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高收费的经济学思考

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高学费及其所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越来越受到关注，高学费甚至乱收费后面的成因复杂，解决高学费必然会触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和个人各自到底该负担多大比重的高等教育成本。本文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高学费形成的根源，并探讨一些现实的可行性措施。

1.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在公共经济学中，广义的物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仅就公共物品进行讨论，公共物品是对应着私人物品这个概念而言，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商品同时具备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那么就被称为纯粹的公共物品。纯粹的私人物品则可以由自由市场机制达到供求均衡，每个人通过市场支付他所认可的成本来获得他所想要的服务。

对高等教育而言，从效用来看，高等教育名义上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学习，并且通过学习使得全社会获得利益，这被称为正的外部效应，但从受益来看，只有花钱的人才能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属于排他的受益性。因此高等教育不属于纯粹的公共物品，这也就决定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混合物品是不同于纯粹的公共物品的。首先，高等教育具备私人物品的受益排他性特征，因此通过市场配置是可行的，但是，高校在提供高等教育同时会产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正外部效应，而不能获得相应补偿，这将会让高校失去提供教育的积极性，因此，高等教育必须由国家提供补贴给高校，补偿其因提供教育带来的正外部效应所产生的成本，这其实是对教育的正外部效应定价，并补偿给高校相应成本的过程。这才是为什么高等教育的开支要由国家来提供补贴，但不是全部负担的真正原因。

2.高学费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从建国到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走过了一条从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的体制，过渡到由国家和个人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学费的新体制的道路。1989年以前，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高等学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而且要拨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助学金”，用以补贴学生部分生活费开支，这种体制深入人心打下烙印。然而逐渐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体制弊端很多：首先，由于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造成私人对高等教育的过度需求；其次，无法真正体现分配公平性；第三，政府供给高等教育的成本高昂资源配置被扭曲。

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分析，零学费和负学费（或者说免学费和大范围的助学金）情况下，较高的个人教育成本也意味着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因此对具有较多私人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收取较高的学费，而对具有较多公共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收取较少的学费，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收取较高学费的教育类型会限制入学机会，而挫伤低收入家庭接受该类型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学生资助政策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效率。

支持高学费的部分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过程里，受教育人的私人收益大于受教育带来的社会收益，因此加大受教育人的教育负担成本是可行的，笔者觉得此观点有待商榷，接受教育这一行为中，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是不应该简单相提并论的，二者的受益主体不同，因此对其收益的预期就不同，不应该简单对比和量化排序。

解决之道，就是对高等教育根据其受益进行成本分摊，本应由私人受益的应该由私人为其承担支出，可是高等教育很难区分出私人受益和社会受益并量化。因此，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问题一直是困扰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难题。很多学者对此的态度是把学费价格简单的交给市场，这也正是教育改革引发争执的焦点。在此，笔者认为，政府必须承担起教育学费价格管制责任，而不能把学费定价简单地交给办学单位，因为高等教育尚不具备完善的市场定价能力。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无法形成充分竞争性市场而停留在多寡头垄断市场，学费必然是校方的垄断定价，这必然造成消费者利益的剥夺，损失资源配置效率。这种状况也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目前高度集中的教育资源会造成名牌高校和普通高校、国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差距越拉越大。拿教育部直属高校来说，清华、北大几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学术资源并拥有最高的师资水平，大量的教育资源仍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这里，使其与其他名牌高校的差距不断拉大，名牌高校间尚且如此，普通高校甚至民办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民办高校几乎无任何竞争优势可言，这样的发展不能说是一个健康良好的态势。

其次，严峻的就业形势也客观上制约了受教育者的选择偏好，并进一步拉开高校间的差距。名牌高校在竞争中优势明显，学费也漫天要价，普通高校不甘示弱，名牌专业一起跟着水涨船高，造成目前学费整体水平偏高的局面；另外，目前低水平的职业教育和过度管制的创业机会，也使得教育市场呈现单一化态势，各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几乎都同质化，无法顺应市场形成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因此教育服务很难和就业市场对接，也是让人觉得教育收费价高质低的原因。

另外，目前的高校体制僵化臃肿，也是造成当前学费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项统计表明，前些年平均的教育支出中，人员开支占到了接近75%的水平，而公共开支（包括其他开支）仅仅占到了25%，可见，体制臃肿的管理成本高昂，这也导致学校管理当局热衷于体制外寻求补给，前一阶段教育系统查处的乱收费项目惊人，这与教育管理体制臃肿低效是分不开的。

以上种种因素不一而足，至少就目前这种情况下，学费定价不能也不应该由办学单位来自由决定，因此必须考虑一定时期内适当的政府价格管制，以及从其他途径上打开局面，为学费合理定价扫平障碍。

对于学费的合理定价问题，还必须要兼顾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如果学费水平提高过快，而学生资助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由于较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学费成本的提高的敏感程度要大于较高收入阶层，那么学费水平的提高对较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入学可能性的影响要大于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

另外，要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长期需要，政府财政仍然要增加投入，同时还要寻找其他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的途径。当公立高校中学费水平占生均成本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相应的教育财政政策目标却还不能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时，则需要考虑其他途径。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政策选择。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可以考虑的途径有：一是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公办高校转制。二是公办高校中建立民办学院，这样新建的民办学院可以享受其母校的已有资源，母校有基本的质量和声誉保障，民办学院的生源就有了基本保障。三是鼓励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给予教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民办学校政策支持，逐渐消除民办高校和公立高校在生源和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市场分割，使条件成熟的民办高校与公办普通高校在同一起跑线展开竞争。

另外，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就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也是教育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有效实现的基础，同时，加速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是形成规范的教育机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