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研究热点综述

考古学研究的课题很多，主要有农业起源与发展、文明起源与发展、聚落与城市考古、古墓葬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简称“人地关系”）等。这些课题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相互交叉与渗透。2003年，上述课题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其总体特点是研究不断深化，手段日益多样。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以石器磨制技术为最显著标志，在我国的多数地区，大体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原始农业和制陶术，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起始年代，学术界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南方地区曾发现过几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等，这些遗址的下部堆积都出土了面貌较为原始的陶器和局部磨制的石器，碳14的测年得出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数据。但是，由于洞穴内上层出土贝壳的测年数据早于下层出土的人骨的测年数据，因此，这一测年结果被认为并不可信，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年代不早于距今8000年。

九十年代，考古学家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批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碳14测年的结果表明，这些遗存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些考古发现促使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起始年代进行反思。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考古工作者对桂林的大岩等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具有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遗存，又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2003年11月，《桂林甑皮岩》正式出版。在这部发掘报告中，编写者将多学科结合贯穿于报告的全过程，从多角度对甑皮岩遗址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华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年代、环境、文化序列、生业、与周围地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桂林市政府联合在桂林召开了“华南与东南亚的考古学——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围绕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研究课题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近百位考古学、植物学、动物学、年代学等学科的学者就“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环境、年代、文化序列、生业活动、与周围地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有些问题虽然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通过研讨，各种不同的见解进行交流和切磋，无疑有助于相关课题的深入。

根据新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无论是华南还是华北地区，至迟在距今10000年——12000年前，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其具体标志是：

1、磨制石器的出现（由局部磨制到通体磨制）；

2、陶器的出现。

但是被作为新石器时代重要标志的农业，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时间大大晚于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出现，如在华南地区，陶器的出现大约距今12000年，而农业的出现则要晚到距今6000年前左右。

二、 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

农业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人类开始摆脱完全依赖自然界的野生食物资源维持生命的被动局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出现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主要包括农作物起源的环境背景、从野生到栽培的变化过程和原因，还应包括一些原产于其他国家，后来传入我国的农作物在我国古代的发展，也许还应包括因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其他相关方面（如耕作技术、生产组织）的发展变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的农作物有北方地区的粟和黍，南方地区的稻，它们都有可能起源于我国境内。至于北方地区的另一主要农作物——麦，则有可能起源于西亚。

关于粟和黍被开始栽培的时间，迄今尚无定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裴里岗遗址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粟，其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磁山遗址窖穴中出土粟的数量多得惊人，据估计可以吨计，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越了初始阶段。我国粟的栽培起始年代当在距今7000年前。

关于粟和黍的起源地，一般认为它们起源于我国的华北地区。至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史前农业，则是由华北地区传入的。传入的时间多认为是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赵宝沟文化时期，在此前的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出现农业，当时的人们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然而，新的考古发现使这一传统认识面临挑战。

今年秋季，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的发掘中，在兴隆洼文化的房址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炭化粟，在去年和前年发掘的房址中也曾有发现，只是数量略少。其年代为兴隆洼文化中期，距今约7500年左右。这一发现不仅将考古发现的粟的出现年代向前提了数百年，更重要的是，在原来曾被估计尚未出现农业，只是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东北地区西部的兴隆洼文化的生业活动中，可能已经出现了农作物的栽培。这里的粟作很有可能是源自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兴隆沟遗址炭化粟的出土，也从另一个角度昭示出华北地区农业起源要早于距今7500年。

关于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稻作的起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云南起源说、印度起源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等。湖南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八十?等遗址相继出土了距今8千至1万年的古稻。在江苏的几处遗址，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田遗迹，其最早的可早至马家浜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多年，而根据华南地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近年对广西甑皮岩、大岩、鼎狮山等遗址的发掘表明，华南地区农业出现的年代不早于距今6000年。从而表明，稻作农业极有可能是起源于长江流域地区，其中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可能性最大。这一点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

那么，为什么适宜农作物生长，又是野生稻起源地的华南地区却没有出现最早的稻栽培，而作为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地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却率先开始了稻的栽培？这涉及到农业起源的理论问题。即农业是否起源于自然条件好，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根据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一种逐步被人们所重视的观点是，农业并非起源于自然条件最好，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如华南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生长条件好，一年中都可以有较为充足的动植物食物来源，人们可以不必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也就没有促使人们依赖大自然的恩惠便可度日，没有去进行植物栽培的必要和动力。既然不必辛苦便可以获取足够的食物，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去从事栽培活动呢？

与华南地区相比，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食物资源不够丰富，难以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足够的食物。必须在食物充足的季节尽可能多地储存食物，以备在食物资源较少的季节维持生命。于是，寻找稳定的、可以储藏的食物就成为当地史前人群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野生稻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通过反复的观察，人们逐渐了解了其生活习性，并尝试着开始对其生长环境进行管理结合干预（如除去杂草等），帮助其更好地生长。久而久之，最早的栽培稻便这样诞生了。此后，经过人们不断的努力，稻作栽培的技术不断提高，并逐渐向周围地区传播，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明起源研究

文明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促使文明形成的背景、原因、动力是什么？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在哪些方面具有普遍性？这些问题是学术界目前极为重要的课题。鉴于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研究夏王朝出现之前社会的变化，而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极其简略，并多具有传说的性质，难以作为信史，因此，关于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资料就主要依靠考古学来提供。正因如此，考古学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的文明起源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 发挥群体优势，多学科联合攻关

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多是学者个人“单干”，缺乏有组织、有计划地“协同作战”。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大学或地方研究机构都先后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请了国内外从事古代文明研究的知名学者担任中心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或客座研究员，共有美、英、法、德、意、俄、澳、加、瑞典、丹麦、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学者和国内五十多个学术机构的百余位学者（其中中科院院士6人）欣然应聘。可以说，该中心汇集了国内外文明起源研究的精英，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力量最为雄厚的学术团体。

2、 热点持续不衰，研究再掀高潮

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全国各地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为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导致文明起源研究成为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界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而且持续不衰。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每年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论著都在数十乃至上百篇之多。 近两年，这方面的研究再掀高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相继召开了与此课题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还编辑出版了与文明研究有关的书籍和杂志，前者还编辑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已于近日出版。

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顺利开展

2002年春季，被列为“十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目前正在顺利地进行之中。该项研究历时两年，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研究的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的时期到夏代末年。该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摸索经验，奠定基础，并提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预研究共设置十个课题数十个专题，由考古学、历史学、科学测年、天文学、冶金学、古植物学、古动物学、古环境学等学科的数十位学者分别承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探源工程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成果，目前正在结题。在预研究设置的诸多课题中，围绕“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课题而开展的几项考古发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成为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亮点之一。

4、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发展

上个世纪，国内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明因素的追溯和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上，而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背景、动力、模式和机制等问题，却较少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也与缺乏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意识有关。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一些学者致力于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原因、背景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做深层次的研究，在近两年各地召开的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的发言和研讨便是从这一角度来提出和讨论问题的。

5、 聚落形态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90年代前半之前，国内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多是通过对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分化来进行的，而对通过聚落形态来研究社会结构则相对显得较为薄弱。90年代后半以来，为研究社会结构的变化，揭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单独或与与美、加、澳等国的学者合作，在安阳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夏代和商代早期都城所在的伊洛河流域开展了系统的聚落群调查，新发现了大量遗址，并对龙山时期、夏代和商代遗址的数量、规模的变化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并对其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也与美国学者合作，开展了区域调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聚落形态研究已经显示出其在研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广阔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聚落形态研究是探索古代社会组织与结构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迄今为止，聚落形态研究还尚未在全国普及，还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需要，尚须下大气力，对一些关键地区进行系统的聚落考古调查，并将其与其他方面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为了推动这一方法的应用，2003年秋季，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区域考古调查交流会，由上述几个单位介绍了开展区域调查的情况和经验，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开展区域调查是通过聚落形态来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应当在有条件的地区广泛开展起来。

6、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首先必须充分研究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国幅圆广阔，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业系统、文化传统等差别较大。各地区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首先应当研究各个地区文明进程，并探讨其各自的特点，进而分析其产生这些特点的背景与原因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综合分析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基于这一认识，自200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结合院重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联合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先后于2002年7月、2003年4月和10月，在上海、武汉、济南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开展对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2004年，还将召开长江上游和中原等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讨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已经并将继续有力地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促使该项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7、礼制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世界各地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都有其特点。作为中国学者，揭示中国文明的特点，阐释产生的原因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突出特点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当将礼制的研究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正因如此，探源工程预研究专门设置了礼制研究的课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8、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广泛地应用

近十多年来，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在考古学研究之中，研究手段日益丰富，使我们对于史前时期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了解较之以前有了大大的飞跃。多学科结合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研究中的作用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文明起源已经被付诸实施。生态环境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青铜器、玉器等贵重物品的产地、制作工艺和流通状况诸方面及其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在逐步展开。

四、 城市考古

城市尤其是都城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对城市尤其是古代都城的发掘与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领域之一。

近年，城市考古尤其是都城考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 陶寺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两年，作为“探源工程预研究”“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的重点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工作。在此前已发现的部分城墙的基础上，全面掌握了陶寺城址的方位和修建年代，特别是对城内的布局有了相当的了解。此城在陶寺文化早期即已兴建，规模为56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扩建为280万平方米。城内分为仓储区、墓葬区、居住区等。该城址是迄今发现夏代之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包括中期高级贵族墓葬、晚期数十个身首异处和惨遭迫害的人骨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业已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

2 、新砦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新砦遗址发现较早。前几年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新砦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自探源工程预研究将其设为专题以来，专题的承担者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该遗址的布局上。经过艰苦努力，确认该遗址面积为70万平方米。2002年在该遗址的中心部发现了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约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又发现了龙山时期和新砦期的城壕和城墙的墙基。在该遗址周围，发现数个同时期的小型遗址，表明当时这一带存在着以新砦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新砦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政治中心。

3 、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又有新突破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遗址为夏代的都城遗址。近两年，该遗址布局方面有重要突破。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数座宫殿基址，分别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和四期，并在宫殿的院落内发现了贵族墓葬。发掘结果表明，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已经出现了前后三进院落的宫殿，其周围有宽阔的道路。2003年，又在宫殿区周围发现了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宫城墙基和墙外侧的道路。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宫城和三进院落的宫殿，从而将我国古代宫城出现的时间由商代早期提早到夏代晚期。

4 、殷墟考古再传捷报

今年是殷墟发掘75周年。殷墟是否有城？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1999年，在殷墟的洹河以北地区，发现了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近两年，又在城内发现了二十余座夯土基址，并对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处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揭露了该宫殿基址的绝大部分，初步搞清了其结构和布局。该城址和宫殿基址的年代为商代中期，早于商王武丁时期。关于其究竟是盘庚所迁之殷，还是更早的商王河檀甲所居之相，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5、洛阳汉魏故城发掘新成果——宫城正门阊阖门址结构独特

阊阖门是洛阳汉魏故城宫城的正门。于去年被发掘，简报于今年发表。该城门形制独特。一是城门不是位于城墙之上，而是向内凹入；二是门上部为殿堂式，十分宏伟壮观；三是城门前两侧各有一阙，阙不是建于城墙外，而是建在城墙上。与文献记载的“墙夹巨阙”相吻合；四是城门建于曹魏时期，为探索东汉上阳宫的位置提供了线索。

6、唐长安城太液池的发掘又有新发现

2003年，中日合作对唐长安城大明宫内太液池的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在池北岸首次发现了连接池北岸和湖心岛的“干栏式建筑”的残留，可能是建在水上的回廊类的遗迹。发掘中还发现了太液池的进水口，从而解决了太液池进水系统的位置和结构。

此外，秦都咸阳阿房宫的勘探试掘、汉长安城长乐宫遗址的试掘、广州南越王宫署的发掘、吉林集安高句丽都城国内城和丸都山城的发掘及一些古墓葬和古代手工业作坊址的发掘等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限于篇幅，不再涉及。

总之，2003年是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的一年，也是考古研究硕果累累的一年。我们期待着在新的一年，中国考古学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