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社群厌诉现象研究

和稀泥式纠纷解决方式遍存于日常生活的纠纷解决之中，在中国这个“人情”“面子”社会里，它悄然运行。通过分析传统法解释学对纠纷的态度以及国法和社群潜规则的矛盾，展示和稀泥式纠纷解决方式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其广泛运用的合理性之所在。

和稀泥式纠纷解决方式混合型关系面子

在混合型关系的纠纷解决过程，弥漫的是要求与回应的良性循环，反复讨价还价，以一定的准则为讨论前提。但其中诉讼的失语恐怕不仅仅为传统所限而致，其中更多的蕴含着其选择的自我逻辑，有着自己抉择的理由。

（一）传统法解释学目有偏视

在中国社会中混合关系编织的社群里，问题往往在社群中心人物的领导下解决，但中心人物并不是这个社群的领袖，他并不能完全掌控各个住户，而只能进行着“人情”和“面子”的交易。从专业视角切入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混合型社群厌诉后采用的往往是一种“和稀泥”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厌诉和选择讨价还价过程中所展示的诉讼和这种和稀泥型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差异呈现出社群选择的内在逻辑。

纠纷解决的标准来自纠纷解决企图达到的目的，纠纷解决的程序，纠纷解决的结果这三个方面，传统的法解释学并不关心判决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它将审判完全剥离出纠纷解决的过程，将审判塑造成一劳永逸的解决途径，所追求的是准确的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从而完成完美的三段论，得出让法律工作者信服的判决，对于当事人或者民众来说它也许并不是好的处理方法，而当事人和的却正是纠纷的解决。

（二）国法编户齐民要求与解决纠纷目的的矛盾

法律的生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所谓的“关系”的斩断，如果言及法律进步是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那么这转换的涅是对“关系”的撕扯。私法立法实践中考虑到的几乎的所有适用对象都是个体的，它几乎是一个属于个人的行为准则系统。这里主体不言而喻的就是个体，即使是关于公司我们也用拟制的“法人”这个个体来进行描绘。在法律的生长过程中我们将社群将集体剔除了出去，换来的是带身份的个体，将区域化的差别赋予个人，而不是将个人归属于区域。它是以工具性关系为设计初衷的体系。同时立法的方法论往往又是整体主义的，它对个体原子化理性个体的假设决定了其对关系的预设就是工具性的，为了达到编户齐民社会控制，它很难给予复杂多质的关系网一个完美的处理办法。

就像霍贝尔在初民研究中对原始法的发展所作的评述一般，“原始法真正重大的转变是程序重心的转移，维护法律规范的责任和权利从个人及其亲属团体的手中转由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机构的代表所掌管。”但当“亲属团体”与“整个政治机构”发生龃龉时，法律并不能很及时的反馈其对“亲属团体”的意见。对于具体问题无碍大局的情况下，法律制度让个人服从法律规定，而不是让法律规定为个案量体裁衣。而这种社会控制为主的倾向实际影响到的便是当事人对于诉讼的选择。

同时在核心地位被取代后，社群不再正面抵抗而是转入对社群心理意识的关注，塑造高度的归属感，增加心理暗示和社群文化的熏陶，而这部分社群心理意识所产生的压力成为了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重要部分，而这达成的默契成为这场纠纷解决背后诉讼失声的部分缘故。

（三）纠纷解决过程中正义观的区别

尽管根据《物权法》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很快就能得出各家各户对于社区问题解决的费用属于按份共有人对债务按份承担责任的结论。但纠纷解决过程始往往不涉及诉讼甚至言及法律也不过是将其作为合理性论证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厌诉”传统而已。

“一旦这种交感发生动摇，承诺相应的有效性要求将得以满足的假设前提便成为悬案”，如果没有纠纷解决过程背后的运行机制，那么承诺便是“空头支票”，纠纷解决有赖于其中蕴含的常识性认识中的正义。从下水道问题转变为公共属性，到需要各家均摊费用，不同情况上缴不同的费用，到执行过程中的选择性执法，其中暗含着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为大家，而结果又为当事人所默认接受。

个人常识性认识的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冲突，是“人与人的默契”与“人与国的默契”发生了偏差。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再仅仅是“主体性信任”和“对审判信任”二个维度的问题，也不能简简单单的说这种妥协是对于自己个人权利的抛弃，作为纠纷参与者对于权利的考虑是超越了法定权利限度范围（考虑到“面子”和“人情”这些权利）所进行的选择，相反这种独自承担的选择恐怕更能表现一个权利主张者对自己权利的珍视。尽管成文法在审判适用部分总是优于习惯法，但耳濡目染的习惯法或纠纷解决方式往往被民众或社群成员认作是更“仁义”的，这恐怕是这种选择更为重要的原因。

（四）国法对纠纷解决妥协立场的剥夺

法律做的交易是可见的利益，而社易的是不可见的效用。法律在市场中运作，甚至如帕舒卡尼斯所言：法律体系的发展是应人们之间交易的发展要求衍生而来，人类语言产生引发交互关系的发展，为个人生存带来交易，直至“市场”出现，而法为维持交易的进行而出现。富勒则是通过表明“法律是义务的道德最近的表亲”和“交换经济学同义务的道德之间存在紧密的亲和性”找到法律与交换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而帕舒卡尼斯将法律和权力分离开来，直言“法律体系的发展不是普遍权力关系的要求，而是应统一权威之外的人们之间交易的发展要求而来的”。

可以看到的是和稀泥式解决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解决方式中的“面子”“人情”换物质资源支配者的物质所进行的交易，这种互惠行为在正式的法中是无法接受的。同时“面子”“人情”与所交换资源并不是等价的，他们之间进行的交换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次为结的，他们处在这种混合型关系之中避免不了的会进行多次交易，而“面子”和“人情”成为了一种信誉凭证，他们可以进行透支存取，而这种透支和支取的限度则受关系强弱而不同，它是一种信息对称的反复博弈过程。

而法律预设的是工具型关系，设定陌生人社会中双方交易次数为单次，而为了保证这单次交易的完成必然需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因为缺乏多次交易的可能，如果权利义务不对等并不能通过二次交易进行弥补或者衡平。这使得纠纷解决过程中讨价还价过程的缺位，妥协立场被剥夺，一旦面临对价不对等而对价对方无法接受的话，交易宣告破产，纠纷进入僵持阶段，。而法律此时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便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提出一个强制性对价并以强制力保证交易实施。

可以看出此时“面子”和“人情”将交易延长化处理，从而实现了单次交易的顺利解决，对于单次交易或者说单次纠纷的解决来说，减少了“讨价还价”和进入诉讼强制执行的成本。无疑对于混合型关系来说，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当事人来说更为便利和经济。

应该说审判或程序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源于非诉讼的非程序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前者是后者的“格式合同”，将“交易”内容和方式程序化规范化来保证“交易”的公正，同时也让“交易”受阻，让市场不“自由”。

（五）结语

和稀泥式的纠纷解决方式所讲究的是将纠纷这一过程当作生活过程中的一环，将其短时间的纠纷融于长时间的生活过程中，它倚重社群，它看重的是实质实用主义的解决而不是逻辑问题，它看重的是生活经验而非审判经验，无强制力的执行伴随着无形的压力。纠纷解决因为存在关系网中就不该一刀两断的割断关系网，那是法化的倾向，是将纠纷解决过程这个客体作单一的观察，而不是将其视作一个过程。应该说的是这种和稀泥的解决方式是最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审判只是它的补台，它是生活中纠纷台前最负盛名的主角。

参考文献：

[1]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郭松民.政府“和稀泥”是法治的悲哀.政府法制，2009（25）：1-1.

[3]棚濑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6]《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条.

[7]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哈贝马斯著.陈学明，吴松，远东译.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9]棚濑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0]帕舒卡尼斯著.杨昂，张玲玉译.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11]富勒著，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