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处理民族事务的实践结合

摘 要：民族问题一直是非常棘手的。古往今来，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模式可以彻底消除民族问题。在处理民族事务上不能移植他国模式。中国共产党必须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总结、借鉴国内外对于民族事务的处理经验，从实际出发，科学、民主、正确地处理民族事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 民族问题 “苏联模式”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缘起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有大量论述，提出了很多重要理论。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人对人的剥削一经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1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两个论断揭示了民族问题的根源、实质，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指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

19世纪上叶，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随着西方殖民地不断扩张，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形成。该学派的代表著作《古代社会》（摩尔根，1877）一书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进化论学派诸多著作的探索与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继承马克思遗志，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发端。在此书中，恩格斯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是如何出现家庭、婚姻、私有制和国家及其发展历史的。恩格斯提出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与民族共同体发展关系的观点”，把民族的形成与阶级、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主要依据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国情而定。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熟，直到由垄断代替竞争的帝国主义笼罩世界。面对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任务，以及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团结多民族人民的艰巨性，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纲领的内容，对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的民族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论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列宁指出，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

列宁在“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都有程度不同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同一时期的斯大林与列宁是战友。斯大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新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发展的两种趋势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国际统一的形成。要逐步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由于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0页。）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秦汉“大一统”的多民族格局形成以来，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分割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近年来，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屡次发生暴乱和冲突。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民族矛盾的凸现，解决民族问题是祖国统一社会和谐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当务之急。回顾在总理2008到2010四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意温总理从最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要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少数民族人口公共服务、就业和管理工作……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以及进入到2012年之后，一直备受热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充分表明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民族政策的调整力度与调整重点要充分考虑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之间、民族与阶段、民族与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前期。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民族区域自制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强调民族平等，着眼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而所谓的苏联模式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冒进的错误，将复杂的民族问题简单化，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这一特征。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概念虽然来自苏联，但不是“苏联模式”。 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对苏联的联邦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对比，指出“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而不少西方学者将苏联解体与“区隔化制度失败”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潮在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形成了所谓的“新思路”，即“去政治化”。而一味的强调去政治化去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了“一刀切”的老毛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无产阶级政党：“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出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斯大林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