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摘 要：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和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作用在逐渐下降，消费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作为目前最大消费人群的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将成为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本文以株洲市为例分析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期望能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提振农民消费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农民；消费；影响因素

费水平随着收入、家庭资产、农业补贴和税收之差的增加而增加，随着价格指数、贷款利率和需要赡养的人数的提高而降低，反应在模型上为各变量的系数为正的，从回归结果可以知道，所有的变量都通过了经济检验。

其中 ，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9.54%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因此样本回归直线拟合优度比较好。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的消费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对不同条件的农户影响程度不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户消费水平的主要受收入、资产、家庭结构、价格、金融、农业补贴、税收、预期、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等因素的影响，现将不同因素的影响分析如下。

（一）收入因素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2012年株洲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10972元，株洲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71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52.1%，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4344.9元，占纯收入比重为39.6%，其他收入908.1元，占纯收入比重为8.3%。从数据上来看，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继续优化，工资性收入超过村收入的一半，家庭经营收入下降到不足总收入的四成，其中务农收入不到村收入的两成。农村居民消费也达到7656元，具体来讲，农村居民食品支出人均3039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9.7%，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服务性支出2057元，同比增加304元，增长17.4%；衣着支出人均463元，增加73元，增长18.8%；居住支出人均139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8元，增长18.6%；家庭设备及用品支出人均682元，同比增加127元，增长22.9%；交通通讯支出人均723元，增长22.4%；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人均485元，同比增加52元，增长12.1%；医疗保健支出人均603元，同比增加58元，增长10.6%；其他商品支出266元，同比增加46元，增长21.0%。从收入和支出的关系来看，在调研的居民户中大部分农户的支出和收入保持了同步增长，只是增加的比例不同，这和模型的分析结果吻合。

（二）资产因素

农户的家庭资产主要包括承包土地数量、宅基地、住房、农用机械、银行存款等类别，就具体数额来讲，农户家庭资产按数量排列依次为住房、承包土地、银行存款、农用机械。这些资产有的比较容易变现，有的不易变现，但把它们加总进行粗略分析还是有意义的。本文把上述类别的资产作为农户家庭资产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农户家庭资产每增加一元，其消费支出可以增加0.2345元，说明家庭资产的多少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这与现实中农户的消费是吻合的，在农村居民中，一般家庭资产较多（也就是家底比较厚实）的农户消费欲望较高，而家庭资产较少（也就是家底比较薄）的农户消费欲望较低。

（三）家庭结构因素

家庭结构也就是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变量，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如果家庭中均是成年人且都能劳动的话，他们的消费水平一般会较高，特别是对新建房屋、耐用家用电器、大型农用机械等大件物品的消费数量明显高于需要扶养或赡养人员较多的家庭，他们在日常用品的消费上也较为高档。同时发现一般情况下家庭成员中小孩和老人较多的，在消费方面会更加谨慎，这可能主要因为在小孩和老人较多的情况下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抚养、教育和医疗消费将会增加，因此他们会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之需，从而减少目前的消费。从模型分析结果看，农户家庭每增加一个需要赡养和抚养的人员，消费会下降12.41%，这与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

（四）价格因素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对商品的价格因素比较明显，也就是对商品的需求价格单性较高。凯恩斯消费经济学认为消费水平受价格高低的制约，消费是价格的反函数，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消费数量就会越少，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消费数量就会越多。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商品为农业生产资料、日常消费品和大型消费品，农资价格上涨过快，一方面抑制了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拉大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使得农村家庭生产性消费加大，从而生活性消费会减少，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所以，农资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模型数据上来看，商品价格每上涨一个百分点，商品的消费量就会下降1.324个百分点，这与事前的预期一致。

（五）金融因素

之前，我国农村金融系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有限，反而把农村资金聚集、转移到城市中利润较高的工商业。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村金融政策的改善，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面向农村的各种优惠贷款的发放，都对农民的消费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选取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变量进行分析，从结果上来看，利率每增加1%，农村居民的消费就会下降0.0654%。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居民喜欢把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之外的收入储蓄起来，他们储蓄的利率弹性比较敏感，利率上升会使他们的更加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农户消费所需资金大部分是自有资金，而不需要向银行借贷消费，利率的提升对农户的消费下降的影响因素较小，所以才出现了模型分析的结果。

（六）农业补贴和税收因素

在2005年以前，农民的税负较重，按《农业税条例》我国农业税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对于处于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很高的税负水平，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征收比例对比来讲，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税收。所以，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废止了《农业税条例》。随后，我国逐渐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逐年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从2005年的不超过230亿元，占全部支农资金2975亿的7.7%，增加到2012年1600亿元，占全部支农资金11000亿元的14.55%，绝对数增加近6倍，占财政支农总资金的比例也提高了近一倍。本文采用分析年份的农业补贴与税收数额之差来作为分析变量，从模型分析结果来看，农业补贴与税赋之差每增加1元，农民的消费就会增加0.4231元，其消费倾向为0.4231，说明其对农户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比较大的。原因可能是农户认为农业补贴与税赋之差是一笔意外之财，拿到之后就把它们大部分花掉了，这部分收入的消费倾向较高。

（七）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其他因素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除了上述因素会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数量和结构以外，其他因素都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下面主要分析一下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消费习惯和观念、消费环境等三个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1.预期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普鲁克诺在他20世纪40年出版的《定期存款及银行流动性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贷款偿还与借款人未来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贷款的期限与贷款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后来，预期理论在经济学领域被广为应用，逐渐出现了预期政策预期、利率预期、价格预期或通货膨胀预期等概念。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的消费行为也受到预期理论的影响，他们也会对各种因素进行预期，以决定未来的消费数量和结构，如果他们预期政策向好，就会增加消费，如前面模型结果显示的，在预期农业补贴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消费就会快速增加；在家电下乡、建材下乡、汽车下乡等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农户的相关消费也出现了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出现了升级和优化。

2.习惯或观念因素

消费行为受消费观念或习惯的影响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早在1993年K・勒温就建立了消费行为模型用来说明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同时受到个人与外部环境两者的相互影响的，该模型为：B=f（P，E）。农民由于长时间在相似的环境和文化下共同生活，他们的思想、精神、观念、信仰、习惯、心理等会不由自主的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会日益趋同。这种趋同的消费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在：多数农民恪守节俭优良传统，商品讲究实用性、耐用性，只要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即可；农民的储蓄意识强，通常是多积累少消费，先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适度消费，没有国外超前消费意识，这样直接导致了农民的低消费倾向。

3.环境因素

消费环境是指消费者面临的对消费行为有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自然环境在某种层面上决定着一个地区的资源丰歉程度，对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会起到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对当地产业发展趋向也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对消费者的消费取消有较强的影响。消费的社会环境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面临的各种社会因素，马克思说：“任何人的消费，都无法脱离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消费的影响表现在、价值观念、消费习俗、道德规范等四个方面。

参考文献：

[1]《2012年株洲市年鉴》和《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005-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3]谢文， 吴庆田.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的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9， （9）： 32.

[4]曾晓林， 彭沧海， 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努力扩大消费需求[R]. 长沙： 湖南统计局， 2009.

[5]刘尚希. 中国消费率下滑引致的经济风险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08（6）.

（刘宝磊，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现在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本文是湖南省情咨询课题《湖南小额信贷中农户违约风险研究----基于株洲市的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13BZZ194 . ）

《2012年株洲市年鉴》和《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5-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