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载的儿童教育思想

摘 要：张载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他博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养正于蒙”是人生教育的开始和基础，并要适时施教，越早越好。主张从“洒扫应对”等基础功夫做起，养成儿童“好恶有常”的品性和“精思成诵”的学习习惯。张载儿童教育思想与他的人性论观点密切联系，注重顺应儿童心理，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特别是他反对以应举为目的的儿童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关键词：张载；儿童教育；以礼立教；科举观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64-05

张载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他除短期担任地方官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在儿童教育方面，他从“蒙以养正”之本和儿童心理学的角度，针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的弊病，提出了许多有独到见解和现代价值的比较符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的儿童教育主张，进而对陕西地方教育和中国古代蒙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张载十分重视儿童教育

张载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于真宗初携妻陆氏上任于陕西长安，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张载四岁，其父改任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州。至天圣七年（1029年）张载10岁时，即令其从外傅学习，应该说这段时间张载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生活，并且张载“志气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涪州器之” [1 ]。表现出了非同常人的品格，深得父母的喜爱。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张载年方15岁，其弟张戬5岁，乃父张迪不幸殁于涪州任所，由涪州地方出资运张迪灵柩出川回开封，后出斜谷，行止眉县横渠镇，突闻前边发生兵变而无法前行，全家只好居住于横渠大振村，葬父张迪于大振谷口迷狐岭。关于这一段历史，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这样写道：“父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诸孤皆幼，不克归，侨寓于凤翔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为了便于祭扫父陵，以尽孝道，张载从此寄居陕西眉县横渠镇，侍母教弟，闲时去崇寿院（横渠书院前身）读书，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可见，张载天资聪颖，加之自幼随父漂泊，又逢少年丧父，这便养成了他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特别是环境所迫，促使他过早成熟，支撑起了门户。但张载穷困不坠青云之志，在料理家务的同时，博览群书，勤奋学习，勇于实践，经历了比较扎实、完整而又独具一格的童蒙教育。张载28世后裔张世敏所撰《张载年谱》中说：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

自幼的经历和学习，使张载十分重视幼儿教育问题。明代王守仁曾认为，儿童时期的“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因此，他认为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张载早于王守仁就主张在儿童蒙昧无知时及时给以正确的教育，使儿童养成良好的思想和品质。张载说：“所观所求皆学也。长而学固谓之学，其幼时岂可不谓之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已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 [1 ]他主张用正确的方法给儿童以教育，抓住儿童时期记忆力强、可塑性强的特点，要从小培养儿童的优良品格。张载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 [1 ]

《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张载发挥说：“‘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尽其道，其唯圣人乎。” [1 ]根据《周易·蒙卦·彖》“蒙以养正”之义，张载为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取名曰《正蒙》。刘玑说：“《易》有‘蒙以养正’之义，故张子取之以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皆《正蒙》之谓也。” [1 ]王夫子曰：“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 [2 ]这些评论都反映出张载十分重视蒙养教育。

张载力倡从年少时就及时施教，对当时世人不重视早期教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3 ]。张载说：“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 [1 ]他认为少不至则失良机，“某只为少小时不学，至今日勉强” [1 ]。他斥“幼不率教，长无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贼生之道也” [1 ]。并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例，说明及早教育的重要性。“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十、五十。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 [1 ]可见，不抓住稍纵即逝的儿童期就对他们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初步的道德行为的训练，中年后必定是悔之晚矣！

二、张载儿童教育思想的内容和方法

1. 教有程序，越早越好

张载不仅重视儿童教育，还强调教育要从小抓起，甚至要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关于胎教问题为我国古代不少教育家、医学家所论及和重视，也提出了诸如“外象内感”等胎教理论，但一直未能给予充分的科学论证。如果说贾谊、颜之推只是追溯了先王的胎教之法，那么张载可以说是明确提出了胎教，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张载对于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张载认为：“习者，自胞胎中以至于婴孩时，皆是习也。” [1 ]“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已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 [1 ]这句话里的“人作之”即是外部的刺激和影响，“已变”就是胎儿获得的反应和变化，尽管胎儿自己不知道，但“人作之”的“已变”就已经是一种教育了，即就是“胞胎之教”。此可看作是张载明确提出自己胎教思想的具体论述。

当然，张载在此基础上更主张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认为教育无止境，人生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安排应有所区别。如在学习方面，张载就主张“分段分节”进行。他以每三年为一时期设计，对于一天的安排又分朝、昼、夜三个时节。认为学习是个积累功夫，应坚持利用好每个时节，并通过勤奋努力、苦读善思，使之有巨大进步 [4 ]。记得张载和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扶父棺欲回开封时，行于汉中南郑，张载谒拜武侯祠曾留言：“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1 ]体现了一个封建文人周密的学术安排和崇高的生活品味。

2. 好恶有常，养成习惯

从“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出发，张载把德育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他说：“德薄者终学不成也。” [1 ]并强调德育对于智育的支配和统领作用。在儿童道德教育方面，尤其重视对儿童进行基本的道德行为的训练。

首先，强调“以礼立教”，要求儿童“习礼”。张载十分重视“礼”的教育，即儿童对封建道德规范的学习和遵守，要求儿童“习礼”。他认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 [1 ]他把“动作中礼”当做儿童变化气质的主要途径，认为先学“礼”，是一条修德的捷径。所以，他主张“以礼立教”，“知礼成性”。一方面要懂得更多的伦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上要学礼、合礼。张载认为，学礼可以去恶成性，使人返归太虚本性。在他看来，要成就德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学礼。

张载 “以礼立教”的儿童教育观，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道：“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 [1 ]因为本立之后，就可以确立礼为善恶之标准，可以以礼修德。朱熹与门人议论时对此也甚为推崇：“古人自幼入小学，便教以礼；及长，自然在规矩之中。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 [5 ]其实，变化气质的过程，需要以礼来约束和引导，从一开始就让儿童知道一个“礼”的标准，并训练他们养成遵“礼”的习惯，其德性就一定能修得好。

其次，确立了“教之示以好恶有常”的幼儿教育原则。张载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必须“好恶有常”，即对儿童的要求必须前后一致。他说：“教之示以好恶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适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1 ]意思是说：在向孩子表示你所赞成或反对的事情时，必须始终如一。好比不允许犬进入堂屋，那么，每当看到它进入堂屋就打它。如果既打它，不许它进入堂屋，却又在堂屋里喂它食物，那你是要犬觉得能进堂屋呢？还是不能进堂屋？这样即使每天打它，以使它不进入堂屋，都是不会成功的。

这段话虽也见于《二程遗书》卷二，但鉴于该书“大多数条目没有说明记载的是何人之言行”[6 ]，所以，可看作是张载的思想之一。就是要树立儿童正确的行为标准，做对了就予以奖赏，以资巩固；做错了就给予批评甚至惩罚，以便改掉；绝对不能好恶无常，使儿童无所适从。现实中许多儿童无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致造成人格的缺失，大都是其父母“教之示以好恶无常”的结果。张载以“犬之升堂”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形象地揭示了“好恶有常”这一幼儿教育基本原则的真谛。而这当中“打”和“食”都是作为刺激出现的，如果要狗只产生“不升堂”这一种行为反应，就不能让另一种刺激（食物）同时出现。这样，在“打”这种刺激反应过程多次重复之后，狗就能学会不再进入堂屋的行为。可以看出，张载通过观察、思考而得出的这一观点，与现代学习心理的理论不谋而合 [7 ]。

最后，要求从“洒扫应对”等基本环节做起。和同时期的理学家一样，张载的儿童道德教育特别强调训练，主张从具体的做事中明白事理。他认为：“洒扫应对是诚心所为，亦是义理所当为也。” [1 ]“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 [1 ]张载之所以要求从小做起，从我做起，重视尊礼习礼，并强调训练儿童以养成遵循礼的习惯，实出于一个儒者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秩序失调的痛心疾首，对世俗民风败乱的深切忧虑。

张载本人气质刚毅，德盛貌严，治家接物，先正己而后感人。他对弟子家童教之以洒扫应对、尊老爱幼之礼，对未嫁之女，也让她亲自参加祭祀，熟悉一些日常的礼仪。吕大钧《横渠先生行状》载曰：“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德。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 [1 ]正是由于张载的倡导，关中风俗也为之一变，他高兴地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 [1 ]

3. 书须成诵，方可有用

通过背诵获得积累是传统蒙学教育最为宝贵的成功经验之一。可以说，古代蒙学每读必背。张载也重视记忆在学习中的作用，认为记诵是必需的，始学之人，宜先诵记。他说：“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 [1 ]按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诵记既有视觉器官参与，又有听觉器官参与，多种感官共同作用，可以有效提高记忆效率。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张载还提出了熟读成诵的技巧与办法：一是记忆须与思维活动结合才易记。张载要求学习者不仅应“成诵”，还应在“夜中或静坐”时“精思”。他说：“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 [1 ]“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 [1 ]又云：“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 [1 ]即在阅读时，不仅要了解全文之意，也要顾及彼此间的联系，理解了的东西容易记忆，记住的东西有助于理解和思考，书须成诵精思，方才有用。

二是用札记的形式来帮助记忆。张载认为学成诵精思外，还须“心中苟有所闻，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 [1 ]。他指出：“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 [1 ]意思是：学须精思成诵，还应及时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学习体会。很显然，他的札记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要把思考的结果，即自己的“潜心所得”记下来。而且，作好札记之后，仍要进一步思考，否则，“不思则还塞之矣”。

朱熹对此评价道：“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横渠说：‘读书须是成诵。’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古人记得，故晓得。今人鲁莽，记不得，故晓不得。要紧处、慢处，皆须成诵，自然晓得也。”“近与学者讲论，尤觉横渠成诵之说，最为径捷。” [8 ]

三、张载儿童教育思想之特点分析

1. 张载儿童教育思想与他的人性论观点密切联系

张载的重要贡献是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地之性是本然之性，为人所共有，都是善的；气质之性则是人形成后才有的。各人的气质可能有偏，于是有善有恶。对于不善的气质，须用教育工夫使之复归于善，把后来的气质之性去掉，以回复本来的天地之性。后天的教育（包括蒙养教育），对于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张载说：“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为学。” [1 ]他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 [1 ]告诫人们，不学，永远也不明白圣人所以成为圣人的奥秘和真谛。可见，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在人变化气质成性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认为，儿童秉持的善性最多，但可塑性大也易于受到感染和蒙蔽，即会因受到社会环境及教育的不同而形成气质之偏差，张载指出：“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但“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1 ]。这里的“善反之”，就是能通过教育来端正变化气质。其中，张载认为道德教育对于“变化气质”，去掉蒙蔽作用尤甚，它可以使“天地之性”完全主宰和支配“气质之性”，或者化“气质之性”，回复到正清善美的“天地之性”。张载认为：“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 [1 ]就是人皆可通过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行为训练，成为“圣人”，从儿童时期就开始这样的教育，有助于及早保护人性天资，并获得教育的持续发展与成功。

2. 注重顺应儿童心理，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

张载指出：“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1 ]又说：“教人当以次，守得定，不妄施。” [1 ]他强调：“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倦此。若洒扫应对，乃幼儿孙弟之事，长后教之，人必倦弊。” [1 ]即教授儿童必须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从粗入精，对待幼小的孩子，还应通俗易懂，不可过分强求，做到“时之当”，“春风化雨”。特别是对儿童教育的内容不宜太深。他说：“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 [1 ]一些人总要求儿童跟大人一样学习高深道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欲速则不达。在教学方法上，张载强调要注意儿童的接受能力。他说：“教之而不受，则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不纳也。” [1 ]张载这些有关儿童教育“及时施教”、“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以及注重背诵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蒙养教育优秀传统理论的强化、发展和推进，在某些方面遵循了现代心理学、生理学和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和目标要求，注重顺应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个性品质，重在激发儿童的兴趣，促进儿童的自然成长，因而是符合儿童教育发展规律的，是对当时无视儿童天性、摧残儿童的传统教育的有力批判，体现了张载儿童教育思想的科学性和进步意义，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3. 反对以科举为目的，试图调和进德与功业的关系

张载所处的时代，科举兴盛，士子一般从蒙学就确立了走科举仕途的终生奋斗目标。几乎所有的学童破蒙都是为了求得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而不仅仅是为了修身养性和研究学问。但张载一生并非以科名为最高追求，年轻时尤喜读兵书战策，爱好交游，常与学者切磋学问。虽然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至京师开封举进士，一举成功，并受知于座师欧阳修，与苏轼、苏辙兄弟以及自己的学生吕大钧等同榜登科，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但张载的著述中很少提及与科举有关的内容，有关他如何教弟子登科举士的记载也很少。反倒是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张载47岁时，应京兆尹王乐道礼聘到郡学讲学，讲学中张载“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 [1 ]。也就是说，张载办教育的宗旨是强调以德育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反对为应科举、求利禄而学习，告诫学生要少留恋科举，多关心和学习与实学有关的治国防边大事，并且他的这一主张还受到当时不少人的拥护和响应。

张载反对以科举为目的儿童教育思想，是对当时“举业至上主义”的一种纠正。张载认为：“今之学者大率为应举坏之，入仕则事官业，无暇及此。” [1 ]又说：“既学而先有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必穿凿，创意作起事也。” [1 ]在张载看来，以志于学为志，志于功业为意。张载认为：“志者，教之大伦而言也。” [1 ]学者只要有志于圣贤之学，且立志大而坚勇，则气质之恶不足为害，若学者志在功业，就于圣贤之学有害。这就是说，功业这个东西是不能立意去追求的，以功业为意，则必危害人性的完成 [9 ]。所以张载不提倡从小的时候就给孩子确立功名的立意。

事实上，其弟张戬在母亲和张载的教育下，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24岁就高中进士，出任陕州阌县主簿，这比张载本人中进士早了四年。另外，张载在崇寿院教授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快要临登进士的秀才、举人，还有一部分是县令、知州、通判、学正等中小官吏。张载在中进士之前也已有文名，曾受当时宰相文彦博之邀在京城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这就是说，张载并不是想废除科举制度，只是深知科举考试选不出真正的实用人才，试图协调进德与功业的关系，希望生徒首先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在养成良好的德行基础上从事举业，他本人也是在感到学问已经自成一家了的时候，才赴汴京应考。张载这种严谨、独特的科举观留给我们当代许多思考。

参考文献：

[1]张 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范安平.张载教育心理学思想述评[J].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53-56.

[4]李彦明.张载论学思想探微[J].桂海论丛，1996，（5）：61-64.

[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程 颢，程 颐.潘富恩导读.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燕国材.张载的教育心理思想研究[J].江西教育科研，1994，（5）：68-70.

[8]朱 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0.

[9]程宜山.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