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过年风俗范文

时间:2023-09-28 09:02:30

东北过年风俗篇1

关键词: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 庙会风情 庙会陋俗

一、庙会风情

民国时期东北庙会风俗内容丰富,涉及宗教、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等方面。东北庙会有以下典型的民俗风情。

(一)祭祀

庙会是从古代严肃的宗庙祭祀及民间的信仰中孕育诞生的,可以说是源于祭祀、兴于宗教。民国时期庙会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活动甚为丰富、有增无减,如沈阳实胜寺(“皇寺”或者“黄寺”)从皇太极赐建到民国时期,寺院每年定时举行大型庙会,正月初七至十五是“跳送鬼”庙会,四月初七是“三头六臂佛”庙会,七月十五是“金刚佛”庙会。不同时间的庙会祭祀不同的佛,有着不同的宗教祭祀活动。

(二)庙会求子

求子是许多庙会附带的活动,同时又是娘娘庙会的主要活动。庙会求子盛行于东北各地,是地区性的有规模、有制度保障的重要活动项目。“《沈阳百咏》云:焚香拜起倩花扶,阿嫂轻轻问阿姑,一个金钱凭乱掷,不知能保子孙无。注云:娘娘会日,庙祝骗财,于神座前悬一大金钱,上书‘子孙保重’四字,谓能用钱掷过此钱孔者,其人当生子,村妇辄中计焉”[1]11。“四月十八日为‘娘娘庙会’,妇人无子者,多于是日祷之”[2]18。锦西、海城、西丰县的民国县志也记载着求子的习俗。

(三)求健康、保平安

旧时由于极差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多人患天花、沙眼等病,因此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的神像前便流连着诸多祈求防病或治病的善男信女,能治百病的药王庙更是门庭若市。还有患咳嗽的人(即气管炎),赶庙会时会从家来时带两三片咸菜疙瘩挂在治喉吧塑像的双手上。“如目病者送眼光娘娘眼镜一套。腿病者送十不全神拐一枝。咳嗽者送咸菜疙瘩一个”[3]14。“四月二十八为药王庙会,届日,长女皆往焚香”[3]16。

(四)祈福消灾

庙会文化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民众的某些需求,这种需求是想得到保佑和慰藉的精神渴望。吉林九台县关帝庙有这样一副对联,匾额为“福佑梓桑”,联曰:“愿吾宗子子孙孙、春社秋尝,入庙勿忘先业远;祝我里年年岁岁,云旗风马,有灵常保此邦宁。”[4]268人们迷信于因果报应,富为前世修,贫为前世孽。在庙会上男女老幼佛前跪拜,祈祷降福消灾。

二、庙会陋俗

民国东北地区庙杂神杂,不仅反映了当时人民信仰的庞杂和顽俗,还反映了东北农业岁时文化长期处于原始状态的实际。庙会风俗属于社会风俗的一个方面,除了良风,还有陋俗。

(一)跳墙

在民国东北地区庙会有一个突出的陋俗是跳墙,体现出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家庭中由于小孩体弱多病,或生辰八字不好,大人认为不易养活,将孩子许到庙中做和尚。待到孩子七八岁时,选一庙会吉日,举行“跳墙”。在呼兰县,“娘娘庙庙会,各家妇女多往拜庙,焚香祈祷,沙弥诵经,稚子越凳以逃,曰‘跳墙’”[5]41。在吉林地区,“四月十八,小儿七八岁每于此日留发,嘱儿立凳上,僧人以箸击顶。喝令急行,不许回顾,曰‘跳墙’”[6]8。“有小儿自幼许为关帝驾前牵马童,至留发时,则赴关帝庙亦如此”。[3]14

(二)烧替身

另有“烧替身”陋俗,“有病,谓前生系娘娘驾前捧水童、烧水童等,因许另一人焚之。谓之替身”[3]14。回家后给孩子改名,这样小孩的病就可痊愈。这种偷龙转凤的风俗在庙会中相当普遍。在黑龙江珠河县的庙会上,“善男信女,焚香了愿,献神袍,烧替身。小本营业者亦乘机而逐蝇头,迷信之风,于斯为盛”[7]7。

(三)乞讨之风盛行

参加庙会者,各色人等良莠不齐,给庙会带来了一些混乱和问题。庙会上乞丐比较多,这些乞丐随各处庙会的开庙,亦不断流动,借人们上香许愿或出城游玩,庙会上人多的机会行乞。在民国东北庙会上有专门抢吃食的乞丐,无怪有的香客发出感慨:游山大煞风景者,莫过于此。

(四)残身

偶尔有残身的陋习。其本意为求医尽孝,久之则变成争强斗胜,自残身体。“贤妇孝子,苦肉祈祷,偷儿无赖,间售其伎,纷纭诡谲,善恶都见”[1]10。因亲有病,许愿尽孝,其心可敬可悯,而不惜伤害身体,这就远离孝顺之道了。

充分了解民国东北庙会风俗,有利于因势利导、移风易俗。在当代一方面要充分发扬优秀的地区传统文化,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另一方面要摒弃迷信陋习,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翟文选,王树.奉天通志:卷九十八・礼俗志[M].铅印本.辽宁:民国二十三年(1934).

[2]王文璞,吕中清,杨焕文,刘振翮.北镇县志:卷五・礼俗志[M].石印本.辽宁:民国二十二年(1933).

[3]严兆霖,张玉书.望奎县志:卷三・礼俗志[M].铅印本.黑龙江:民国八年(1919).

[4]李澍田.吉林乡土志[A].长白丛书[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5]廖飞鹏,柯寅.呼兰县志:卷五・礼俗志[M].铅印本.哈尔滨新华印书馆:民国十九年(1930).

[6]长顺,讷钦.吉林通志:卷二十七・舆地志[M].刻本.吉林:清光绪十七年(1891).

东北过年风俗篇2

[关键词]闯关东 山东 婚俗 东北梦

[中图分类号]I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058-02

东北文化与关内文化联系密切,在古代以东北流人为核心,形成了关内文化与东北文化的交流机制,密切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近代以来,则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群体为核心,形塑了现代东北文化的基础因素。近年来热映荧屏的电视剧《闯关东》形象地展示了以山东人为主的关内移民“闯关东”来到东北,艰苦创业、爱家爱国的历史画卷。在这部史诗般的巨制当中,中国最著名影星李幼斌携手高明、王奎荣、宋佳等众多实力派演员转战山场、水场、金场、农场、商场、矿场,跨越了齐鲁大地文化深韵,辗转在白山黑水的辽阔舞台,把王族到平民、战士到将领、怨女到土匪、家仇到国恨细细演绎,展现了一段如歌的历史的画面,揭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情怀。

一、《闯关东》与山东人

《闯关东》里的朱开山一家是山东人。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移民,在明代已经有记载,一直到建国以后,延续数百年不曾中断,如果按照祖籍而论,今天东北三省的人口当中,有70%以上是山东人。[1]本分而又锐意进取、忠厚而又豪放豁达的山东人的到来对于东北地区民俗文化、人文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清王朝,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是不允许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的。但是却有一种独特的移民现象――那就是犯了罪的清朝官员。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将他们流放到了东北,史称“流民”。这些“流民”既然是官员,那就大多是学问很好的读书人,他们很多是举家被流放到东北,若非遇到朝廷特赦或者翻案,很多人便终老东北,家族也扎根东北。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和他们的家族性文化修养,和东北地区豪壮的民风结合,构成了东北地区民风的第一重特质:雄健文雅的民风。这些人当中就有很多的山东人。除了流人之外,山东地区人口稠密辐辏而土地稀缺,众多的农民为求食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这片肥沃辽阔的黑土地,寻找他们的梦想。他们构成了“闯关东”人群的主体。这些山东人虽然贫穷,但是他们敢闯敢干、爽朗果敢的性格,却形成了东北人性格中的主要特征。这也是电视剧《闯关东》对于朱开山为代表的山东人形象塑造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从视剧《闯关东》和一些史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山东移民的到来除了对于东北地区民风和东北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山东人移民东北,扩大了东北的耕地面积,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直到清王朝统治末期,东北地区除辽宁省一部分耕地外,由于清王朝实行的封禁政策,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几乎都是围场和牧场,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山东移民虽然也有进入东北,但是数量较少。清末民初,随着封禁政策的废弛,带着对东北黑土地的美好想象和对富裕生活的憧憬,来自山东和河北等地的大量移民来到了东北,形成了数次开荒垦殖的高潮。尤其是清末,吉林、黑龙江等地设置招垦局,采取多种举措吸引关内民众来此垦殖,山东等地的移民大多合家聚族而来。这些勤俭耐劳的山东人,带着关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丰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经验,极大地提高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

其次,山东人移民东北,不仅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山东移民以他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吃苦耐劳的适应能力,为东北地区的产业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方面,东北地区原有的畜牧业和渔猎采集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日益转变为以近代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经济形态,东北的落后面貌迅速改观,成为农业发达的农作物对外输出基地。[2]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达,山东人开始涉足工商业,朱开山一家正是这种山东人的真实写照。在工商业经营过程中,山东人不仅吃苦耐劳,更能够做到团结互助,成为东北地区商业上的重要势力,不仅有效地抵制了日俄控制东北经济的图谋,甚至能够与日本、俄国和德国的商人进行商业竞争,显示出山东商人的实力。

最后,山东人移民东北,推动东北经济发展固然是重要贡献,但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东北的边防力量。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其中日俄在东北地区的角逐尤其激烈,而以国土沦丧论,晚清以来沙皇俄国对我东北大片国土的侵略尤其令国人痛心疾首,东北开禁乃至实行“移民实边”的策略,正与此密切相关。在此时,大量的山东人来到东北,一方面通过其垦殖和农业、工商业等生产活动、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也以其实际行动,有效维护着国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甚至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鼓励和规范移民垦边。到了抗战时期,山东移民的戍边发挥了其功效,充实了东三省的力量,有力地遏止了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表现出了不屈外侮、保卫边疆的爱国主义精神。《闯关东》便是一部山东人保家卫国、爱国戍边的赞歌,朱开山是当时奋勇抗敌的山东人的代表。在家乡时,他积极参加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来到东北后,他更是坚决保卫家园、支持子弟抗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更是秉持民族大义,支持儿子抗日,并亲手杀死了日本军官。在电视剧中对于朱开山一家以及一些原籍东北人联手抗战、抵御外侮的描写实际上是无数山东移民和东北儿女一起为了保卫家园甘洒热血的爱国热情的真实重现,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闯关东》与东北婚俗

《闯关东》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山东和东北地区的民俗。笔者作为一个在东北求学的山东人,看到这些民俗,尤其感到亲切。《闯关东》的山东人对于东北地区的民俗形成构成了重要的影响。

《闯关东》中传文和纳文、传武和鲜儿结婚的很多场景体现了山东人的婚俗习惯。实际上东北地区原生的婚俗主要应该是满族的婚俗。以山东人为代表的汉族移民对于满族人婚俗的影响最明显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改变了满族人早婚的习俗,其次是改变了满族人的收继婚习俗。在大量的山东移民涌入东北地区之前,满族人,尤其是富裕的满族男子大多十三四岁就要结婚,等到二十岁结婚的都是家贫娶不起媳妇的人。至于收继婚,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后在顺治皇帝的父亲皇太极死后就嫁给了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在满族人早期的婚俗当中,“父死娶其妾,兄死娶其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和汉族融合之后,满族才认识到这种做法是有悖于儒家伦理的,逐渐形成了和汉族一样的“行辈不一不通婚”的婚俗。

在婚姻仪式上,满族也渗入了许多汉族人的传统。汉族人的婚俗当中历来有婚嫁六礼之习,各个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奉天通志》载:汉族“婚礼有六,曰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是也”[3]。现在满族人的婚俗人当中虽然没有六礼这样的说法,但是,满人的婚姻也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必须经“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等礼仪才能成婚,这些显然是受了汉人婚娶的影响。又《柳边纪略》载满族婚仪“婚姻择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老为媒。将允,则男之母径至女家视其女,与之簪珥、布帛。女家无他辞,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头,姻戚家亦无他辞,乃率其子侄群至女家叩头”[4]。谈到婚俗变迁的原因时,民国《奉天通志》谓:“按《柳略》谓,父率其子至女家姻戚家叩头,与今俗亦异。大抵时代变迁,俗亦改易,更兼满、汉杂处,兼采汉习,自然之势也。”[5]这就指出了在满汉文化交流中,满族婚俗的兼采汉习。因此《沈阳满族志》说:“因清中、后期的满汉融合,互相影响,已经渗入了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婚俗成分。”[6]而这里所说到的满汉融合的过程,就是像朱开山这样的“闯关东”的移民来到白山黑水间的过程,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闯关东”历史中的民族团结画卷。

三、《闯关东》代表的是“东北梦”

正如中央电视台傅思先生所说:“52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是一部宏观展现山东人闯关东的移民史实,是一部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是一部思想深刻、术精湛、具有较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是一部宏大的、历史性的、史诗性的具有国际大视野的电视连续剧。”[7]在笔者看来,除了傅思先生所说的三性之外,《闯关东》更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力作。年后,笔者在从山东返长春的火车上听到了各色人等对于《闯关东》高度认同,这不仅仅是《闯关东》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极强,更加因为《闯关东》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我们民族的向上的精神气质和追求激发出了观众的共鸣,那种勤劳朴实、雄健文雅的民族性格和气质获得了观众的认同。美国人时常标榜他们给予每一个勤奋的人机会的“美国梦”,那么《闯关东》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完全中国的“东北梦”。仿照美国梦,我们可以命名这种现象为“Northeast Dream”。“东北梦”,是我们民族激扬向上、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凝聚;“东北梦”,是我们民族追求进步、自强自立的民族气质的典型;“东北梦”,更是我们民族浩然正气、凛凛威风的体现。东北梦给了每一个勤劳朴实的人希望,这里的广袤黑土地、巍巍长白山,给了每一个东北儿女自强自豪的底气,这股子底气,在《闯关东》中就是一个关于“东北梦”的讲述,一个关于“东北梦”的追求。

有一首诗人张枫的诗歌,最末一句恐怕是对于我们这个乡土情结浓厚的民族为什么有了这样一个“东北梦”的最好注解,全诗如下:

祖辈走出山海关

便痰了家乡明月

……回首一望又是十五了

月光清澈如泪

浸满晚风的寒凉

多少代了……而我仍

想念那万里关山

以及在那里静悬的明月

风空自流成白帆

双泊一粒蒲公英的种籽

用枫叶写一首殷红的诗

让白云捎给故乡明月

辽河岸边

我终于成为一株小草

把根深植于这片黑土

迎接风迎接雨

迎接日月星辰

只要月明

何处不是故乡

在当下,东北经济下行压力大、人口流失严重的现状面前,在中国梦的旗帜下,“闯关东”精神将是实现“东北梦”的重要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德龙.山东人“闯关东”文化现象学术研讨会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7(04).

[2]刘大可.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J].东岳论丛,2011(04).

[3]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奉天通志[M].沈阳:沈阳古旧书店,1983:2256.

[4]杨宾.柳边纪略[M].沈阳:辽沈书社,1985:258.

[5]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奉天通志[M].沈阳:沈阳古旧书店,1983:2258.

[6]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满族志[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1:277.

东北过年风俗篇3

这里是人们跋山涉水闯关东,常年垦荒种地、狩猎,赖以生存的聚集地。该村现今保存完好的两棵上百年的古树和两口古老的辘轳井,仍在见证着满汉文化的发展与延续。

如今,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勤劳朴实、忠诚厚道、热情好客,经过蹉跎岁月沧桑洗礼的鹿圈村人们在这片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土地上,倾力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关东民俗文化产业旅游村,奏响了一曲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凯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东来乡党委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方向上着力提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打地域牌,走特色路”,依托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创意文化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努力打造旅游产业品牌,硕果颇丰。

东来乡民俗村始建于2009年,是以满族、朝鲜族特有的民俗、人文、自然、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少数民族独有的房屋建筑、器皿、工具、饮食、服饰、礼仪为特色的观光园。2011年民俗文化产业项目进入实质性运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档升级,鹿圈村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投资环境不断改善。鹿圈村人把打造民俗文化产业旅游工作同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工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建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效益。

鹿圈村的文化厚重,来源于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悠久的历史;民俗村的文化时尚,是因为他们继承和发展的文化理念贴近了时代脉搏。

为了全力打造民俗旅游项目,近几年,鹿圈村先后投资1329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仿古式围墙1600延长米,新建一处古朴典雅、造型美观、别具一格的仿古大门一座,依托文化资源,建设宜居、宜游生态村落,从道路、自来水、围墙、亮化工程、旧房改造、围墙粉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建设,一排排农家新房,明亮的路灯呈现出一派新农村面貌与厚重文化和谐交融新景象。同时对民俗村周围38座年久破旧的房宅进行统一改建为满族、朝鲜族风格,使民俗村规模由原来的38户扩大到50多户,艺术地再现了满、朝鲜、汉族的民族生产生活和民俗风情的魅力,成为通化县文化产业独一无二的旅游亮点。

“窗户纸糊在外,草坯房子篱笆塞,烟囱砌在山墙外,南北大炕对烟袋,嘎拉哈决胜败,摇着秋千真自在,唢呐花轿等在外,新郎骑马娶真爱。”这首童谣就是对民俗村的真实描述。

每当来到这个文化氛围浓厚、富有民族特色的关东民俗村,一个大型的宣传画廊立刻映入眼帘,上面一幅幅具有关东特色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有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魅力通化”在此拍摄的花絮;有以关东民俗村为背景,由著名影星范伟、张桐、黄晓娟、闫学晶主演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的拍摄场景;有从广东慕名而来的一对新郎新娘骑马坐轿举行婚庆的镜头特写……仅这些照片就能够勾起八方游客一睹民俗村芳容的强烈愿望。

沿着镶嵌着别具特色的碎石的乡村甬道,闻着四周奇花异草散发着的芳香,倾听着潺潺溪水的流动,关东民俗村如同一幅美丽壮观的山水画,别有一番情趣。就这样,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关东风情把游人带进悠远的时光隧道。在一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能看到的民房前,只见细木头夹的木障子里面种着玉米、青菜,栽着各种果树,呈现出好一派关东田园风光。门前一口古老的辘轳井,井旁一盘石磨,用黄泥堆砌的大烟囱,长着青苔的房顶,屋檐下挂着籽粒饱满的玉米和一串串红红的辣椒,勾起了孩提时代的无尽遐想。院子里保存完好的三间泥草房仅从外观上看就感觉已经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屋内的摆设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南北炕铺着用芦苇编织的炕席,上面有古老的炕琴柜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被褥,炕席上摆放着烟笸箩,屋中间挂着哄孩子的悠车子……这一切都凸显出满汉古老文化的发展与延续。

在民俗村,浓郁的民族文化处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都展现着民族的特点,朝鲜族的图腾、白色的屋檐、茅草的屋顶、檐下各式古老的农具、七曲八弯的石墙,仿佛讲诉着朝鲜族人民勤劳的故事。碾盘、古井、渔舟、木屋,满族的四合院仿佛让你走进了满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关东民俗文化村搜集了民俗展品2000多种,详尽展示了东北风情、农家生活风俗和农业产业风俗。这些展品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当地农民赖以为生的劳动工具和生活器具,走进展馆,凝望展物,恍若置身于时光隧道。打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民间老艺人手工绘制的民俗画——“关东十八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栩栩如生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北农家早期的生活情趣。步入民俗村,就感到走进了东北的历史,以蛮荒时代起步,从民国再到共和国建设初期,以及、时期的文字、照片、实物组合出东北历史沿革的全景。那斑驳的、陈旧的皮靰鞡、辘轳井、煤油灯会让一段段模糊的回忆变得清晰。

2011年,外部投资者还深入挖掘了不同时期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如满族碗、朝鲜族小吃等特色美食。民俗村初具规模后,周边农户依托关东民俗村建立了农家乐山庄和采摘园,对外开展体验农业的项目,让游客既感受到满族文化的古朴神秘,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奇特景观的神韵,又能进一步体验到乡村生活的质朴和耕作收获的喜悦。

为了进一步完善优化民俗村的旅游服务,使之上档次、上水平,鹿圈村依托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新农村建设底蕴,看眼前,想长远,励精图治,在新的一年里还在积极运作筹集新建一处别具特色供人们参观游览的,集满族博物馆、原始仿古建筑群、朝鲜风味小吃、茶艺表演于一身的民俗一条街,以及特种动物饲养场和绿色生态园,使当地民俗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

民俗村从2010年春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写生、摄影、观光等游客5万多人次,使这个往日寂静的小山村沸腾起来,成为游客参观和农民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鹿圈子民俗村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填补了通化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的空白,还获得了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大赛东北赛区“园区创意优秀奖”和“园区创意银奖”两项殊荣。2012年还被评为通化“十佳魅力村庄”。更令人振奋的是鹿圈村和民俗村参加了2012年全国十佳美丽乡村评比活动,是吉林省唯一入围的,在全国70多个乡村中脱颖而出排名第二位,还被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村”等殊荣。

东北过年风俗篇4

新中国成立以后,二人转这项民间艺术,通过东北文艺工作者的整理在加工,已经上升到艺术的研究领域,但人们的研究只是出于一种表面的意向,如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分析艺术样式、研究表演程序、创作剧本等等。在很多文化人的眼力,二人转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是一种纯粹的俗的东西。作为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二人转无论是从文化还是民间艺术出发,充其量只能算是流行于民间的村谚俚语。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中国民间,存在着形式多样的民俗艺术,而作为东北民俗的二人转,却以如此原始、粗野、简单的形式而备受大众追捧呢?仅仅是因为我们欣赏群体的文化素质、水平偏低吗?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所散发的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没被挖掘出来呢?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领域,二人转的研究,长期以来几乎是无人问津。

2、杨朴与《二人转与东北民俗》

杨朴先生,是从事文学批评课教学的高校中文系教授,有着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在教学研究中,他渐渐对“二人转现象”这种身边的俗文学样式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通过近十年的课题研究,他的《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一书问世。该书独辟蹊径、旁征博引,以50万字的篇幅,对二人转之谜进行了系统严密的论述,通过引用《金枝》里弗雷泽考察远古撅流仪式和民俗及神话的演变关系,利用这种原型批评方法,对二人转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对这种民间艺术样式进行重新定位,对二人转和东北民间文化之间的联系,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述,理清了二者之间庞大的意义网络,为二人转的的研究,掀开了富有历史意义的一页。

3、二人转的文化根源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东北的文化根底普遍普遍偏低,而作为土俗艺术的东北民间二人转,更是没有什么文化内涵,入不了主流艺术。而在《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一书中,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流俗看法,尽管从表面上看,二人转这种说唱娱乐形式盛行于今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但它却有着非常深远的文化根源,扎根于广袤的华夏文化的土壤中,有着深刻的思想情感因素和艺术魅力。杨朴通过对辽西牛河梁女神庙遗址资料进行分析,指出了二人转这种古老的民俗可追溯到五千年前,是一种民间的圣婚仪式和祭祀活动。它围绕着男女的主题故事,通过一男一女搭配的那种热情奔放的的“舞”和狂放不羁的“转”,无论从唱词还是表演上,都是对远古时代生殖崇拜的仪式衍伸、变体和置换。《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从根本上挖掘了二人转最基本的模式,它的先源、作为整体民俗的象征意义。书中通过生动的例证和详实的考证,指出了二人转的丑旦构型,即是来源于东北大秧歌,又来源于民间的野人舞,主要表现了男欢女爱的主题思想,由神圣而又传统的“娱神”仪式,进一步演变为狂放通俗的“娱人”活动,和东北神话、民间传说、东北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渊源。

4、二人转的表演形式

在《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一书中,杨朴从二人转的微观形式入手,由宏观意义贯穿,对二人转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表演魅力,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独到的见解,如二人转那种即兴的随性的跳跃式表演,丑旦双方的或叙述或抒情的演唱风格,甚至还穿插了一些“滚地包”、“野台子戏”等,或者针对某一些特殊的观众群体即兴发挥的说口唱词等等,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和戏曲、话剧都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似乎是一种未成熟的艺术。但我们不应该把二人转这种自由奔放的形式归结为不完美。正因为二人转具有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才能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具备其他艺术种类所不具备的反讽戏虐、插科打诨、滑稽模仿。而二人转的这种表演风格,不仅更能强烈的体现人物心理的载体功能,还能在最大意义上,和观众交流和沟通、打成一片,这样观众在欣赏时,也可以尽情宣泄埋藏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欲念,唤醒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原型,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二人转所营造的那种轻松愉悦氛围中,做的身心最大程度的放松。

结语:

东北过年风俗篇5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转贴于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题相对集中,发展极不平衡。近十年来的研究比较集中于社会生活、社会群体、婚姻家庭等方面,而诸如地域社会史、基层社会与国家、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社区、心态史、社会变迁、疾病、医疗以及生态环境史等方面则论述较少。当然,这与资料缺乏和社会史整体研究走向有关。第二,一般层次上的研究论述多,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少。表现为一些文章仅仅停留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简单描述上,未能深入挖掘此种社会现象的形成机理,更缺乏对社会现象各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剖析与规律揭示,显得理论深度不够。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多习惯于轻车熟路的旧套路,而缺乏与时俱进的新方法,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明显不足,开展跨学科研究十分薄弱。第四,部分研究者自身素质不高,因而其研究显得力不从心。社会史研究需要借鉴、利用多学科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并要有社会史学科理论的支撑,而这些对一些新近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来说,确实在短时期内难以有突破性的提高,这便限制了研究者水平的发挥,以致往往出现“资料罗列”、“史料推比”式的单一、简单研究。

东北过年风俗篇6

关键词: 日照俗语 民俗文化 生产活动风俗 生活活动风俗

关于俗语的定义与性质,语言学家各有解释。在社会传承文化中,俗语是各民族语言、各种方言所共有的语言现象。就俗语的整体而言,其内容纷杂广泛,包罗万象,雅俗多姿,金石与泥沙并存;社会历史、民俗、技艺、道德伦理等诸文化事项多入其中。[1]P169例如,温端政提出:“俗语是群众创造的、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结构相对定型的通俗而简练的语句。”[2]俗语是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是以语言形象、生动、活泼为特点,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为宗旨,具有风格定型的语句”。[3]它们大多数是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通过口头传述,长期积累,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俗语具有很多特性,民俗性便是其一。“俗语的民俗性指俗语的民族性和通俗性”[4],往往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因此,通过对俗语观察研究我们可以透视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

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隅,濒临黄海,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建县于1184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其地“山海雄观,鱼盐利饶,钟灵毓秀,代多伟人”,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5]P1山东省日照市位于东经118°35′—119°39′、北纬35°04′—36°02′之间,地处中国沿海中段,山东半岛南翼,东临黄海,隔海与日本、韩国相望,北邻青岛,南接江苏连云港,西通中国内陆诸省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日照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水土深厚,民风淳朴,日照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世代相传,在蓝天碧海金土地的养育下积累与创造着富有特色的乡土语言。以日照俗语为例,我们可以透视出日照市民间特有的一些跟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

一、跟生产活动风俗有关的

日照属暖温带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西部多山,丘陵与平原分布其间。岚山区等靠近沿海的地区以捕鱼业为主,西北部内陆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农作物以小麦、高粱、玉米、红薯、花生为主。在农村,尤其是以前农机还未普及的时候,按照农民的话说就是“靠天吃饭”,天气晴雨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自然也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状况。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大多反映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俗语中。

1.反映人们对气象变化认识及其与农作物关系的

(1)东绛雾露,西绛雨,南绛出来卖儿女,北绛出来杀秫秫。

绛,即彩虹,在日照农村方言中中称作“绛”;雾露,即雾,和“雾忽”类似,区别于雾露毛(毛毛雨);秫秫,即高粱。此谚语使人们根据彩虹在天空中出现的位置,判断之后的天气情况,以及作物的收成怎么样。意思是如果彩虹出现在东方,接下来几天内会有雾;如果出现在西方,那么将会有雨;如果出现在南方,那么以后要么会大旱,要么会大涝,从而导致农作物没有收成,老百姓的日子将不好过,夸张到会卖儿卖女;如果在北方出现,则是良好的征兆,意味着将风调雨顺,作物收成很好,所以会“杀秫秫”。

(2)八月初下一阵,旱到来年五月尽。

这句谚语的意思是如果在八月(农历)初的时候下过一阵雨之后没有接连着下,那么就有可能直接旱到来年(明年)的五月末。而在这段时间内,田地里的作物主要是小麦,跟农民生活最为相关的农作物。这就提醒农民提早做好防旱的准备,不让农作物大面积地受到干旱天气的影响,期待一个较好的收成。

(3)缸出汗,山戴帽,毕竟大雨到。

缸,指水缸。“缸出汗”,即如果水缸里有水,浸渍到外面来了,就是水缸外面是潮湿的;“山戴帽”,就是山头被云雾遮住了,像是戴了顶帽子一样。如果出现以上两种情况,那么即将有大雨来到了。在西部山区,人们生活在山脚下,这种“山戴帽”的雨,即指地形雨,指气流沿山坡被迫抬升引起的降水现象。地形雨常发生在迎风坡。在暖湿气流过山时,如果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可以产生对流,形成积状云;如果气流过山时的上升运动,同山坡前的热力对流结合在一起,积云就会发展成积雨云,形成对流性降水。在锋面移动过程中,如果其前进方向有山脉阻拦,锋面移动速度就会减慢,降水区域扩大,降水强度增强,降水时间延长,形成连阴雨天气。因此,是有科学道理可循的。

(4)云彩向南雨涟涟,云彩向北一阵黑,云彩向东一溜青,云彩向西小放牛的披蓑衣。

此谚语是反映天气变化的,此处云彩一般指乌云,如果乌云向南,即冷湿气流遇到暖湿气流形成锋面雨;如果乌云向北,相对北方冷湿气流来说,是暖湿气流与之相遇,也是形成锋面雨;如果云彩向东,则是到海面上空了,这边的天气就是晴天了,“一溜青”指天空一片蓝色,在日照方言中“青”指蓝色;如果云彩向西,同上一条谚语类似,因为会遇到高山的阻挡,形成地形雨,所以放牛娃就该“披蓑衣”了。

(5)旱枣涝栗子不旱不涝收柿子。

在日照西部山区,多种植枣子,板栗,柿子。这句谚语反映的就是一年的天气情况与其收成好坏的关系。意思是如果天气比较干旱,那么枣子就会甘甜一些,收成也好一些;反之如果天气比较涝,就是雨水较多,那么板栗的收成就会好一些;而如果晴雨搭配相当,即不旱不涝,那么柿子收成就会较好。

2.反映农民生产经验的

(1)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的柿子乱赶集。

此谚语反映了日照西部农村部分作物的收获时间。即七月核桃成熟,八月梨子成熟,而到了九月在集市上就可以看到柿子的影子了。

(2)青割麦子吃白面,青割谷子是憨蛋。

“青割麦子”,意思是如果想吃到比较白的面粉,就不要等到小麦都完全成熟的时候再割;而如果谷子还是青的,就割掉了,那就是笨蛋了。“憨蛋”,就是傻瓜、笨蛋的意思,因为谷子不完全成熟就割是不行的。

二、跟生活活动风俗有关的

1.反映节日风俗的

(1)照毛虫,照毛虫,照的毛虫害头疼;照旮旯,照旮旯,长虫蝎子都憋煞。[5]P698

此谚语反映了日照正月十五元宵节小孩提着灯笼到处照的习俗。在正月十四至十六夜间,家家上灯,县城会有灯会。而在农村会燃放“滴滴金”(是一种微型烟花,用手拿着燃放,会滴下金色的火星,因此称为“滴滴金”,这也反映了农民期待美好富裕生活的愿望。),孩子们会提着灯笼到处照,并且哼着歌谣:“照毛虫,照毛虫,照的毛虫害头疼”;“照旮旯,找旮旯,长虫(即蛇)蝎子都憋煞(憋死)。”

(2)九月九,大米干饭堵着口。[5]P699

九月九,就是重阳节。在以前,人们一般结伴爬山观景,然后晚上聚在一起吃大米干饭,因此有“九月九,大米干饭堵着口”这一说。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把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

(3)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伸手——稳拿糖瓜。[5]P697

这句歇后语反映了日照岁时习俗中跟过春节有关的民俗文化。所谓腊月二十三,俗称“过小年”,这一天又称为“辞灶”,指灶王爷回天庭,跟年后的初六灶王爷下界形成呼应,所以有“二十三上天言好事,初六下界保平安”一说。在春节这天贴对联,要贴在厨房烧饭的大锅旁边的“灶门头”(一种板画,画有灶王像)两边,图吉利。“稳拿糖瓜”是指二十三这天晚饭前要供水饺、麦芽糖瓜等,祭灶王,企求他能够“上天言好事”,即希望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反映婚嫁习俗的

(1)上八仙,下八仙,请下八仙挂门帘。上挂门帘生贵子,下挂门帘出状元。两手一齐挂,一个状元一个探花。[5]P700

此俗语反映了日照当地人结婚时挂门帘的一个习俗。是指结婚当天,中午新娘过门之后,要在新房的门上挂一喜庆门帘。这个任务一般由新娘的弟弟(堂弟)来完成,在挂的时候,嘴里要一边念叨着“上八仙,下八仙,请下八仙挂门帘。上挂门帘生贵子,下挂门帘出状元。两手一齐挂,一个状元一个探花。”一边上下轮一轮,然后两手举起挂上。反映了长辈对新郎新娘早生贵子的美好愿望。

(2)今年扔(heng4)墩子,来年抱孙子。[5]P700

此俗语指结婚当天闹完洞房的人们散去,待夜深新郎新娘就寝之后,婆婆在洞房窗外扔一个木墩子,嘴中叨念着“今年扔墩子,来年抱孙子”,这反映了婆婆期待儿媳早生贵子的愿望。

(3)上床馉馇,下床面。[5]P700

“上床馉馇(水饺)”,即在结婚那天中午入洞房,新郎新娘要吃上床水饺,就是坐在他们的婚床上,一般情况下都是互相喂着吃包子,吃两个,预示着以后的生活顺利。而“下床面”指结婚第二天,即“二日”,新妇下床时要吃一碗“下床面”,预示着长长久久。

三、结语

俗语作为语言中不可缺少的、广泛活跃的一分子,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时间,选用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情景、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交际需要创造出来的”[6],是语言能力创新与思维能力相结合的产物,与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虽然“就俗语的整体而言,其内容纷杂广泛,包罗万象,雅俗多姿,金石与泥沙并存;社会历史、民俗、技艺、道德伦理等诸文化事项多入其中”[1],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做是民间生活的文化实录。但是俗语作为民俗文化的载体之一,具有鲜明的民俗文化的特点,生动形象,内容丰富,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俗语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经验,还反映了其对生活的追求,以及美好的生活愿望。这些俗语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不仅具有民俗文化内涵,还具有科学文化内涵,因此通过俗语发掘日照民间特有的民俗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增订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2]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

[3]王勤.俗语的性质和范围——俗语论之一[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107-111.

[4]刘春清.俗语的来源及特性[J].殷都学刊,2000(2):98-100.

[5]山东省日照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日照市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王勤.俗语的构成和意义(俗语论之二)[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24-28.

[7]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8]刘晋利.从晋城俗语看晋城的民俗[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49-51.

[9]邓红华,田世雄.从郴州俗语透视郴州民俗[J].民族论坛,2007(4):38-39.

[10]张光明.方言歇后语与民俗[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3):51-53.

东北过年风俗篇7

关键词:民俗体育 天津 形成 传播

天津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成为天津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民俗体育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蕴藏着天津特定的文化基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天津的民俗体育形式多样,主要有舞狮、杠箱、中幡、高跷、旱船、舞龙、摔跤、抖空竹、放风筝、拔河、跳绳、踢毽、赛龙舟、民间武术等。

天津民俗体育的形成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任何文化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由于文化生态环境决定的。美国人类学家史徒华认为:“具体的文化形式是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各种文化只能根据它与‘小生境’的关系来评价,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标准。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对某一特殊环境的适应过程引起的。”①文化是当地民众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文化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俗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天津的民俗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完成的。

自然生态环境与天津民俗体育。自然生态环境是民俗体育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它为天津民俗体育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舞台。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是这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与水密切相关的天津自然生态环境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起源于当地渔业生产的民俗体育活动由此产生,如汉沽飞镲、北塘高跷等。水路交通使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漕运重地,天津供奉妈祖便始于元代漕运,祭祀妈祖的庙会(后称皇会)成为天津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舞狮、舞龙、旱船、秧歌等民俗体育活动也随之蓬勃开展起来。

人文生态环境与天津民俗体育。人文生态环境作为民俗体育的生存要素之一,对天津民俗体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天津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人文生态环境不容忽视。影响因素主要有:

。天津俗语说“先有娘娘宫,后有天津城”,天津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妈祖的显赫地位无以撼动,同时佛、道、释等传统,加之各地移民带来的形形的民间,构成了天津民间多种多样的传统宗教文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伴随而生的就是庙会。庙会是人们祭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后来附设一些商业活动,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都主动前往集会助兴,久而久之,庙会便成了一种以为依托的民俗活动形式。天津的庙会繁多,除皇会外,还有独乐寺庙会、城隍庙会、药王庙会、塘沽潮音寺庙会、盂兰会等。庙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民俗体育花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普及程度、扩大了表演规模,还大大提升了民俗体育花会的表演水平。

军事要地。金代直沽寨的建立,开始使天津从单纯的漕运枢纽发展为具有漕运与军事双重作用的重镇。元代为了增强军事守备,将直沽寨改为海津镇,加强了海津镇作为京师大门的战略地位。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朝支援朝鲜抗日,把军事转输中心设在天津。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反明时,明政府再次把天津作为防御后金的军事基地,不仅驻军增加,而且军事调动频繁,天津迅速成为保卫京都的军事重镇。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天津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从此天津成为畿辅首邑。可见,古代的天津是极其重要的军事卫所,戍守军士自然成为天津的重要居民之一。历代屯田士兵和漕运半军事化的水手以及李鸿章在天津驻扎的淮军和袁世凯在天津训练的新军,更不断为天津增添着军旅气氛。《天津县志》说天津人“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的确,天津民风淳朴、任侠好义,天津的民间武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业繁荣。元代天津地区的河、海漕运活跃了集市贸易,加强了直沽与南北各地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中叶以后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也比往昔大增。清康熙年间,南北各地商品的大量吞吐,使天津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的繁荣,不仅引来外乡商贾纷纷携家带口移居天津,成为天津的常住居民,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外地务工人员及各色人等以“闯码头”的方式来津谋生。众多往来于天津的客商需要得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因而武术成了重要的防御手段之一,天津也成了江湖游侠、镖师、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不同风格的武术套路传入天津,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繁荣的商贸能聚集人气,有人气的地方就有娱乐,各地的民俗体育形式大都被广泛吸收,形成了天津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

移民共生。天津是个移民城市。元代时,随着河海运输的发展,大量外地军民如中书省南部(今山西、河南、山东)、河南行省(今安徽、江苏北部)、江浙行省(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西行省(今江西、广东东部)等地人进出直沽(天津)或落户此地,致有“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市井风情。②明代初年燕王扫北,朱棣将大量皖北人和苏北人带至京津一带戍边,朱棣称帝后,这些皖北及苏北来的军人成为驻津的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也随之迁入天津,占据了强势地位。明清以来,天津曾出现不少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这是居住在天津的山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南方省区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成立的民间组织。这些商人在天津经商定居,成为天津人口的组成部分。在天津工商界还存在过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的帮派组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天津移民的来源。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频发水灾,山东、山西、河北的大量难民合家涌入天津,落地生根。

各地移民带来各自的民俗体育活动,汇聚成天津的民俗体育内容,呈现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天津地区武术拳种套路流派林立,太极拳就有陈氏、杨氏、吴氏、武氏、孙氏等各派;形意拳也有河北派、山西派、河南派等。加之罗汉拳、武当拳、大洪拳、小洪拳等拳种共计50余种。高跷、摔跤等运动主要流行于北方,赛龙舟则为南方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事项。天津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各地的民俗体育,形成了南北兼容的民俗体育文化。

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主要途径

通过花会表演传播。天津的花会表演活动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活动一般多在礼仪盛典、传统节日、喜庆丰收及祭祀活动中进行。据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共有75种项目,608道花会。“”期间,民间花会被视为“四旧”,予以解散。1978年后,一些传统老会重整旗鼓,恢复活动。随着传统庙会和节庆活动的重新开展,花会表演得到恢复和发展。天津皇会在历史上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举办了最后一次之后一直停办,1988年,在天津举办的“天津民俗文化博览周”上,天津皇会终于在沉睡了50年之后于天后宫广场重展雄姿。虽然规模与往日相比已大为减小,但传统的皇会终于得以恢复。独乐寺庙会也于2003年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了,2004年被市政府列入春节活动项目。近年来春节期间,天津都要举办庙会,古文化街广场、鼓楼、金街、乐园、葛沽、蓟县等地的庙会上会出现舞龙、舞狮、高跷、秧歌、旱船、踢花毽等民俗体育表演,一般自正月初一持续到十五。

1988年11月,天津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广场艺术联合团体――天津市广场艺术民间联谊会,成员有舞龙、舞狮、高跷、中幡、杠箱、武术、气功、古典摔跤、花毽等表演内容的70余个骨干队伍,已汇聚的天津民间花会涵盖了天津各地区所有的代表性演出项目。每年的节假日或庆典活动,都有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表演。

通过民间组织传播。武术组织从明末出现,至清展加快,把式房、习武馆及民间的师徒组成的武术团体众多。但由于时间久远又无系统管理,自生自灭,记载很少。清咸丰五年(1855年)杨柳青镇王家店成立了风云老会。同治七年(1868年)建立了许多业余武馆,均为群众自发的习武组织。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柳青镇的胜武老会成立。民国初年,天津民间习武风气更盛,群众自愿结合的民办武术组织更多的出现,据《天津通志・体育志》记载,几十年间就建立了不同规模与形式的武术馆、社以及学会、研究会等128个,如中华武士会天津分会、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研究会等民间武术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得到提倡,许多民间武术社团遍布全市各地,每逢节假日还组织表演活动。“”期间,武术遭到严重摧残。“”后,武术得到恢复和发展,相继建立了天津振华武术馆、南开武术馆、津城武术摔跤馆等数十个武术馆社,北郊区北仓有300多年历史的少练老会也恢复了活动。诸多民间武术团体的成立,使许多群众包括不同职业、年龄的人们参加到练武活动中来,促进了武术的广泛传播。

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社会功能

民俗体育既是一种体育形态,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俗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不仅是民众强身健体的有效手段,也是广大民众休闲娱乐的有效方式。民俗体育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愉悦身心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民俗体育在历史进程中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塑造市民性格。市民性格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城市的个性。民俗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在民俗体育活动中,人所产生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现象并非单独出现,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人在活动中满足各种心理需要、磨炼意志、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意志品质和情感品质、完善健康的人格。民俗体育活动,促进了天津人崇尚武健、粗犷豪爽、坚韧宽容、急公好义、互帮互助、热心公益的市民性格,对维护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体育文化精神的核心在于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一些民俗体育活动,如拔河、龙舟竞渡等,需要多人参与协作,有利于交流思想感情、增强集体观念、促进团结合作。民俗体育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消遣娱乐的机会,渗透了共同和谐发展的文化理念,促使成员之间产生意识趋同和文化认同,形成群体凝聚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形成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传播体育文化。民俗体育项目自产生开始就负载着某种精神理想和生活态度,如武术就是勇武、侠义、竞争等思想的象征和反映。在世代相袭的进程中,民俗体育寄托的精神理念会越来越深厚地沉积与凝结,附着在该项目中,如舞狮运动经过长期积累,承载着狮神崇拜、驱邪避灾、吉祥富贵、刚健自强等多重文化意蕴。民俗体育作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以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一项民俗体育,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集体创造而形成的,并为他们所普遍地遵循,进而得以传播。③民俗体育代代相传,不仅是对各种活动形式的继承,更是对其中蕴涵的丰厚精神文化的传播。[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号:10YJA860010]

注 释:

①史徒华[美]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9页。

②《天津百科全书》,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页。

③孟庆宁:《民俗体育的当代价值》,《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1)。

(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传媒系)

东北过年风俗篇8

关键词:民俗民间体育;发展特征;区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17)01-0046-06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齐鲁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孕育了多彩多姿的民俗民间体育,如烟台螳螂拳、潍坊风筝、商河鼓子秧歌、梁山斗羊、荷泽狮舞等。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是齐鲁民俗民间体育文化的活态载体,它以鲜明的齐鲁特色和身体活动特征深受人们喜爱,其文化内涵已成为解读齐鲁文化的特殊文本,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发具有鲜明地域文化传统特色和独特风格的民俗民间体育项目,对于保护和传承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文化,推动民俗民间体育项目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项目仍处于自行发展阶段,甚至一些项目正濒临失传,亟待深入挖掘、整理和利用,而基于山东省地域、民俗特点,对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发展历史、特征以及区域特色的研究尚未见于报道。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等研究方法,研究分析了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发展历史、特征及其区域特色,旨在为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历史挖掘、传承保护和现代开发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1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发展历史

山东是一个经济、人文大省,地方特色文化积淀深厚,门类众多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广为流传。据统计,目前在山东省内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约20余种,如风筝、秋千、武术、秧歌、狮舞、斗羊等。这些活动的产生和传承是山东人民在长期的文化积累和生活创造中凝聚提炼而成的特定宗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并充分体现了区域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

1.1武术

山东是中华武术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山东武术的萌芽与原始战争紧密相关,夏商时期,东夷部族不断与中原华夏民族发生战争,并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蚩尤大战”。蚩尤大战有力地促进了剑、铠、矛、戟等金属器械的制作与擒、拿、摔、打等技击技术的发生、发展,加速了齐鲁武术的形成。蚩尤被后人奉为山东武术之始祖。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崇尚武勇,习练搏斗、角抵、射技、剑技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秦汉三国时期,山东各地现存的汉画像石中,记载了大量格斗、柔术、击剑的画面,反映了当时山东地区武艺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出现了很多习武团体,其中以泰山地区和清河地区(今山东临清、武城一带)的武艺最为著名。宋元时期民间练武十分兴盛,出现了自愿结合的练武组织。“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宋史・曾巩传》)。清代山东武术较前代有巨大的发展,拳术门类种多,其中,冠县查拳、阳谷孙膑拳、济宁华拳、烟台螳螂拳等,是山东武术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拳种。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各级政府积极支持民间武术活动,先后在各地举办武术比赛和表演。当代,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山东古老的武术运动焕发了勃勃生机,可以说,山东武术已进入全面推广发展的崭新阶段。

1.2技巧性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

1.2.1秋千 秋千,俗称打秋千、荡秋千,是我国古代妇女、儿童喜爱的一项嬉戏活动。秋千在山东流传很久,宋朝山东籍女词人李清照在《点绛唇》中就详细地描述当时的妇女在荡秋千时的情景:“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现在山|许多地方仍流行在农历正月、清明、寒食等日打秋千的习惯。潍坊、烟台、威海等地,端午节必打秋千,即或不专门架设入秋千,儿童也要于两树间或门框上系上一小绳作小秋千来玩耍,这样,荡秋千也就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民间习俗。另外,山东潍坊旧时还流行“转秋千”和“月秋千”两种形式。

1.2.2风筝 清明节前后放风筝是山东民间比较流行的习俗。据史料记载,早在两下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工匠鲁班就曾“制木鸢以窥京城”。这可以说是山东风筝的滥觞,此后风筝在山东民间一直延续流传,清代以后以潍坊地区的扎制的风筝最为有名,这时,清明节前后放风筝也成为当地的踏春风俗。据《潍县志稿》载:“本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洋,桃李葩吐,杨柳烟含,凌空纸莺,高入云端”。到近代,潍县成了国内外闻名的风筝产地和市场。新中国建立后,潍坊风筝更加受到当地人民的珍爱和重视。从1984年起,潍坊市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国际风筝节,2006年5月,潍坊风筝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3歌舞观赏类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

1.3.1秧歌

(1)鼓子秧歌。鲁北有秧歌十多种,以鼓子秧歌为代表。鼓子秧歌流传在商河、惠民、阳信等县境内,以商河县最为普遍。其表演形式,最早由歌、舞、丑三种要素构成,是民间社会火的一种,进入20世纪40年代,这种多要素的组合形式开始解体,歌与舞发展成各自独立的表演形式。参加表演的人数最少六十人,最多可至数百人。表演形式为跑场子,跑场图有“八封阵”“力杀四门”等百余种。鼓子秧歌因组织严密,舞技道劲,场阵磅礴,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

(2)胶州秧歌。流传在胶东半岛的秧歌有十余种,其中以胶州秧歌分布最广,流传最盛。胶州秧歌流传于胶州湾的胶县,尤以大沽河一带为最盛。每逢古历春节,胶县人民便扭起秧歌,走村串乡,庆丰收祈丰年,千百年来己成习俗。胶州秧歌,风格细腻、富合韧性、独具特色。舞蹈动作以女性最有特色,突出“拧、推、伸”的动律,富有韧性和女性曲线美。该秧歌曾多次参加全了舞蹈比赛并获奖,有些动作和韵律在全国流行。

(3)海阳大秧歌。海秧歌流行于胶东半岛的海阳县,是一种以秧歌为主体的社火形式。海阳大秧歌的历史,据资料可追溯到580年前的明朝初期。据凤城镇建设村赵炳书家藏《赵氏谱书》记载:“明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衍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清朝中期,即雍正十三年裁大嵩卫设海阳县以后,海阳秧歌活动十分盛行,秧歌成为庆贺节日不可缺少的活动内容。海阳秧歌结构严谨,表演分耍小场、跑大场。这种秧歌与鼓子秧歌、胶州秧歌齐名,被称为山东三大秧歌。

1.3.2灯舞

(1)舞龙灯。山东的舞龙灯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从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石可以看到,早在汉代,山东已有了较完整的龙舞形式。后经近2000年的发展演化,其形式和技艺更为丰富精湛,其中以微山湖区的舞龙灯和冠县的玩龙灯活动最为壮观。山东冠县每逢正月十五,都要“出龙会”欢度元宵节,举行各种形式的“舞龙灯”活动。龙灯的扎制颇见精巧,龙灯的舞动则需要lO多个青年男女配合进行,表演分文、武场,有“卧龙”“盘龙”等套路。在微山湖区,元宵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进行挂莲花灯、蒸面灯和舞龙灯的活动。灯节晚上,夜色降临,明月初升,一帮或数帮组成的龙灯队,便来到湖边岸上舞起龙灯。

(2)舞狮。山东的舞狮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如莘县“火狮子”,是由一对火星线条构成的狮形,在紧锣密鼓声中突然跃出,场地上顿时火星四溅,硝烟弥漫。双狮追逐打斗,凶猛异常。曹县北关的“狮子”,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演出时可在48张桌子组成的“高山”上做出许多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临结束时,母狮出人意外地产下一只活泼可爱的幼狮。

1.3.3祭孔乐舞 “祭孔乐舞”是曲阜孔庙每年举行祭祀孔子仪式时的专用舞蹈。仪程有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项。乐章有六,舞蹈有三,以三献里的祝辞(96个字)为舞谱,以“六象”表现孔子一生6个阶段。舞蹈分文舞和武舞,据考系由周代“六代舞”中的《大韶》《大武》演化而来。这种大规模的祭祖仪式,至今仍在继续。

1.3.4鼓舞 鼓类舞蹈早在汉代齐鲁地区就很盛行。纯鼓舞形式,代表性的有“抬鼓舞”“花鞭鼓”等。抬鼓舞流传在栖霞镇东北部山区,以庙后乡最为普及。抬鼓舞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唱又舞,生动活泼。抬鼓舞的舞步借鉴八卦掌步法的运动路线,即呈“八”字形,由领舞者击鼓边为号,变换步法。每逢春节,很多村庄都办起抬鼓舞,庆贺丰收年景,活跃文化生活,深受群众欢迎。

1.4斗赛类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

斗赛的民俗体育活动主要有斗羊和斗草两种形式。其中,以斗羊较为流行。内容最为丰富,风格最具特色的是流行于鲁西梁山县的斗羊活动。1986年春季,梁山举行了中国斗羊赛羊大会,1988年梁山成立斗羊协会,从此斗羊被列为地方特色旅游观光项目。斗草的风俗,古有不少记载,但现在仍保存于山东的并不多见,常见的是“拉巴条”和“劈手巾”两种。

1.5季节性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山东各地旧俗有在此登高的活动,据《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跟随道士费长房游学,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你家必有灾难,告诉家人各以囊系臂,登高饮菊酒,其祸就可以消除。桓景按照所说去作了,九月九日一早举家登山,晚上回来后,果然见鸡犬牛羊暴死院中。此事后来在民间到处流传,并因此沿袭成俗,登高也成为节日的主要内容。现在,一年一度的“泰山国际登节”,已是遐迩闻名的国际盛会了。

2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发展特征

从以上对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梳理与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以下特征。

2.1新的民俗体育旅游节庆活动得以生成发展

山东的泰安、潍坊、海阳一带的民俗传承对周围各地有典型意义,可以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这一地区中的五岳之首泰山是历代皇帝封掸之地,潍坊风筝扎制技术以精巧别致见称于史册,海阳螳螂拳在历史上享有盛誉。风筝、登山、武术等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不仅影响当地,而且远及于国内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普遍流行的体育项目。特别是近年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风新俗与古老的优秀民俗民间体育文化相结合,使山东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潍坊“国际风筝节”、泰山“国际登山节”和海阳“国际武术节”等新的民俗体育旅游节庆活动层出不穷,得到生成发展。

2.2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在民俗事象中得以传承发展

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存在于山东民俗及民俗带的广大空间。作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与民间的风俗习惯关系密切,存在于传统生活习俗、民俗节庆、、祭祀礼仪等活动中,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当前,山东地区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仍大体统一在民俗文化思想的框架之内,并形成为传统。其间虽历经数次改朝换代和因移民、交通、外出谋职等原因,发生地域的交流以及异民族文化的融合,但以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为载体的民俗文化传统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不少内容仍是以民俗文化的形式进行和发展,其中又以与生产习俗、岁时节日、宗教祭祀等民俗内容结合得更加紧密。每逢元宵灯会、泰山庙会、济南千佛山庙会、峄山会等民俗庆典中,山东各地人们常举办各类娱神又娱人的民间文艺活动,演出各类戏剧、曲艺、杂耍。这当中,狮子舞、龙灯舞、踩高跷、耍枪刀、舞花棍、扭秧歌、赶毛驴等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到处可见。民俗民间体育产生、传承、演变、发展的过程,乃是与民俗文化共同价值取向的交叉,民俗民间体育负载着的浓重的地域传统文化色彩以及丰富的齐鲁文化内涵底蕴,显示了齐鲁民俗文化发展与进步。

2.3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与民族艺术共融发展

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常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舞蹈、杂技、戏剧等表演艺术相结合,既体现健身娱乐的作用,又蕴涵丰富的艺术欣赏价值。当代,民俗民间体育与民族文化艺术共生共存、栖息相伴、互融发展的现象有目共睹。山东省各类民族文化艺术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民俗民间体育的记载与描写,成为研究当代区域民俗体育活动的重要题材。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不同类型,如武术、龙狮、跑旱船、扭秧歌、踩高跷、赶毛驴等,在不同类型的民族艺术作品中都有相当的描述和展现。如鼓子秧歌、龙灯舞、祭孔乐舞、八卦舞、商羊舞等。这些民间舞蹈艺术有的与武术技术相结合,其形式多样;有的掺杂各种民俗竞技表演,诙谐风趣;还有的通过节律、鼓点与某些技巧类难度动作的结合表现人物特征,形式新鲜活泼。杂技更是与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不可分割,很多杂技表演内容本身就是民俗民间体育的独立运动项目或练习形式。如,中国传统武术的踩梅花桩技艺与山东当代首创的杂技节日――梅花庄飞叉杂技中的单叉、双叉传统技艺相结合,其形式新鲜活泼、编排新颖、技艺高难,成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大型重蹬技节日,在世界杂技赛场上屡次为祖国争得荣誉。除此之外,还有剪纸、风筝、印花布等民间工艺以及民间普遍流行的儿童游戏踢毽子、跳绳、跳皮筋等。这些民间游艺以不同的内容、形式、手法、风格,反映了齐鲁人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当代民俗民间体育的风采。

3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区域特色

3.1武术拳种门类众多,胶东地区武术分布最广、流传最盛

历史上,山东人民素以淳朴忠实、勇敢尚义见称于史册,又以武强术高、武德兼备而闻名于天下。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传统尚武之风,形成了流派林立、风格独特的齐鲁地域武术体系。山东武术门类众多、内容丰富的拳术器械套路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山东流行的拳种,主要有螳螂拳、查拳、文圣拳、四通捶、地龙经、少林拳、梅花拳、水浒拳、子午门等70多个,主要分布于济宁、烟台、青岛、潍坊、淄博等地。全国著名的拳种而又萌发于山东的主要有:临清的弹腿、冠县的查拳、阳谷的孙膑拳、济宁的华拳、烟台的螳螂拳、梁山的子午门等拳术、器械套路。其中,胶东地区的武术资源雄厚,几乎涵盖了山东省的武术优势资源,构成了整个山东武术发展的主体,反映了山东武术发展的基本面貌,可以作为齐鲁地域武术体系的典型代表。流行于胶东一带的武术拳种、器械主要有螳螂拳、形意拳、八卦拳、太乙拳、太祖拳、地龙经、醉八仙、文圣拳、燕青拳、四通槌等百余种。

3.2泰安登山、潍坊风~垄断性强,品牌影响力较高

泰安的登山、潍坊的风筝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规模、种类、品味、知名度均达全国上乘水平,可以作为山东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的代表。潍坊被国内外风筝界选为“世界风筝都”,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节”不仅影响当地,而且享誉海内外。国际风筝节期间举办的国际风筝比赛、国内风筝大奖赛、评选风筝十绝、参观风筝博物馆、杨家阜民间艺术表演及购物等活动,都可以作为传承和发展区域特色民俗民间体育文化的典型。泰山是历代皇帝封掸之地,也是百姓朝山拜神之所,俗称“济南府人全,泰安府神全”,是研究民间信仰的一座活的标本库,也是开发民俗体育旅游的一个热点。每年一度的泰山“国际登山节”旅游节庆活动具有很强的龚断性,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本区域旅游产品中起着重要作用。

3.3舞蹈观赏类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精彩纷呈,以秧歌最为著名

山东省舞蹈观赏类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历史悠久,有着形式各样、层次不一的表现形态,不可替代的历史遗迹和与众不同的表演程式和风格,精彩纷呈。尤其是秧歌,别具特色,是一项富有特色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吸引物,在本区域民俗民间体育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山东秧歌遍布全省,形式多达30余种,而以鲁北的“鼓子秧歌”、鲁东的“胶州秧歌”、胶东的“海阳秧歌”最为有名,号称“山东三大秧歌”或“山东三大民间舞蹈”。其中,流传在商河、惠民、阳信、齐河、临邑等县境内的鼓子秧歌积淀最深、知名度最高、流传最盛,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因而被世人称为山东三大秧歌之首、中国四大秧歌之一。

3.4东部沿海地区渔民节活动个性突出,影响力大

山东省东部沿海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连成一片,成为中国独有、世界少见的海滨城市群。东部沿海地区,渔业习俗和外出经商的习俗最为突出。沿岸渔村的海带草房、天后崇拜、行船禁忌等风俗,都为别处所不多见。沿海渔民沿袭“祭海”的传统,举办“国际渔民节”习俗历代不衰。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蓬莱、荣成、龙口、莱州的沿海地带,每个地方都各具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并且“蓬莱国际渔民节”“荣成国际渔民节”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它们依托山东沿海海滨城市群的知名度,以及发达的经济提供的优越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充实和塑造着其魅力独特的山东半岛旅游都市形象,以其举足轻重的文化魅力影响着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和世界。

3.5鲁西南、鲁西北地区民间斗赛体育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鲁西南、鲁西北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直接与农耕、畜牧业经济文化类型有关的斗赛民俗民间体育活动独具特色,如斗羊、斗马、斗鸡、斗狗、斗蟋蟀、斗草等。特别是流行于梁山县的斗羊内容丰富,特色明显,深受当地人们所喜爱,现仍广泛开展。1986年,梁山举行了中国斗羊赛羊大会,1988年梁山成立斗羊协会,从此斗羊被列为地方特色旅游观光项目,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4结语

山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复杂多样的地域环境,创造了绚丽多彩、风格迥然的民俗民间体育文化,并得以形成山东特色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这些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广泛存在于生产习俗、岁时节日、宗教祭祀、民族艺术等民俗事象中,经过历代传承发展不断丰富,是山东民众群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本区域的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风俗,体现了这一区域不同民众所共有的思想感情、智慧和意识行为,是一种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个性突出,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主要吸引物有风格独特的齐鲁地域武术、享誉全球的潍坊风筝、精彩纷呈的山东三大秧歌以及东部沿海的渔民节活动,尤其是“潍坊国际风筝节”“泰山国际登山节”“蓬莱国际渔民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别具特色,是区域特色民俗民间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本区域民俗民间体育传承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以其举足轻重的文化魅力影响着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和世界。因此,对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对于保护和传承山东省民俗民间体育文化,推动区域民俗民间体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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