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儿童视域

【摘要】对儿童及其生存状态的书写构成沈从文湘西小说独特的审美视域。他常常以回溯性儿童视角的叙述方式来叙述他的童年记忆，用一颗童心来体察儿童的内心奥秘。他在小说中以诗性之笔来书写儿童的自然人性，表达那种未经都市文明浸染的原朴而单纯的生命形态。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小说；儿童；视域

一

记忆中的童年经验成了潜藏在沈从文内心深处的“情结”，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他在“湘西世界”中去追寻童年记忆和那些充满童趣的生活片断，来建构自己纯真的审美世界。其早期作品大多以记忆中的儿童生活为题材来表现对故乡的回忆、家庭生活的印象以及童真的体验；对儿童的自由天地及其充满童趣的生活片段的书写成为他屡叙不厌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构筑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儿童世界，彰显了一种自然朴质、天真顽皮、野性十足的儿童性格。这些孩子是大自然培育出的精灵，他们不喜欢枯燥沉闷的私塾教育，常逃学到野外去感受自然的乐趣，看斗鸡、学钓鱼、看戏、划船、捉螃蟹……在平日里，他们能聚在一起开展趣味无穷的各种游戏，能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畅游，能耳闻目睹无穷无尽的生活趣事。沈从文对这些孩子的形象塑造，极力表现他们顽皮淘气、胆大野蛮、不受约束的天性。《在私塾》中，作者以真诚的笔调叙述其逃学的经历与乐趣，意在表明在学堂里用文字写就的“小书”里，根本学不到自然这本“大书”里描绘的人事，儿童能在自然这个舞台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欢乐与自由，而私塾沉闷的生活只能压抑儿童的天性，失却本应属于儿童的那份天真。因此，作者不惜笔力去描绘色彩斑斓的自然风景以及逃学中遇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趣事。魅力无穷的自然万物、妙趣横生的玩耍场面、儿童自由自在的欢声笑语，在作者的记忆中不断闪现，娓娓道来，饶有韵味。在这里，儿童世界的行为特征与思维方式得到生动的表现，由此表明童年经验对沈从文创作有着根深蒂固的内驱力，因为童年经验在人心理刻下的印迹是永久的，常常无意地影响了作者的审美追求和叙述选择，这种原始的生命体验甚至可以左右作家一生的创作。

沈从文在展现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世界时，常常采用儿童视角去观照现实世界，这种小说叙事中的视角选择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还体现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文化与审美选择。儿童视角一般“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调子、姿态、心理和价值准则，诸如文本结构、美感记忆等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运用儿童视角来创作小说，有利于切入儿童的内心世界，通过儿童的眼光观察世界，可以看到真实的世态图景，因为小说“借助几乎未被社会文化所浸染的儿童的质朴单纯的原初生命体验，从他们对发生的事件的困惑与误解中，更为真实鲜明地折射出生存世界的本来面目。”[2]在沈从文以儿童为视角的小说文本中，叙述者一般都由儿童承担，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展开叙事，无论是叙述口吻，还是文本构成，到处都充满着儿童的感觉、印象和思维特征。

仅从作者构建儿童生活世界来看，小说通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叙述口吻，展现了一个个清新自然的生活场景。《往事》叙述“我”六岁到乡下的一次经历和感受，展现了儿童眼里的乡下无比新鲜有趣的生活情景：优美的环境，玩耍的趣味，悠闲的人事以及牧歌式的田园氛围。而《腊八粥》中对八儿想吃粥的心理、语言的描写流露出了儿童特有的思维特征，“妈，妈，等一下我要吃三碗! 我们只准大哥吃一碗。大哥同爹都吃不得甜的，我们俩光吃甜的也行……妈，妈，你吃三碗我也吃三碗，大哥同爹只准各吃一碗；一共八碗，是吧？”“要不然我吃三碗半，你就吃两碗半……”。“锅中的一切，这在八儿，只能猜想……栗子会已稀烂到认不清楚了罢，赤饭豆会煮得浑身透肿成了患水臌胀病那样子了罢，花生仁儿吃来总已是面东东的了!枣子必大了三四倍――要是真的干红枣也有那么大，那就妙极了!糖若作多了，它会起锅巴……”。自己想多吃粥，就要找出让别人少吃的理由，多么简单而有趣味的口吻和逻辑思维；看不到锅里煮的香喷喷的腊八粥，就展开了儿童丰富的想象去猜，多么符合儿童的思维习惯。小说正是运用儿童的叙述口吻，把生活趣味化，丰富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叙述技巧，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

二

沈从文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儿童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这些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真活泼的顽童形象，如《在私塾》中的“我”、《福生》中的福生、《瑞龙》中的瑞龙以及《我的小学教育》中的孩子群体。这些孩子逃学、打架、、偷偷下河洗澡、随便骂人说野话，顽性难改。但沈从文却在这些顽童身上倾注了极大热情，以一种欣赏的态度乐此不疲去描绘，他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儿童未经异化的原朴的人情人性，在对这些顽童形象的描绘中实现他自然、本真的人生追求和文学理想。

另一类是纯朴美丽的少女形象，如九妹、三三、萧萧、翠翠、夭夭、阿黑、岳珉、玲玲等。尽管她们性格各异，但都有着符合儿童性格的共同点。一是都美丽健康，充满原始的生命活力，恰如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清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边城》）。二是都具有单纯的性格以及纯朴的人性，《三三》中的三三心灵晶莹透明，不沾染任何俗世的尘埃，单纯的生活环境、性格心理以及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几乎是捉蝈蝈、纺织娘玩，拨灰煨栗子吃，或者在石槽上洒米头子喂鸡，在水边摘金针花…… 三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融为一体，沈从文把人物的活动融入清新明丽的自然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的自然人性。三三生活在清澈明净的溪边，周围环境原朴古雅，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仅仅是自然的一种点缀，自然培育了人性，人点缀了自然，溪水静静流淌，人静静地生活。

沈从文在这些顽童与少女身上，力图去寄托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中，流露出了他对童心的真诚守护。沈从文是一位充满童心的作家，他在塑造儿童形象和建构文本时注目于儿童情趣的书写，他“常说自己的创作激情源于内在的童心幻想”[4]。他在评价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时认为汪静之的作品“似乎比其他同时诸人更近于‘赤子之心’的诗人的作品”，并认为“诗人应当在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心情上歌唱”[3]因此，“童心”构成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一种重要的审美心理。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5]在这里，“童心”意指纯真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未经世俗道德浸染的相当于人类最原朴的自然生理和物质需要的真情实感。这种童心观念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审美倾向上表现为：一是纯真的心灵书写；二是自然的人性表现；三是充满童趣的文本呈现。《玫瑰与九妹》中九妹的聪明伶俐，娇纵逞强，“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的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娇纵的小九妹气得两脚直跳，非要走出去报复一下不可”，在母亲的干预下嘴上还不甘示弱，一个简单的细节把九妹的童性表露得淋漓尽致。《边城》中翠翠受到傩送冒犯时骂道：“悖时砍脑壳的！”要别人收回钱时，拉着那人的衣角喊：“不许走！不许走！”尤其当她坐在河边石头上遐思时，“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设想着爷爷找不到自己而着急的情形，从翠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看，她内心跳动着的俨然是一颗鲜活而纯净的童心。沈从文用一颗纯真的“童心”来透视生活中真、善、美的生命形式，通过一个个童心未泯的儿童形象来实现自己的童心表达。他说“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长成，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证实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历史文化即转入停顿，死灭，回复中古时代的黑暗和愚蠢，进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蒙昧和残暴，使人类倒退回复吃人肉的状态中去。”（《青色魇》）[6]沈从文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涉及到对儿童心理、儿童性格、儿童行为等的形象再现，足见他深厚的童心情感以及对童心的真诚守护。

三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儿童书写除了以儿童视角的叙述方式来敞开他的童年记忆，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儿童形象外，他还借儿童时代充满童趣的生活回忆去展现一个纯朴的童心世界，在对童心世界的真诚守护中寄托了自己朴素的审美理想；此外，他始终以一个“乡下人”的审美视角，在对城市与乡村文化的二元对照中表达回归乡村文化的愿望及其对健康优美人性的呼唤，在湘西这块原朴的土地上表现一种充满“牧歌情调”的人生形式，在那些鲜活的儿童身上寄托自己追求自然人性的美好愿望。沈从文在《烛虚》中说：“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3]他显然怀着一种崇敬的感情来观照自然伟力的，当他面对大自然庄严华丽的景象时会感动不已，“正在马上凝思时空，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种种意义，俨然用当前一片光色作触媒剂，引起许多奇异感想。”[3]不懈地追求自然人性已成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

沈从文在“湘西小说”中，一是表现了儿童对自然的无比亲近，人与自然往往构成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他在小说中无论描写哪种性格的少男少女，总是力图把他们置于原朴的自然之中来展现他们的自然天性。比如三三清新秀美，宛如屋前那条清新透明的小河；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俨然一只强健的“小兽物”。二是表现了这些儿童自然纯美的性格，在自然状态下生长的这些儿童，未经历人事的沧桑巨变，未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性格单纯原朴。更深刻的是，沈从文在小说中表现了这些儿童原朴的情感意识，自然的生命状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下，自然人性达到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即是人的灵肉一体的“神性”，在沈从文心目中，神性“是真善美的极致，是他理想的湘西社会和生命形式的最本质的属性。”[7]沈从文认为，“神”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存在，而是具体的人生样式和生命形态，关注的不是“彼岸”世界，而是“此岸”世界，尤其是湘西人的“人性”世界，“（神的）庄严与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型。神仰赖这种条件才能产生，才能增加人生的美丽。缺少了这些条件，神就灭亡。”[8]无论他充满神话色彩传奇色彩的小说《月下小景》、《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还是湘西普通民间生活的《雨后》、《采蕨》等，小说的少男少女都洋溢着原朴纯美的生命活力，在人性与灵魂的自然调和中，张扬了健康、野性、原始的生命形态。

当然，沈从文对优美、健康的自然人性的书写与赞美，是以都市文化对人性的异化，使人性逐渐萎缩、伪善为参照背景的，他始终站在“反城市”的审美立场上，来构建他充满自然人性意识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曾多次表明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他说：“我实在是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3]沈从文始终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中构建理想中的人生家园，他怀着对都市文化的“背叛”心理，转而依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乌托邦”精神幻想，他用诗性的艺术呈现表明了对健康人性失落的忧虑，并流露出试图去重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 吴晓东 倪文尖 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73.

[2] 王黎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J]・文学评论，2005（6）.99.

[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43-265.

[4] 萧离・沈从文先生二三事[A]・我所认识的沈从文[C]・长沙：岳麓书社，1986.62.

[5] 李贽・童心说[A]・焚书[C]・北京：中华书局，1975.273.

[6]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248.

[7] 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J]・学习与探索，2002（4）.113.

[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4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347.

作者简介：

向联军（1975―），男，四川广元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