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过低不利于经济发展

劳动报酬的高低是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机制是一个整体，它是由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等多重市场组成的。任何一个市场的不均衡将导致整个市场体系的不均衡。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表明，低廉的工资成本无疑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巨大的市场，中国形成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我国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不过，在看到低工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成功的同时，也还应该看到低工资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低劳动报酬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

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大块：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其中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而收入是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消费的基础。当工资水平较低时，人们的购买力较低，消费率就较低，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消费率偏低，会使快速增长的投资最终失去需求支撑，以至造成经济失衡。一般来说，投资增加会带来生产能力增加，但如果最终消费没有相应提高，必然导致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银行呆坏账增多等经济失衡现象。

就当前我国经济情况来看，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1%，居民消费支出占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6.3%，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然，消费率较低，其原因主要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过低，广大中低收入者缺乏消费能力。尽管近几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但相当数量的城镇职工包括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还很缓慢。

低劳动报酬阻碍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一般而言，在产业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工资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资水平及其在分配上的差异，及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不同，使需求结构呈现出多样性，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在适应需求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升级。这可以通过两条传导链清晰地表现出来：一是收入水平――消费需求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的传导链。二是收入水平――要素供给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的传导链。在第一条传导链中，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进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得非常直接，人们收入水平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在第二条传导链中，收入水平对需求进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劳动力要素的供给表现出来。随着劳动力技术含量的提高，其所得到的工资必然相应有所提高，而高工资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吸引高技术人才，集中产业优势，生产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得到提升，应该说是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不过，总的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得并不快，而且也不尽合理。究其原因，还是与人们低工资水平有关。一方面，由于我国收入差距较大，高、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严重的消费断层。尽管高收入群体有消费高品位商品如汽车、住房、信息咨询、风险投资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但人数还是较少，规模不够大；最能带动消费上层次的中等阶层却还未形成，由于预期收入不稳定，他们的消费最为保守；而低收入者人数众多，他们的消费水平还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这种情况必然使企业生产受到消费的制约，并使技术、服务等徘徊在低档次上，以致产业结构演进缓慢。

另一方面，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十分突出。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工资水平高的行业集中于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服务行业。而与此相对应，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多集中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应该说行业间工资差别的存在，对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断重新配置劳动资源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工资与劳动力配置、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不具有协调性，表现为大部分高级人力资本都配置在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由于相当多的企业工资水平低，人才流失，再加上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许多技术只是简单的模仿，生产中又主要倚仗的是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以致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一直得不到提升，产品的品质也较低，产业结构处于较低的水平。

低劳动报酬支撑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因此，要谋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廉价这一要素禀赋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以低工资成本为依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对我国经济起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其意义重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廉价劳动力所支撑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毕竟有限，以低工资成本作为扩大出口的竞争优势长期看也是不足取的。因为，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份额相对较小，所以，即使劳动力很低廉，也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太多的份额。另一方面，以低工资成本所换取的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沉迷于“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企业，是很难在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吸引到人才的。而廉价的低端劳动力是以低成本的培训投入为基础的，这样的劳动力很难进行技术创新。因此，一旦技术优势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因此，中国想要在国际市场上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在外贸中进一步扩大其市场份额，就必须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扩展，扩大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这些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相当大。

低劳动报酬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主要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且一般工资水平达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中谋求新职业。刘易斯还估计，外出农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高出大约30%以上，农民才会迁移城市；而当工资水平较低时，出于消极保护自己权利和理性考虑，农民工会返回农村。显然，这里，工资水平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身立足，他们像候鸟一样，年年飞去飞回，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很难融入城市化进程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除户籍限制、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一些制度性因素外，较低的劳动报酬亦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只能在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上就业，接受较低的工资，而面对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接受教育和培训以使自身的素质和技能得到提高。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他们失去了寻找更高收入的机会，从而陷入“低收入―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进入城市所需的货币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滞后，从而支付不起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成本。

低劳动报酬导致居民收入结构失衡

居民合理的收入结构应该是既有高收入，也有低收入，只要保持在基尼系数范围内即可。然而，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工资外收入的快速增长（包括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以及非法收入）。这些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仍然是靠低工资作为其收入来源。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之势。最具典型的实例是普通劳工与私营企业主之间，一方是持续的低工资，而另一方是由持续的低工资带来的财富的积累，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较低的工资水平或收入水平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消费、产业结构的演进、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突出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因此，要维护整个市场的均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这是解决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