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发动“兰州事变”始末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古城兰州，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一支部队迅速解除了驻兰中央军的武装，并扣押了部分中央驻兰要员，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兰州事变”。“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始作俑者”是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不久，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被囚，杨虎城还几乎全家遇难，而同样把和政府“得罪苦了”的于学忠却安然无恙，抗战期间还因功晋升为一级上将。

移防兰州

于学忠是山东省蓬莱市于家庄人，1890年出生，幼年随父于文孚在东北旅顺口的清朝宋庆（蓬莱人）部毅军从军，驻地附近有个埋葬着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侵略军杀害1.8万多名无辜同胞的“万人坟”，于学忠每次路过那儿，都感到悲愤难抑，立志长大从军报国，让国家不再遭受外敌欺辱。

1908年，于学忠进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凭着自己的聪明、努力和骁勇善战，他从基层军官一路晋升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边防总司令，成为吴佩孚属下的一员大将。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失败后，于学忠成为和等军事派别竞相拉拢的对象。因于学忠之父于文孚和曾同在宋庆部毅军从军，还曾受到过于文孚的“庇护”，两人关系“很铁”，于学忠就撕碎了派人送来的委任状，1927年夏投靠了，被任命为奉系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归张学良指挥。

第二天，于学忠去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他，奉军的军饷发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人数实发，一种是由主官包干。一般的军官喜欢主官包干这种方式，因为发多发少自己说了算，有油水可捞。可于学忠却说，我的部队按人数实发。仅这一件事，张学良就对于学忠刮目相看，两人一见如故，互相欣赏。从此，于学忠成为张学良手下一员忠心耿耿的干将，随张学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1928年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被日军炸成重伤，当日身亡，张学良成为奉军最高统帅。同年12月29日，东三省易帜，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行的不抵抗政策，26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就撤进关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

1933年，热河沦陷，背负不抵抗骂名的张学良被迫下野，前往欧洲，临行前将26万东北军中的16万交给于学忠统辖。有人以于学忠是山东人、怕不能同东北军一心为由，劝张学良慎重考虑，张学良说：“你不要错看了于学忠，将来收拾东北军后事的人只有于学忠！”随后，任于学忠为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五十一军军长，辖第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师3个师，驻扎天津、塘沽一带。南京政府还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天津市市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主席。

于学忠眼见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蹂躏得支离破碎，十分痛心，但作为部属，又不愿违抗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自张学良出国自己又手握华北的军政大权后，于学忠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他命令部队积极备战，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寇由海上登陆。日本人还以取代张学良的地位和提供军事装备为诱饵，拉拢于学忠“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均遭到严词拒绝。日本人为了配合军事行动，还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后方。一些日本兵故意跑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拉屎拉尿，引起多次小范围的军事冲突。日寇还收买了几个汉奸，阴谋刺杀于学忠。于学忠向日军提出警告：“如日军不停止军事挑衅即向日租界开炮。”

日军见于学忠“软硬不吃”，决心搬开这块“绊脚石”，向政府北平军分会及施加压力，要求撤销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在北平，他即打电话要于学忠“自请长假”。于学忠说：“我若叫日本人逼迫自请长假，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拒不从命。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该协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于学忠下野。然后，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调于学忠任甘肃省主席兼边区“剿匪”总司令，令其率五十一军即刻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难道爱国有罪，抗日也有罪？！中华民族已到最危险的时候了，怎么还让自己人打自己人？”于学忠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腔抗日热忱竟会落得如此下场，更对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出极大不满。他率领五十一军开赴兰州途经渭源、临洮等县时，屡见红军在村镇墙上张贴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收复东北，解放三千万同胞”等标语口号，深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所感动。同时，雪国耻报家仇的怒火在五十一军官兵的心中熊熊燃烧，“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的主张在五十一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共鸣。

“兰州事变”

1935年秋，于学忠和五十一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甘肃，调归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系蒋的嫡系）指挥。还未及休整，朱绍良即令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和一一八师在兰州以南岷县一带截击北上抗日的红军；不久，又密令于学忠派1个师堵截红军通过腊子口。五十一军官兵这时皆倾向联共抗日，他们进至岷山一带后，就遵照于学忠的命令按兵不动。闻讯，颇为无奈，又急令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率部去扼守岷县天险腊子口。由于于学忠拒绝“剿共”，没有和红军打过仗，陕甘边区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武装得以发展壮大。

1935年9月20日，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业已回国的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这时的张学良在考察了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军事后，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增强了进取图新的锐气。更重要的是，他被中国共产党等进步力量积极倡导的“全民抗战”精神所感染，一到西安就召集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开会，决心要革新东北军，准备抗日，于学忠表示继续服从张学良的指挥，坚决抗日到底。

1936年1月25日，、、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调东北军进军甘、陕以达消灭异己目的的阴谋，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联合抗日，深得东北军官兵的拥护。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西北“剿匪”战场的“风平浪静”，急坏了一心想趁红军在西北立足未稳一举消灭的，频频电催张学良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进攻红军。张、杨二人多次向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团结御敌，可惜根本听不进去。

1936年12月4日，亲赴西安督战，向张、杨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张、杨一再进谏，均遭拒绝。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游行示威，并到临潼华清池向请愿“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命令张学良进行武力镇压，张学良不从，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发动“兵谏”。

12月11日，张学良把这一计划告诉了到西安接受“委座”训话的于学忠，征求他对“兵谏”的意见。于学忠在东北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张学良，刚毅果断，一直被张学良视为“东北军的脊梁”。于学忠当即表示赞同，并说：“我马上打电话回兰州，让参谋长也准备一下，咱们要干就干彻底，决不可半途而废！”

12月12日拂晓，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被成功扣押，同时被扣的还有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军政要员。然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刻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在这封通电中，于学忠的名字赫然排在张、杨之后，位列第三。

接下来，于学忠急电兰州五十一军军部：“今晨1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复电。于学忠印。”与此同时，为加强兰州防务，于学忠急调一一四师、一一八师即刻回兰州，与一一三师共同控制兰州局势。

12日晚上7时，兰州古城华灯初放，喧闹了一天的大街上行人渐渐稀少，谁也不会想到，一场风暴马上就要来临。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先在五十一军军部摆下“鸿门宴”，以宴请甘肃绥靖公署首脑为名，一枪未发，顺利扣押了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要员10多人。紧接着，兰州城里枪声四起，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参谋长窦光殿指挥所属分头直扑预定目标。五十一军在兰秘密联络参谋、中共党员解方率部首先攻入甘肃绥靖公署院内，对中央军进行包围攻击，在短暂的交锋后，解除其武装并占领了甘肃绥靖公署。在甘肃军警督察处、兰州警察局等处的军事行动也很顺利，没有遇到激烈抵抗。在东校场和飞机场的战斗则比较激烈，双方在反复冲杀中均死伤不少，其中东北军就有数十人伤亡。当晚10时许，枪声逐渐停了下来，中央军在兰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被缴械，中央军被毙伤70多人，被俘1200多人。

随后，五十一军通电全国，公开响应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次日一早，即以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兰州市内张贴布告，向老百姓解释原委，安定民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州事变”，或称“西安事变”中的“兰州事变”。

和平落幕

12月13日，于学忠乘专机飞返兰州，着手处理事变的善后事宜。他任命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加强城防和维护城内治安，妥善保护绥靖公署和中央军眷属，并派部队昼夜逡巡，防止奸徒造谣生事。于学忠还下令释放了集中营里的犯人，这些犯人多为被中央军俘获的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接着，于学忠组织召开了兰州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兰州救亡运动的高潮。“兰州事变”不但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在省内外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天津《大公报》等报刊刊登了“兰州事变”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各方的关注。

“兰州事变”后甘肃的局势紧张复杂，于学忠顾全大局，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甘肃各地，努力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做消除误会的工作，甘肃的紧张空气逐渐缓和下来，不仅兰州市内没有发生不安定的问题，甘肃省境内的大批中央军也未与东北军之间发生冲突。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新的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12月17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

12月24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经过多轮谈判，达成了以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等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也表示接受。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惟恐夜长梦多，在没有和等人商量的情况下，决定亲自陪送回南京，同时释放了被扣的其他党政要员。张学良临上飞机前，用红铅笔写了一道手令，大意是：学良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辖。此后，张学良又给东北军写信“要求大家必须对兄（学忠）如对弟（学良）一样”。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张学良再一次将东北军托付给了于学忠。

12月26日，鉴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于学忠安排召集省府会议，会议决定释放“兰州事变”中被扣人员，发还收缴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和平落幕。

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扣留，随后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时将杨虎城“撤职留任”，于学忠也因“附和叛变”获“撤职留任”处分。张学良的被扣在东北军中掀起冲天巨波并引发流血内讧，主张和平营救张学良的高级将官王以哲等人被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暗杀。于学忠马上由兰州飞西安收拾残局，由于帮助出面调停，加上于学忠团结了一批能顾全大局的爱国将领，终于制止了东北军的分裂。

尔后，于学忠一直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而努力。他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4次面见，一再表示，东北军必须由张学良统率。只要释放张学良，他随时可以离军下野，永不出头。但拒不同意，有一次被逼急了，竟怒气冲冲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扣押张汉卿（张学良），我就看你们东北军红不红！你们东北军如果有一部分红了，我就杀了张汉卿！”

尽管于学忠屡屡“冒犯”，但好像并不太计较，甚至还主动为于学忠因“兰州事变”获处分“解围”：“孝侯（于学忠）只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误道路，十分可惜。”这一切缘于他对于学忠的欣赏。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他对张学良的评语是：“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给于学忠的评价却是：“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可惜为别人所用。”这也是后来“灭了”杨虎城、软禁张学良、却让于学忠“戴罪立功”并不断获得升迁的原因之一。

1937年2月10日，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这次全会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此次会议标志着最终达到了“西安事变”倡导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扭转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历史逆流，同时也标志着“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结束。

然后，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宜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将东北军主力“大卸八块”，分置各地。于学忠也被免去甘肃省主席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率五十一军离开甘肃。

七七事变后，于学忠率部参加抗日战争，先后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被晋升为一级上将。1939任苏鲁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与八路军合作抗战。1944年3月，因在抗战中负伤离开部队，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王牌军七十四整编师在山东“覆灭”后，曾想让于学忠重整队伍“杀回”山东老家，但于学忠不愿打内战，让再一次“失了面子”。

1949年初，想胁迫于学忠前去台湾，他不从，悄悄隐居到四川乡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1954年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