，学术立校，要用学术的标准和尺度，使学人、学者、学术受到尊重，使学科利于中心地位，这就是大学，任何大学都应该坚持这样的内涵。

记者：按照这样的理念，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主要在哪些方面？

徐显明：第一个差距是在教育理念上，大学是学术共同体、知识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我们对三者的认识不够，并赋予了大学过多的其他功能，把大学当做政治共同体；要它承担社会功能时当做利益共同体，必须照顾每一个人的生活，从幼儿园到坟墓，都由大学承担；还是秩序共同体，首要任务是稳定。当大学以这些作为功能后，它还将是意识形态共同体。这使得中国大学成为巨能化大学，政府、社会甚至一些企业功能，都让大学来承担。

第二个差距是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都与我们追求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之间形成巨大制约。用现在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极其困难。

第三个差距是师资队伍、师资水平。据统计，在全世界200多个学科创新能力最强的2000多人中，80％左右集中在世界一流大学，剩下20％被其他国家分享。在这创新能力最强的2000多人当中，中国大学所占比例非常低。没有一流的师资，肯定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所以一句话：什么是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教授始终代表着大学，有好的教授就有好的大学，没有好的教授就建不成好的大学，尤其是在中国。因此，选聘好的教授、留住好的教授和培育优秀师资队伍，永远是大学的头号工程。

山东大学历史上有许多优良传统，比如臧克家在数学考零分的情况下被录取到山东大学，这种能够发现人才的机制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是不是保留下来了?我们上世纪30年代有一次辉煌，50年代有一次辉煌，都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师级人物，这就需要我们反思，现在的师资队伍建设是不是也要瞄准这样的目标?

记者：近些年一些中国大学管理模式开始探索“教授治校”。您说的“教授就是大学”与“教授治校”是什么关系？

徐显明：“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提出来的。他以“教授治校”之名向北洋政府施压说：“我只不过是教授的代表，我把教授们的共同要求向政府表达出来，如果政府不答应，就等于不答应这些教授，我就要辞职。”他在历史上先后11次辞职。这是蔡元培所主张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就预示着，校长是教授的代表。

蒋梦麟做北大校长时恰恰相反，他坚决反对“教授治校”。他理直气壮地讲，校长的任务就是执行。这两个人都是北大历史上最有名的校长，但观念完全不一样。

所以，“教授治校”是因校而异的，因历史背景而异的。在目前环境下，我不主张“教授治校”，因为让教授们去管理后勤、行政，难免走“外行领导内行”的老路。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的大学管理体制?如何在现有体制下实现“教授就是大学”？

徐显明：目前的大学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管理、依法治校。教授在大学的主体地位要表现在管理的民主性上。

现代大学制度下，大学的内部关系主要包括政治公共权力、行政公共权力、学术公共权力和民主公共权力。中国大学里，政治的公共权力由党委行使；行政的公共权力由校长行使，学术的公共权力由学术委员会行使，民主的公共权力由教代会行使。

目前我国高校出现的行政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替代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共同替代民力，教职工参与大学管理的渠道是非常狭窄的。

大学的民主管理，首先是党委的决策要民主；

其次是校长的行政管理要民主，表现为执政为校，执政为教师，执政为学生，要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校长的任务就是让教授和学生为享受最充分的权利而准备条件。教师最大的权利是学术自由，校长应该为教师的学术自由准备条件；学生最大的权利就是享受最好的教育。

第三是学术民主。学术的本质是判断，学术民主是指每一个教授都有独立的判断权和判断能力，当教授们组成学术委员会之后，他们的判断是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判断，并且一旦做出就应该是最高判断。在学科、专业的设置，学术方向、研究方法、课题的选择上，哪些资源该向学术配置、配置的倾向性、是否学术违规、学术剽窃、学术腐败等问题，都应该由学术权力来进行判断，政治和行政的公共权力都不应该干预。

第四是就是教代会，在中国的大学制度里虽不具有决定作用，但可行使监督权，对校长进行监督，同时也是民意表达的渠道；校长可以通过教代会知道大家需要什么，然后在他的管理当中给大家提供公共产品。

记者：新的教改纲要规定，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如何完善？

徐显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管理，依法治校，这些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法治化的内涵。应该明确，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而非个人领导，校长负责是分工负责而非一人负责。具体来说，校长不任党委副书记，以此表明他的正职法律地位；大学的中心工作由校长负责，党委的任务是提供政治保障；校长、副校长是党委常委但在党内无分工，参与集体决策；校长、副校长作为党委常委，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多数。党委常委会与校长办公会实行不同的制度机制。

完善这一体制，就应该明确书记、校长问是分工、合作关系：目标与目的的一致性，是他们保持团结的事业基础。书记、校长职责边界清晰，避免权限交叉，是防止两者矛盾产生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建立书记、校长重大事项意见交流机制，以协商一致为工作原则，以避免和消除歧见。尝试不同类型的大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可在少数院校试行校长、书记一人兼任，而其下设两个常务副职的体制。

总之，学术追求是大学的灵魂，看大学的水准和品位，要看人们对学术的态度。对学者来说，自主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就是他的品位；而对大学管理者来说，服务是大学管理的目的所在，管理的意义就是为学生的成长，为老师的科研创造条件，因此大学管理者要尊重学者的人格和崇尚学者的精神。追求学术的灵魂只在学者身上建立起来是不够的，还要看在我们的管理层身上是否建立起来了。追求学术不仅仅是学者的事情，也涉及到管理层要不要营造这样的氛围，提供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