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价值维度

【摘 要】 本文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了辨析，分析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形式和价值维度。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缘起重要的一点就是否定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凸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和终极性。从现实功用上来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服务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当今，我们仍要以多重路径来应对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潮，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取得更好的意识形态教育效果。

【关键词】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价值维度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这一思潮的形成迎合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行进过程中的思想表现，“意识形态终结论”一经形成就在东西方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从特定的历史向度来看，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历史嬗变和意识形态论争中，西方学者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为思想基点，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承袭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表达着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获得发展，以特有的资产阶级政治教化功能，凸显理论价值维度。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辨析

“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虽然只有并不算很长时间的两百多年，但这一概念指称的精神现象却是由来已久，这一概念产生的影响也绝非单一的意义时间。作为概念的“意识形态”是法国的特拉西于十八世纪在《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中率先提出，后来意识形态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高频概念术语。

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理论表述中，意识形态的原初理论意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提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来说是特定的“虚假意识”，马克思往往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对于意识形态，恩格斯在《恩格斯致弗・梅林》强调：“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旗帜鲜明地用“意识形态”来批判颠倒的、虚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虽然说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性术语，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以特定的篇幅将其作为阐述的主题，对意识形态进行详尽的理论阐述，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多是散见于诸多著作中。后来，承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基础，列宁进一步深入拓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列宁富有创见地提出“意识形态”的“灌输”理论思想，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力量，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这种思想理论是工人阶级亟需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现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灌输”。同时，列宁强调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现为不同阶级力量的延伸，展示出不同的阶级倾向。“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涉及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政治意识，他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峙。”[2]此后，不同的西方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使之表征多重思想内涵，但是作为阶级思想观念成为概念的坚固内核。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形式

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之人其实是恩格斯，但恩格斯意义上的终结迥异于后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意义上的终结。恩格斯在其代表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命运，得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恩格斯认为“哲学和宗教”是“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3]，在恩格斯看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历史阶段性的产物，在历史的行进中终将会被取代。完成这一历史性替代的主体是 “逻辑和辩证法”，也就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由此可见，恩格斯提及的终结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

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提出和使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是法国人阿尔伯特・卡莫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社会主义党”提出“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思想，对此，阿尔伯特・卡莫斯激烈地抨击，他认为，此时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这种欺骗已经寿终正寝。之后，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阿隆、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等人正式提出“意识形态终结”。

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之考察》中，通过对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考察，认为旧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已经枯竭，“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4]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贝尔强调“意识形态的终结”，其理论指向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后来，西方学者也正是继承这一思想指向，以不同方式言说“意识形态终结论”。

贝尔等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变悄然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终结”。后来，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笃定的推断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哈佛学者亨廷顿叵测的抛出“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骄傲自信地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这些“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变种一以贯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强力地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价值维度

“意识形态终结论”文化思潮以资本主义学者的价值取向为思想基点，集中地反映着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极力地进行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输出。

“意识形态终结论”有着鲜明的冷战色彩，直接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中国。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贝尔曾具体地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境，他认为当时从政治来看，那是一个消除幻想的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已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了。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苏联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所以自认为它是“进步的”这一信念已经被现实所击垮、粉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特征显示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年代的特征。曾经激进运动的旧的政治观念已经衰竭，不再具备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以强制的方式获得忠诚的热情。因此，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缘起重要的一点就是否定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凸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和终极性。从现实功用上来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服务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

冷战过后，牢固掌握全球化主导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的霸权地位、话语优势，一方面煞有介事地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乌托邦的幻灭；另一方面则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幌子下变本加厉地兜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各种新方式向其它国家进行隐秘的文化扩张和意识渗透，从而实现价值输出。

在极具变动的国际政治秩序中，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安全战略息息相关。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不仅不能弱化，反而要以各种有效方式加以强化。我们要以多重路径来应对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潮，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取得更好的意识形态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4.95.

[2] [英]Tom Bottomore.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M].Oxford：Blackwell，1983.22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3.

[4] [美]丹尼尔・贝尔，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51.

【作者简介】

代洪宝（1979-）男，吉林舒兰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张立新，男，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