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背后的运行逻辑

【摘 要】本文在对Z村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和经验个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方面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他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观念更加强烈，不同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相对保守性的维权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采取集体性抗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作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为了维权进行的集体性抗争行为的背后肯定有着充分的理性和伦理上的逻辑。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理性逻辑；伦理逻辑

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随着我们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调整转型，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发生着分化和进一步的重组，已不再是简单的可以用组成单一、目标明确来概括其特征的流动性群体了。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在逐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年轻的农民工，他们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新颖的特征。通过深入了解他们外出务工期间的日常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重点分析并尝试给出他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较之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采取集体性抗争行动的缘由。

一、Z村刘某和其农民工工友集体性罢工的故事

刘某，男，24岁，中专毕业。刘某和Z村的丫头于2009年结为夫妇，成为皖北Z村的上门女婿。刘某中专毕业后就跟随亲戚去了大上海闯荡，可以说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性格倔强，心直口快，能说会道，再加之他的老丈人在Z村有一定的威望，所以Z村对这个外来的上门女婿还是挺稀罕的。婚后，夫妻俩人便和村里的19名老乡一起去了浙江温州的一家当地私人企业主开办的小型服装加工厂，该厂包吃住，待遇只能算一般。经过将近三年的打磨，他们已熟练的掌握了服装的加工技术，期间为服装厂一次又一次的创造了丰厚的利润，随着物价的不断飞涨，他们有了涨工资和改善伙食的期望和要求。在刘某多次主动找他们老板协商谈判，老板都会以不同的理由把刘某给打发走。于是，刘某和其农民工工友便进行了一系列日常形式的集体性抗争，像偷拿厂里的纺织线团、故意地多制造出有些许的残次产品、拖延制成服装的时间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集体引起了老板的轻微关注，伙食得到了稍微的改善，但工资却照旧。为了争取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应有的回报，刘某和工友召开了一次关于集体不上工的卧谈会，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于是刘某便领导同村的农民工工友进行了一次集体性的罢工行动。由于那次集体性罢工恰好赶上东南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服装厂老板一时半会难以重新雇佣到足够的员工，更不用说是雇佣到像刘某及其工友这样技术娴熟的人员，于是，服装厂老板私下找到刘某与他进行和平协商，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每个员工每月涨300元工资的协定，可以说，刘某领导的这次集体性罢工行动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进而维护了他自身以及同乡工友的利益。

二、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性抗争行为的原因分析

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他的理论前提是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理性的工人不会自发地为一个提供集体收益的大集团作贡献，因为他一个人不会使工会壮大，而且不管他支持工会与否，他都可以获得工会成就带来的收益。把这一点放到刘某以及他的农民工工友身上，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理性农民工”。因而，我们要怎么保证具有原初的小农身份自带的那种自利性和保守性不会使他们在集体性抗争行动中成为奥尔森提及的“搭便车者” [1]，从而保证集体性抗争行动的顺利发生呢？接下来我将尝试阐述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的缘由。

（一）基于生存准则道义上的伦理逻辑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2]同时，作者还指出“安全第一”的概念在农民的一系列实际偏好中得到反映，为了回避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巧妙的运用“弱者的武器”。从上述的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刘某及其农民工工友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初期，并没有直接采取集体性罢工的激烈行为，而是采取了较之温和的集体对抗方式也即是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维权。通过刘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用人单位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时，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反应：第一代农民工往往是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惹不起，躲得起”是他们的一大特征。这是由于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不高，自身的维权意识低，往往不知道也不懂得如何维权。他们的生活逻辑很简单，就是“要生存”的逻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形式很低调，在大多受到侵权的情况下采取忍气吞声或辞就返乡回家的行为方式。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为了维护权益而参加到群体性活动中，即使是到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投诉也不会单枪匹马而是三五成群的集体性投诉。这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纯粹的谋生，赚钱这样的目标，而更多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新生代的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都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法律意识、权利义务观念以及社会公平观念比较浓烈。材料中的刘某有着中专学历，和他一起在服装厂工作的工友大多是初、高中毕业，他们自身的条件就预示着他们是斯科特所谓的“道义小农”，他们进行的集体性抗争行为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贫困，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自己的辛勤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更甚之，在他们眼里，他们的老板不厚道，因为他们为他们的老板创下很高的利润收入，而老板却没有相应的分给他们些许的红利，这就有力的冲击了在他们心中一直存在的互惠原则，所以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

（二）基于理性选择的逻辑

首先，对于群体行动所面临的“搭便车”困境要怎样克服？怎样才能有效的形成集体的一致行动？我觉得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具有的特征能够很好的克服这一困境。1、新生代农民工有着相似的利益诉求，就像材料中提及的刘某与其工友有着高度相同的工作待遇和生活处境，进而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目的是行为的原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性抗争维权行为也不例外，共同目标把他们凝聚在一起。2、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网络性特征，血缘和地缘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像材料中提到的浙江温州地区的某一服装厂里的工作人员全来自一个乡村，从而这样就能够降低号召集体中的成员进行一致行动的成本。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每个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规模是适中的而不是庞大的，这样就避开了奥尔森所说的由于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成本无限提高，最终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其次，由于日常生活的压力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集体性抗争行为目标追求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应证了马克思提及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 [3]，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他们在进行集体性抗争时紧紧的围绕着具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展开。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性抗争行为并非出于感性，非一时冲动而为之，他们是经过权衡并有可能取得胜算的前提下采取的以要求涨工资为目的的维权行为，而且在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后而止，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新生代的农民工是合乎“理性”的。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样一个“经济理性人“群体，在选择维权途径的过程中，肯定会慎重地逐一考虑每种维权方式的成本，最终他们会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收益的一种维权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传统的家庭、乡村共同体中抽离出来的个体在被城市边缘化的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在成倍的增长，而国家尚未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维权体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在陌生的城市空间里找寻尽可能规避风险的港湾。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荡江湖的年代，他们需要联合起来行动，生存理性和发展理性支配着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行为。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不管是斯科特的“道义小农”，还是奥尔森的“理性人”假设，在当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都有所体现。新生代的农民工在不同的集体性抗争行为的背后都隐含着生存规则道义上的伦理逻辑或是理性计算逻辑又或是这二者的混合。因此，如果我们不去仔细考察、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维权行为，那么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维权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而不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2]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806.

[4]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