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晚明”?

摘 要：“晚明”是一个与现代学术体系相伴而生的历史表述，人们在建构这一宏观、整体性概念时，是从传统史学资源中汲取的话语形式，又删汰了这一历史表述形式所暗含的一治一乱、一兴一亡的朝代循环史观，并将一种“现代”意识和历史进化观念灌注其中，进而生发出一系列关乎中华文明整体性演进、变革的重大历史命题。“晚明”之“晚”，不仅是有明一代颓败与迟暮，而是中国“传统”的解体、蜕变，及其自我更新、涅槃重生的历史关口。有关“晚明”的历史表述及其阐释，在历史理性彰显的同时，蕴含着更多的、引人瞩目的当代关切和现实情怀。

关键词：晚明；历史理性；现实情怀

作者简介：赵强，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晚明美学史研究；王确，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晚明社会生活观念转型及相关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SSXT10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57-07

近百年来，“晚明”那段浮华与苍凉的历史，及其内部所包孕的中华文明史之蜕变的生机与回光、际遇与挑战，不仅反复回响在史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而且渐次融入方兴未艾的大众消费文化，成为“百家讲坛”等媒介文化中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晚明”之所以在学术和大众文化层面均引起热烈的反响，自然得益于其本身所呈现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丰富性，以及这种丰富性所能激起的历史关切与当代想象，对此，学界早已有丰富而深刻的认识。[1]本文想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习焉不察地使用“晚明”这一概念来从整体上表述那段内容复杂、意义丰沛的历史时，我们是如何把自身的历史关切与当代想象融入其中的？换言之，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兴亡与更迭可谓屡见不鲜，为何只有少数朝代的末世——诸如唐、宋、明、清等——在历史分期时被冠以“晚唐”、“晚宋”、“晚明”、“晚清”这样的称谓？关于“晚明”的表述中寄托了哪些历史理性与现实情怀？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晚明”这一历史表述的发端处说起。

在朝代、时序的称谓之前冠以“晚”字，是中国传统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传达其历史认识、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的独特做法。在汉语传统中，“晚”既是一种时间描述，又寄寓着特定的情感蕴藉。《说文解字》中说，“晚，莫（暮）也” [2]（P305），本义是日色冥漠、白昼将尽。在古人的语用实践中，“晚”除了表示时间上行将终了的意义外，往往还寄托着深沉的留恋、沉痛、悲悼情绪和反思、省察意识。《春秋穀梁传·文公十四年》中记“晋人纳捷菑于邾”云：

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夐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1

这里的“晚”字，无疑具有强烈的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赞《穀梁传》记事笔法“纡余有味”[3]（P41）。当人们将“晚”用以概括历史、时序时，这种情感和价值上的意味就更加突出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说：

晚世之时，帝有桀、纣……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4]（P256-257）刘向《说苑·建本》则说“晚世之人”不能：

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

又说：

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为？”[5]（P64）

《后汉书·冯衍传》则说：

逮至晩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6]（P64）

在这几处表述中，政治颓败、学术萎顿、风俗堕落等成为“晚世”的突出特征。不同的是，《淮南子》中的“晚世”更倾向于评价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时段，因而批判意味更为浓烈；而《说苑》与《后汉书》中的“晚世”，则可以理解为“近世”——刘向和冯衍身处正在行进的历史过程中，他们之所以用“晚”来概括自身所处的时代，无非是察觉到了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颓势。所以在他们的言辞中，除了批判和反思外，还蕴含了强烈的愤激、痛挽之情。

到了宋代，“晚汉”、“晚唐”之类的说法开始出现。如宋祁在《后汉蜀郡太守高朕赞》中说：“晚汉多艰，校屋荡焚，经生罔依，弦诵不闻。”[7]（卷48）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将唐代诗史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2在这种历史分期表述中，“晚汉”、“晚唐”所蕴含的情感和价值意味与“晚世”是异曲同工的。其后，又有了“晚宋”之类的概念，兹不赘述。

“晚明”的说法则起源甚晚，在现代以前的历史表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晚明”概念的用例。但在事实上的“晚明”时期，就有人预感到明朝的气运已经暮气沉沉，狂澜难挽。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学界常常称引的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做法。在这篇可以视为以安徽歙县为观测中心的“明代风俗史论”中，作者把明初至万历后期的历史划分为四段，分别冠以春、夏、秋、冬的时序：

（一）明初至弘治年间，国家太平，吏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二）此后至正德、嘉靖初年，人民纷纷弃农从商，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世风唯利是图，“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三）到了嘉靖末和隆庆年间，工商致富、农业凋敝，贫富分化和对立日趋严峻，世人为求利不择手段，“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四）万历初到编撰县志的这三十年间，大量的社会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民怨、民愤一触即发，“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说：“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8]（P150-151）

在他看来，有明二百余年的国脉已经命悬一线、不绝如缕。将商贾、商业视为风俗之大蠹的观念固不足论，但这种对于世风、世运走向颓败、灭亡的感受，及其沉痛、愤激之情，无疑是借着时序更迭的隐喻遣发出来的。明清之际的顾彩（别号“梁溪梦鹤居士”）在《桃花扇序》中则说：

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引者注：明）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9]（P274）

此处“晚年”二字所蕴含的沉痛、惋惜之情尤为深挚。

或许，关于历史长时段的认识需要时间的沉淀，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对这段历史，还未形成整体、清晰的定位；抑或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下，他们不敢抒发“向晚意不适”的悲悼与留恋之情。总之，清代人常用“明季”、“明末”来形容这段历史，而并不用“晚明”这一概念。如前文提到的顾彩，在《髯樵传》一文开头交代故事背景时，就有“明季吴县洞庭山”[10]（P45）云云。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库全书存目》编撰者的做法。在该书目中，但凡提到这一历史时期，均冠以“明季”、“明末”的指称，使用次数均有近百次之多，而从无“晚明”的说法。

与“晚明”相比，“明季”、“明末”的批判和反思意味更为浓烈，而并无多少留恋不舍之情。因为，在汉语传统中，“季世”、“末世”的语义重心在于凸显政治、风俗、道德、人心的全面颓败，可谓一无是处！如《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婴使晋，对叔向描述齐国的形势时说：

公弃其民……聚腐朽，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此季世也”。[11]（P2032）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明季”学术风气、文化思潮和审美趣尚时，无一例外均是严词峻语、大加挞伐。1而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计六奇撰述晚明史事时，将书名拟定为《明季北略》，其自序中的话尤能表明这种反思、清理历史遗迹以见兴亡之理、治乱之由的意图：“自古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亡。” [12]（P1）

目前无从查证是谁在何时第一次使用了“晚明”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历史表述盛行开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历史的巧合在于，与“晚唐”说法的诞生相类似，“晚明”之被广泛使用，也在文艺批评和研究领域。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出一批以“晚明”为题的文艺评论和文艺作品选本，如须尊《晚明文与政治》（《鞭策周刊》，北平，1932年第1卷第2期）、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王英编《晚明小品文总集选》（上海：南强书局，1935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晚明百家小品·冰雪携》（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笑我编《晚明小品》（上海：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上海：上海大江书店，1936年）、朱剑心编《晚明小品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晚明”之“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晚明小品”的提倡者和选本编纂者的眼中，“晚明”所标识的，不仅是明朝的衰落和消亡，还意味着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走向强弩之末，进而孕育着走向近代、涅槃重生的“近”与“新”的精神。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证，此处仅举一例。周作人之倡导晚明小品，实则立足于如下的坚定信念：

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生。[13]（P6-7）

这就是说，“晚明”被视作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历史阶段。对于传统而言，“晚明”是穷途末路；对于近现代而言，“晚明”则是源头活水。因此，沈启无编选的以晚明作品为主的小品选本直接命名为《近代散文抄》！这就与历史上的“晚世”表述有了很大不同：前引万历《歙志·风土论》中的观念，认为晚明实际上走向了历史惯常之一治一乱、一兴一亡之朝代循环的乱与亡的节点，现代表述中的“晚明”则寄托着摆脱朝代循环，走向近现代的乐观。

因此，“晚明”这一历史表述中实际上掺杂着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的意义、情感和价值判断。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晚汉”、“晚唐”、“晚宋”表述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用以描述一个历史王朝走向衰落、消亡的概念，其间包括政治的颓败、风俗的堕落、伦理道德规范的解体等；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更进一步被用来表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涅槃新生。并且，在“晚明”表述中，我们读不出对历史依依不舍的留恋、沉痛、悲悼情绪；反而，其间洋溢着一种历史摆脱陈旧、滞重的束缚，步履轻爽地向“当下”走来的乐观！

自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晚明史研究就已成为众多知名学者不期而集的学术重镇。许多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命脉的关键问题、前沿话题，均萌生于有关晚明史的讨论中。在梳理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交代现代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几个与“晚明”息息相关的概念，如“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以便明了它们之间的重合与相异。

在晚明小品的标举者那里，“晚明”所标识的历史时段是相对模糊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学家或文学评论家，并不致力于具体的史学问题的探讨。所以，他们往往根据自身对明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之总趋势的体认和把握，从中选取那些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作家或文学流派加以谈论，并不斤斤计较于“晚明”之起止时间的界定。而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所选取的作家或文学流派，来大致推测他们所理解的“晚明”之时限。周作人、俞平伯、沈启无、梁实秋等人，均认为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揭起了反对复古的旗帜，“他们都是万历朝的人物，约相当于西历十六世纪之末至十七世纪之初”[14]（P21）。嵇文甫对此深表认同，并且提出这股文学界的“新潮流”并非势单力薄，还要加上“道学界的王学左派”，也就是李贽等人，才能够完整地呈现“同一时代精神”。[15]（P399-400）由此可知，他们所言的“晚明”，大概就是万历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期。1936年，朱剑心在《晚明小品选注·叙例》中总结说：

明自神宗万历迄于思宗崇祯之末，凡七十年，谓之晚明。此七十年间，政治腐败，学术庸暗，独文学矫王、李（引者注：王世贞、李攀龙）摹拟涂饰之病，抒发性灵，大放异彩。[16]（P1）

这是从“新”的时代精神而言的，而从“旧”的社会体制、风气之衰朽而言，史学家又给出了新的描述。吴晗在发表于1935年的《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中，从生活风气演变的角度，将“晚明”的起点设置在嘉靖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1这代表了学术界对于“晚明”历史时限界定的两个重要观点。此后关于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产生过不同的争论，但基本上不出这两种观点的范围。当代研究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综合这两种观点，认为“晚明”就是自嘉靖后期，中经隆庆、万历、天启直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段。[17]（P3）

“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从历史时限上来说，与“晚明”有相当的重合，但代表了另一种以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问题为线索而超越以朝代叙事为纲的研究倾向。陈守实在1927年发表的《明清之际史料》一文中说：

史部记载之不忠实，莫甚于明清之际；及种族见解之差异，文字狱之繁兴，秉笔者各有所顾忌，所以造成重要史实，因之多缺。 [18]

这是为了探求朝代更迭之际的历史真相而发的议论。2在向达、陈垣的文章中，“明清之际”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从“西学东渐”的视角考察西方美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所设定的“明清之际”，就在于自利玛窦泛海东来的“明神宗万历之初，终清高宗乾隆之季，凡二百年”[19]。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则是以天主教在华流布史的角度所作的考察，其所谓“明末清初”也大致限定在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这表明，“明清之际”或“明末清初”的说法中蕴含着如下的历史认识：历史的连续性并不因改朝换代而骤然断裂，它有自身的消长线索和逻辑理路。然而，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现象、问题所呈现的历史逻辑、脉络是不同的，因此也引发了“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概念在时间范围上的不确定性。如谢国桢在1935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其研究时限就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前期。[20]赵园近年间出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等著作，也是如此。

“晚明”与“明季”、“明末”、“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历史表述在研究对象、历史时段等方面均有重合之处，然而又都蕴含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关切和价值判断、情感倾向。之所以呈现以上问题，是想表明：越是深入到历史的局部和细节，我们就越来越感觉到要从历史的长河中剪辑出一段首尾清晰、周期完整的时间段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的潮汐并非节点分明，人事的代谢也往往层累交迭。即便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勘探视角、方法，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仅以人们对明亡历史的探讨为例：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于煤山，明朝覆亡。然而，后世的学者并不认为明亡于这一年，如清代学者赵翼曾引述他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观念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21]（P502）在他们看来，万历年间朝廷推行的“矿税”等一系列聚敛政策祸国殃民，埋下了亡国的种子。而比他更早的史家万斯同，因为曾撰写《明史稿》，对历史有更深切的体会，提出明嘉靖初年开始，朝野聚讼纷争长达二十余年的“大礼议”，导致了严重的君臣对立、朋党政治，实在是“有明一代升降之会”[22]（P485）——不同观点的交锋说明，不同的视角、立场和问题关切，往往暗含了自身的历史和逻辑脉络，很难一概而论。

三、现代学术史视野中“晚明”研究的基本问题

近百年以来的晚明历史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的近现代历史描述思路之外，探寻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之走向近代的“中国本土经验”。[23]出于这样的现实关切和学术动机，学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获得了丰厚的成果。

20世纪前期，学术界对晚明历史、文化的关注集中在三个相关的领域：一是从文学、艺术史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生问题。以周作人、任访秋、林语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匠和学者，在探寻“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问题时，将目光集中到以“公安三袁”为翘楚的晚明文艺，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国文艺之近代化的历史起点。1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现代的问题。这又集中在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命题上。以邓拓、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从社会经济结构、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形态上看，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干扰和扼杀，中国社会自身也将缓慢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2三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晚明时代精神的新变问题。前引嵇文甫的《左派王学》（1934）一文中，就提出晚明王学左派是商业资本崛起对于思想文化影响的结果，与晚明文艺思潮表达了同样的时代动向。20世纪40年代以来，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领域又提出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早期启蒙”说[24]，认为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内部就萌生了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早期启蒙思想”。这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萌芽”学说的补充和深化。“早期启蒙”说不仅在历史、思想和哲学史领域影响深远，而且在文学史、艺术史研究中也被广泛征引、反复论证，进而衍生出晚明“文艺启蒙”的学术观点。

从整体上看，这三种学术观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分途并进。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所欲探究、回答的，都是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近现代转型问题。诸位先生都试图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促成这一转型的动力，并且不约而同地将其源头追溯到晚明。这一做法，在后来的学术史中一再被证明为不刊之论。可以说，社会史、文艺史和思想史三足鼎立、交互辉映的观点，至今仍是晚明历史、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无法绕开的话题。后续的研究，大都是围绕这些观点、命题所展开的更加深入、细致的论证和补充。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方法的更新和理论、思潮的蜕变，老一辈学者提出的学说和观点相继被修正、调整，或是有了更新的、符合时代学术理念和潮流的表述方法。如“资本主义萌芽”说被“内发式现代性”、“早期工业化”等观点所替代；“早期启蒙”说也有了诸如“坎坷启蒙”说、“走出中世纪”等新颖的观点取而代之；在文学、艺术和美学史研究领域，也相继有了“文艺近代化”、“美学启蒙”、“审美近（现）代性”等提法；将晚明史放置在“全球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考虑，也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在将“晚明”这一历史时段看作中国历史演进、转捩的关键点上，学术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从未被中断。

进入新世纪以来，晚明历史、文化、艺术、哲学和美学研究在广度的延展、深度的掘进方面均有重要创获。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面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学术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粗线条地鸟瞰历史轮廓、勾勒历史进程，转向了历史局部、细节的考索。诸如经济史对明代农业、工商业和城市、市镇经济的考察；政治史对明代政治、官场、吏治的反思；社会生活史对明代社会生活风气、一般状况的描述；物质文明史对明代造物工艺水平的研究；文学艺术史对明代文艺与商业和城市文明关系的洞察；文化史对明代社会心态、人生观念的讨论，以及思想哲学史对明代心学之源流递变的探究等，相关的讨论和成果已经异常充分和丰富。这些研究，不仅在学术题材、方法和观念上更加丰富多样，并且更全面、深刻地展示了晚明的历史情境。更值得关注的是，以问题、话题为中心，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细微处入手，多维度地重建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情境成为一种颇具启发意义的学术潮流。

通过以上的回顾、梳理与分析，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晚明”是一个与现代学术体系相伴而生的历史表述，人们在建构这一宏观、整体性概念时，是从传统史学资源中汲取的话语形式（“晚”），又删汰了这一历史表述形式所暗含的一治一乱、一兴一亡的朝代循环史观，并将一种“现代”意识和历史进化观念灌注其中，进而生发出一系列关乎中华文明整体性演进、变革的重大历史命题。“晚明”之“晚”，不仅是有明一代颓败与迟暮，而是中国“传统”的解体、蜕变，及其自我更新、涅槃重生的历史关口。有关“晚明”的历史表述及其阐释，在历史理性彰显的同时，蕴含着更多的、引人瞩目的当代关切和现实情怀。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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