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4:35:22
关键词：二人转；俗；东北平原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173-01
“二人转”是在东北地区所独有并广泛流行的民间艺术形式，近年来由于赵本山戏剧小品的热播，使得“二人转”由东北平原的山野而登得大雅之堂，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作为民间艺术的二人转固然在登上荧屏之时，以雅的面目出现。然而流行于民间则更多的则是以俗的面目出现，满口的诨语，让人听得耳红面热，禁不住心跳的俚俗之语。由此对二人转雅俗的非议不断，且由于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倍受人们的关注，但雅俗之说见仁见智，故褒贬不一，难成定论。
艺术来自于生活，在雅俗的互动之中，俗是更能接近于人民大众生存的本真状态，反映他们真实的心理需求与想法，故而俗的东西可经久不衰，源远流长，甚至为统治阶级所接受从而雅化。《诗经》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街头巷尾的俚俗歌谣摇身一变而成为了经典、圣典。俗文化因来自于广大的人民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受众多而广，它根植于民间，二人转便是如此。
二人转根植于黑土地，流行于大平原，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此话道出了二人转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它以其独有的艺术形式充分地展现了东北淳朴的民风民俗，又把东北人的性格、情感、智慧和精神素质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反之，东北平原孕育了二人转，东北的风土人情自然也会在它的身上打上印记。
首先是东北平原的气候，地理环境。东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纬度较高，属寒温带地区，一年之内约只有120天的无霜期，农耕的特点是春种秋收。漫长的冬天，天寒地冻，寒风刺骨，使得老百姓有相当长的冬休时间，且往往活动只能局限于室内，而室外活动很少以致于没有。而在冬天这种严寒和室内的这种温暖，形成鲜明对比与巨大的反差。
东北平原的广袤无限，人烟稀少，土地肥沃，使东北人往往不需要精耕细作，最重要的便是春耕期与秋收期。故而农村中又添了夏闲与几分慵懒。且这种耕作上的习惯使得东北人的性格中又添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因素。人烟的稀少与广袤无垠，使得大平原上很难见到几户人家。于是那种当偶遇他人时的狂喜与亲切感是难以言表的。故东北人的热情自而备之。此时的语言表达自是以娱乐为主，以发泄心中的压抑，在乏味的日子中添几分亮色，找个乐子。也许不论讲什么，只要可以宣泄心中的寂寞就足矣。于是即使相隔很远也要喊上两嗓子。故，东北人说话高声调、大嗓门，毫无顾忌。
其次，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的开发较晚，文化积淀较薄弱。且自古多为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对中原文化的接受较少。况从自然地理风貌上看，北部为大小兴安岭，西部为蒙古戈壁荒原，东部为茫茫太平洋，与中原地区的唯一通道山海关也是时而不通。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中原雅文化的侵袭较少，而夷狄之文化却影响颇大，为俗文化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根基。而且游牧民族的豪爽尚武之风留存，加之东北地区历史上是犯罪流放之地和灾民的逃难之所，好勇斗狠之尚武之风甚之。故东北汉子身上往往又有勇猛彪悍，粗犷豪放之气。
因之，东北平原的地理人文为二人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东北平原气候的冬休夏闲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且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修养不高，娱乐消遣方式比较单一，这些都为二人转提供了契机。因之两方面，二人转以娱人为主的民间艺术方式产生，又多适应了东北地区人民的生活特点。
对于表演内容的选择，自然也要适应于东北地区人民的文化心理需求。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来讲，他们是要聚在一起乐和一下，以来排解心中的寂寞、压抑与无聊和一季劳作的疲劳与辛苦。在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寻找刺激与兴奋。故而，若是阳春白雪，自然是无人问津，不知所云。于是定要来下里巴人，且要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于是那些“黄段子”便有了生存的可能。东北人的率直，自然露骨很多，可是“黄段子”引起的激情与也让单调的生活添色不少，也满足了人们心理宣泄的需要。
对于二人转的俗，应把其还原到东北地区的原生态中，在它的母体中自然是可以完全理解其存在的必要性。地域文化生于斯，长于斯，故而当它面对广大的中国人民时，不免不能适应所有地域人民的需要与其地域的文化结构体系相适应，故而自然会被来自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人们所非议与不理解，这是自然的。中国地广物博，文化自然也纷繁复杂。文化的雅与俗，自是当局者能解其中味。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东北民俗；影视；意蕴
1905年的《定军山》，开创了中国本土文化影像创作的先河，使本土文化剧目创作成为中国影视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文化剧目，立足传统经典文化，依托地方文化和乡土文化，将地域积淀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以影像为媒介重新阐释的艺术创作形式。新时期以来，随着民俗文化价值的被认可，基于东北民俗文化的影视创作得到长足的发展。2000年以来，面对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严格的入选标准，东北题材剧作却出现了“来者不拒”的景象。随着《马大帅》、《希望的田野》、《老娘泪》、《圣水湖畔》、《插树岭》等东北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名列前三位（2006年），政府华表奖等电视剧评奖中频频榜上有名，屏幕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东北民俗文化内涵得到挖掘，东北民风民俗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实现东北民俗文化跨区域传播。东北民俗文化题材剧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最近几年，屏幕上几乎看不到东北民俗文化题材的剧目创作。以2015年和2016年各大网站电视剧排行榜为例：谍战剧、偶像剧、古装剧等类型占据着前十名排名，成为受众乐于接受的消费类型。因消费的趋同性，剧目创作导向受受众消费影响并产生循环递进影响,形成一个时期的创作特征。近几年，影视消费类型的崇时尚化，使东北民俗文化的影视创作面临生存挑战。如何在民俗文化价值被认可的基础上，挖掘民俗文化的时代内涵，结合社会需求完善民俗的影视创作，成为东北电影人面临的历史责任。
一.民俗文化影像意蕴的现实需求
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以影像为媒介，立足东北民俗事象，展现东北地域文化，与其他类型剧作相比，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风格。现实主义本着古希腊人“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观念，以准确而不加修饰的描述，追求逼真性或酷似性，实现对自然或当代生活的据实摹写。其一，与同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非民俗题材剧作相比。同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复现中反思现实，东北民俗题材剧作极强的接地气特征，是其他创作所无法企及的。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生成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因地域个体的因袭，形成地域民俗文化，从而作为本地域的行为准则和伦理价值标准。民俗的地域性、历史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使民俗成为反映个体生存的最真实、最直接的媒介。其二，与强调感官享受的剧作相比。新时期以来，因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秩序的解构，使创作理念呈多元化，创作者力图通过多途径寻求解构。于是，在过分强调影像外在形式的过程中，带来了对人文价值的忽视。恣意篡改历史的穿越剧、毫无节操的神剧、画面唯美的偶像剧，使追求感官刺激、注重享受的短暂性，成为影视创作的一种倾向。在这些剧作中，受众对“高大上”的娱乐追求得到满足，这是民俗题材影视作品所无法给予的。但是因“高大上”所产生的娱乐是短暂的，短暂的感官刺激之后，带来的是因娱乐作比照，更加凸显的解构困境。基于此，受众不得不去寻求被光鲜外在形式所遮蔽的人文价值，于是极接地气的民俗题材影视创作，就具有了极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二.民俗文化影像意蕴的审美特征
影视与民俗的联姻，一方面为民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媒介，一方面民俗文化的意蕴审美增强了影视艺术的提升空间。1.地域环境的意蕴审美新时期以来，纵观东北题材影视创作，可谓是踩着时代的浪尖不断在困境中寻求发展。80年代，刚刚结束，文艺创作由“为政治服务”转为“对人的书写”，民俗由被诋毁被排除转为价值的被重新评估被重新认可，这无不为东北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90年代，在社会经济形式发展重大转型的过程中，东北题材影视创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大力提升发展速度。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进入21世纪，东北题材影视创作规模得到扩大，创作手法得到完善，成为影视创作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历数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从弱小到强大，从被搁置到话语权的拥有，这是影视从业者的不懈与坚守的结果，这更是创作深深扎根东北地域的结果。影视创作是展现个体生存的媒介，因个体摆脱不掉对环境的依赖，所以对个体生存环境的影像关照成为剧作创作的可能和必须。环境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场所，影视中的环境或是注重对画面唯美的感官享受追求，或是注重不加任何修饰的质朴画面的原态展现，东北题材影视创作当属后者。无论是早期的《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篱笆•女人和狗》的农村女人三部曲，还是近期的《插树岭》、《一村之长》、《希望的田野》、《都市外乡人》，展现的都是东北纯而又纯的乡土环境。篱笆、随意堆放的篱笆院、院内的瓦房、瓦房里必不可少的火炕、串联各家各户的乡间小路，东北农村日常生活环境被毫无修饰地成为影像元素。影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做必要的艺术修饰，于是东北题材影视剧作的这种近似于纪实性的场景复现，可以被看做是有违于艺术。但是也正是基于此，才越发凸显东北题材影视创作的艺术魅力。场景的真实质朴，带来的是情境的身临其境和情感的真诚坦荡。《过年》《智取威虎山》万物凋零之下的漫天白雪，让受众萌生别样感受。实景的再现，激发的是对地域生活的向往，近几年东北冰雪旅游、民俗村旅游业的发展，不能不说与东北题材影视创作有一定的关系。2.地域人性的意蕴审美据分析，氢、碳、氧、氦是地球表面最多的4种元素，而人体里这4种元素占的比例也最大。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个体和环境具有相通性与一致性，即个体的生存、发展、变化，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亦也反作用于环境。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文化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构建起来。所以，个体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性格秉志是乡土文化的构建要素。其一，地域侵染而成的个性特征东北题材影视剧大都立足东北地域自然环境，展现地域文化内蕴。白山黑水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因不曾困于物质的匮乏，造就了东北人热情大方的性格特征。在《插树岭》、《希望的田野》等剧作中，当有客来访时，即便是心理有再多的怨言，招呼的热情是发自内心而不做作的。四季的分明，冬季的漫长与严寒，促就了东北人豪爽与耐忍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东北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差别并不明显。如果说江南人的性格是婉约派的话，那么东北人的就是豪放派的。所以在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中的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谢大脚冲破束缚的无所顾忌、敢爱敢恨，是东北人性格显著特征。其二，异域融汇而成的个性特征地域的偏安于最东北，使东北远离中原主流文化，按此看闭塞保守应是东北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地域的偏安，同时也为东北地域发展带来了机遇。东北物产的丰富，促就了闯关东精神的生成。《闯关东》以“史”的形式，展现了面对困境东北人及之后融入东北社会生活的新生东北人，勇于承担开拓进取的精神。地域战略的重要，使日俄等洋文化因素融入到东北人文精神中。因文化的多元性，促就了东北人虽保守执拗但却易于变通的性格特征。《女人进城》中面对因男人进城打工赚钱而抖起的威风，王红艳带领妇女离开固守的土地进城追寻人生价值。《女人的村庄》中面对留守妇女身份，张西凤带领大家在坚守与坚持中实现增收致富。《女人当官》中作为新任村主任的杨桂花，排除万难带领全村致富。这些人物面对环境的改变，没有一味地顺从，而是以“闯”的精神，迎难而上在转变中寻求生存、在生存中实现人生价值，彰显东北地域人文精神内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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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音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写到: “山东民间风俗性活动丰富多彩,它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以季节性活动而言,在一年中几乎月月有节,从农历一月开始就有‘正月十五闹元宵’。‘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打囤,‘三月三里是清明,家家户户上坟茔’。‘四月二十八,娘娘庙上把香插’,赶庙会,求神焚香。五月端午吃粽子,祭水神。‘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老天。’九月九重阳节,赶会逛山。‘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爷上西天’。各式各样的风俗活动都伴之以歌。”[1]山东民歌和季节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以下按照山东民歌主要分布的五大区分述区域范围内的节日风俗歌。
鲁东区
鲁东区的民歌体裁主要包括:海洋号子、海员号子、胶州秧歌、胶东秧歌、胶东山歌,还有蓬莱“烧纸调”。
蓬莱的“烧纸调”是流行于蓬莱地区的大型风俗性民歌套曲,与节日风俗联系紧密。在山东地区,无论是祭神、祭祖、驱邪或是其他节日风俗,都会伴随着“烧纸”这项活动,“烧纸调”也是因此得名。“烧纸调是民间‘跳大神’时演唱的腔调。民间跳大神由来已久,它是古代巫术的延续,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属于巫舞的一种。举行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求神、驱魔、消灾、还愿等。”[2]建国以来,随着对封建迷信活动的破除,曾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烧纸调已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烟台、威海、青岛北临渤海,海洋号子是它们主要的民歌体裁,另外小调歌曲在这些地域也不乏精品。如著名民歌小调《绣荷包》。
绣荷包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广泛,曲目达近百首之多。仅山东地区能够找到的谱例就有十四首。在不同的地域,《绣荷包》以它特有的影响力表现了各地区的风格特点。
春节是中国农历新年,各地庆祝形式多样,包括庙会、乡戏等活动,跑旱船、跑驴、扭秧歌等民间音乐活动在这期间也很常见。山东的民歌小调有不少是围绕“新年”这一主题展开,比如前面两首《绣荷包》。大年初一要拜年,仅围绕拜年这一内容展开的山东歌曲就有《正月里来是新年》、《拜新年》、《郎拜年》、《小两口拜年》等。在山东乡间,每逢过年,各个村落都会唱大戏,这也是乡里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文化盛宴”。齐河县民歌《唱大戏》就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热闹的场面:
齐河县《唱大戏》
到过年俺那里唱大戏,叫兄弟套车子把你接去,将你(这么)请在俺家里,豇豆米,熬干饭,擀面条子不是好的,咱什么样的亲戚在乎吃喝呀(哼嗨)
到过年俺那里唱大戏,叫兄弟套车子把你接去,将你(这么)请在俺家里,烙单饼,包饺子,烧饼果子,不是好的,咱什么样的亲戚在乎吃喝呀(哼嗨)山东人热情好客,朴实憨厚。齐河县的这首《唱大戏》就是对山东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鲁南地区
鲁南地区素有“沂蒙山老区”之称,其山地特点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民俗,诸如,服饰喜好较浓烈的色彩,饮食上口味较重,如鲁南的名吃煎饼卷大葱可谓全国闻名。由于北部山脉的阻隔,鲁南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均与相接的苏北地区更加类似。民歌的曲调、营造的氛围也较之山东其它地区更为细腻典雅,如苍山的《绣荷包》。代表本地区的民歌体裁主要有:鲁南五大调、鲁南花鼓以及日照吆牛山歌。《沂蒙山小调》正是鲁南地区最具特点的民歌小调,在山东乃至全国都广为传唱。沂蒙山区作为中国的革命老区,以抗战主题为歌曲内容的就有《贫雇农小唱》、《抗日小唱》。另外苍山县民歌《纺棉花》、《郎拜年》、《绣荷包》广为传唱。
鲁西南地区
鲁西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歌体裁有:黄河、运河号子,微山湖的“端公腔”,鲁西南花鼓等。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较广的民歌有:《包愣调》、《对花》、《五更》、《花蛤蟆》、《采莲船》。节日风俗歌有《放风筝》、《走娘家》、《郎拜年》。本地区最具有民俗特点的就是微山湖区的“端公腔”。
端公腔为民俗性的大型套曲,流传于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湖区,尤以微山湖、昭阳湖为盛。它是一种微山湖区渔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相传起源于清代,距今已有百年历史。每当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或者庆祝丰收、病灾“还愿”的日子都会演唱端公腔。因为演唱时总把鼓端在手中,这种演唱的形式就又被称为“端鼓腔”。又因为每当演唱时必定摆供请神,焚香祭祀,所以也被称为“端供腔”。
端公腔的演唱形式多样。在演唱过程中说唱结合,还伴随着简单别致的舞蹈动作,根据演唱曲目内容的不同划分具体的角色,与民间传统的曲艺有相似之处。其演唱内容多为有一定戏剧性情节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音乐曲调较为丰富,能够表现复杂的戏剧性故事情节和富于变化的情感内容。分领唱、合唱和坐唱,由男人演唱,每当有女性的情节内容时,男人会穿上百褶裙来扮演女性角色。与其它民歌不同的是,端公腔几乎所有的唱词都偏重于“花鸟”,有时可唱出七八十种花鸟。
端公腔流行于微山湖区,是广大渔民从生活中提炼、创造出的民间传统音乐形式。生动、富有内涵的歌曲内容表达了湖区人民对美的追求,具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鲁中区
鲁中属于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作为山东民俗的代表。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区内具有深厚的古文化传统,通过民歌的题材便可以看出:《聊斋》“俚曲”、“柳琴调弹唱”、“淄博花鼓”、“平阴秧歌”。这一地区最具代表的民歌有《挂红灯》、《越唱心里越快活》、《老汉唱歌四季歌》、《四季歌》,反映节日风俗的歌曲有《唱大戏》、《打秋千》、《放风筝》、《赶庙》、《挂红灯》等。
鲁西北区
山东鲁西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鲁北人性格乐观豪爽,民歌体裁多样,包括黄河号子、运河号子、秧歌“临清时调”和“聊城花鼓调”、“杂八调”。雄壮有力的黄河号子,情绪热烈的运河号子,外柔内刚的武成秧歌,优美抒情的临清时调,最能代表鲁西北音乐特色的聊城花鼓,这些音乐体裁受地貌条件的影响组成了最具特色的鲁西北音乐文化。
本区域内代表曲目主要有《包楞调》、《对花》、《看郎》、《大实话》等。其中,以表现节日风俗为内容的歌曲有《正月里来是新年》、《大观灯》、《小观灯》、《放风筝》、《打秋千》、《七月七》等。可以说,鲁西北地区的节日风俗歌最为集中,也最具有代表性。
二 、山东节日风俗歌的内容特点
每个节日风俗都伴随着其特有的庆祝方式,每个庆祝方式中大多会伴之以音乐歌曲。这些音乐歌曲的内容丰富,按照曲目内容,大致可划分为五种:
以表现热闹的节日气氛为主
节日风俗与节日风俗歌曲相辅相成,联系紧密,两者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正是有了节日风俗才会继而出现与节日风俗相关的歌曲,因此,以表现节日本身为内容题材的曲目所占比重较多。
清明节在众多节日中别具特色,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本身又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双重身份的清明节在中国社会意义重大,是人们祭扫祖坟、祭拜祖先的日子。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上会吃煮鸡蛋,家家户户门前插上松枝用来纪念名臣介子推。外出踏青也是当天必不可少的活动。荡秋千,放风筝等娱乐活动也经常用来庆祝这一节日。用清明这一题材来表现歌曲内容的民歌相对较多,仅在山东地区就有二十几首。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还是可以从鲁西北地区挑选几首最具有典型特点的歌曲来比较分析。
惠民县《打秋千》
1, 清明(那)三月三(呀,哎哎嗨呦)清明(那)三月三,十七八的姑娘来打秋千,描花的手腕就把(那个)绒(哎)绳攥(连咿呀呼嗨),描花的手腕就把(那个)绒(哎)绳攥(连咿呀呼嗨)。
2, 姑娘来打秋千(呀,哎哎嗨呦)姑娘来打秋脚板千,送了送那个秋千两脚踮一踮,绣花的鞋儿上了(那个)踏(哎)(连咿呀呼嗨),绣花的鞋儿上了(那个)踏(哎)(连咿呀呼嗨)。
惠民县《打秋千》以它优美的旋律曲调在山东地区广为传唱。打秋千这一娱乐活动在民间流传已久。民俗寓意为消灾除病,免招瘟疫。其形式可分为“荡秋千”、“转秋千”、“月秋千”、“吊秋千”等。
惠民县歌曲《正月里来是新年》用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表现出了过新年的热闹场景。歌曲中不仅唱到了锣鼓喧天的热闹场景,还提到看戏、吃饺子这些过年时特有的节庆项目。
元宵节是继春节后又一个重要的节日,也是新年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因此在山东枣庄、济宁、曲阜、邹城等地又称为“过小年”。平度的《傅二姐赶庙》中这样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全去赶庙”。临清的《闹花灯》也对元宵节观赏灯火、赶庙会的精彩有生动的描绘,“正月十五闹花灯,有一个花大姐把鞋挤掉”。很小的细节却是对赶庙会场景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两首歌我们不难想象到山东民间赶庙会的热闹场景。
表现甜蜜的爱情
从古至今,爱情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节日风俗歌中相当比例的歌曲内容都是用来传递爱情的。“荷包”作为爱情信号,一般由女方绣好后作为爱情信物赠予男方。山东有十四首《绣荷包》,其中大都是用歌曲来传递女方对情郎的思念与爱慕。
烟台龙口的《绣荷包》表现的歌曲内容大致是:元宵佳节月圆人团圆,然而丈夫却远在外地,不能团聚,借助荷包以表思念,盼望夫妻早日团聚。潍坊高密的《绣荷包》抒情婉转的旋律唱出了小姑娘对情哥哥的情深意长,用荷包来表达自己对情郎哥哥的爱慕之心。苍山两首《绣荷包》都是以爱情为主题。
烟台招远的《小两口拜年》也是对夫妻二人甜蜜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
劳动场景
表现劳动场景的节日风俗歌虽然不多却很有代表性。春天是农耕的季节,也是最为繁忙的劳动季节,因此表现劳动场景的节日风俗歌多集中在春季。
农历的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在济南所属地区称为“青龙节”或“龙头节”。在山东民间,人们一般把这天作为年节的终止。从这天起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恢复正常的劳作,以免错过适合耕作的最好时机。在这天,海阳等地的习俗就是先拜犁具,并唱喜歌:
犁破新春土,牛踩丰收亩,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知识传承
在民间,节日风俗是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的生活习俗,用演唱节日风俗歌来传播知识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同时这也是群众集体智慧的体现。
德州《放风筝》用猜谜语的形式寓教于乐,游玩中增强乐趣,传播知识:“紧三紧,松三松,竖着不走横爬行,水里不走藏泥中。圆脐是母的,尖脐准是公,这样螃蟹俺知道,绿盖螃蟹是圆形。”
民间相传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双星相会的日子,在山东民间均以七夕为节,举行多种多样的乞巧活动,对着巧姐姐闭目祈求赐巧。一边祈求一边唱到:
我请巧姐吃桃子,巧姐叫我缝袍子。
我请巧姐吃李子,巧姐教我学纺织。
我请巧姐吃甜瓜,巧姐教我学绣花。
莱州歌曲《打七巧》就是用富有诗意的游戏唱出了人们好学的精神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 山东节日风俗歌的曲调特点
山东民歌优美抒情,旋律舒展流畅。节日风俗歌多为一段体,内容短小精悍,便于传唱,贴近人民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特点。其结构一般为单一分节歌,通谱体裁,较规整,多为民族调式。音乐流动性强,单旋律线条具有一定的起伏。它的节奏型比较细碎统一,适宜表现地方人民消遣时的轻松场景。山东民歌除了单纯的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以外,还包括六声调式、七声调式以及混合调式,其中以变徵变宫的六声调式居多,形成了山东民歌的典型特征。
以烟台《绣荷包》为例:
烟台《绣荷包》乐曲采用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第一段写景,第二段叙事,景物描写突出地营造了安静的气氛,第二段与第一段形成明显对比,描写热闹的锣鼓场面,动静相称,妙趣横生。乐曲歌词凝练,简约而且清晰。乐曲以主音开始,前两小节以主到下属的进行方式巩固调性,后两小节完全反复,在下属音上停留并构成乐句的终止。在主音上的完全终止,体现出典型的中国民族调式。第二段以开头的八度跳进为主导动机,这也是山东小调个性进行的特征,下滑音为这个新材料增加了风趣的个性,后一小节反复巩固新风格。
四、 山东节日风俗歌的演唱特点
演唱语言
山东话与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用山东方言来演唱民歌与用普通话演唱没有太大的出入,同时在用普通话演唱作品时,加入具有山东地方色彩的方言语音。山东淄博的节日风俗歌《赶牛山》是一首最能代表地方特色的民歌小调。
在淄博,每年清明时节也会有外出踏青游玩的活动。赶牛山也是活动之一。牛山位于古城临淄以南,每年的“三月三”都会有香火会,这种习俗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多少代,这首歌曲所描绘的生活景象就是以赶山逛景为题材的。歌曲音乐形象鲜明,彷佛让人身临其境。衬腔“溜溜溜溜……”是根据唤牛声调转化而来的,曲调高亢响亮,气息悠长,生动地描绘出人们赶牛山时喜悦欢快的心情。
全曲通用普通话来演唱。第一段歌词的第十小节和第二段的第一小节分别出现了“淄河”这个词。淄河用普通话发音是“zihe”,但在淄博当地语言的发音是“zhi he”,“淄博”用当地方言来说就是“zhi bo”。山东淄博是齐文化的发源地,属于历史名城,在地方语言的发音上最具特色,色彩浑厚且浓重,如同当地人憨厚朴实的个性,山东韵味十足。
山东节日风俗歌在演唱语言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儿化音”的巧妙运用。歌曲《赶牛山》在演唱“赶牛山”这三个字时一般演唱为:“赶牛儿山儿”。再如苍山《绣荷包》的第一句歌词就有儿化音的运用:“姐儿房中绣荷包…”,第二段歌词中“下绣上那凉船”发音为“下绣上那凉船儿…”,节日风俗歌《拜年》在演唱时发音为“拜年儿”。从演唱上来看,儿化音使歌曲的地方色彩更为浓郁,有利于歌曲内容的表达。
演唱情感
节日风俗是人民大众共同的娱乐活动,节日风俗歌正是劳动群众的生活缩影,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精华。此类歌曲的旋律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婉转悠扬。在内心情感宣泄上大致可分为两种:直接型和婉转型。
招远市民歌小调《小两口拜年》中唱到:
正月里,是新年,小两口子同去拜年,
夫唱妇随的多恩爱(来嘛呀儿呦),
恩爱夫妻到百年(咿个呀儿呦)。
山东习俗,民间自来就流传“正月初二回娘家”。《小两口拜年》这首歌就象征着夫妻间的恩爱以及亲戚间的和睦。这首歌曲在情感表现上就属于直接型。因此,在演唱这类歌曲时,情感表达要求干脆、直接。
胶县民歌小调《赶集》不论在旋律还是歌词上都很含蓄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
1. 我那天去到东庄把集赶(哎嗨)遇见了情哥哥在买锄镰,
我有心上前去说上那几句话,怕的是那些赶集的人儿背后里道闲话,
2. 他那里朝着我使上几眼(哎嗨)我提着个小竹篮转到村后边,在村后柳树下将他来等,我二人把知心的话儿说了好几番。
今日想那个明日盼,盼的是那一天。
在演唱此类歌曲时就需要歌手抒情地演唱,把隐喻在歌曲里的那种复杂的含蓄之情表现出来,从羞涩到兴奋,再到憧憬美好的未来。
从广义上讲,民歌是节日风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并不能因此而抹杀民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民歌其实是可以脱离节日风俗而成为独立的音乐艺术存在的。山东民歌的音乐特点正证明了山东民歌和山东民俗风情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
注释
[1]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国 ISBN中心出版2000 年版,第683页。
[2]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国 ISBN中心出版2000 年版,第683页。
关键词：战国秦汉；三楚；文化地理；社会风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32）子课题“周代汉淮地区的族群融合与统一进程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文献所见战国秦汉楚地郡县研究”（批准号：14BZS015）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4-0115-06
西周时期，楚仅是一个“土不过同”①、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经过数百年的兼并与扩张，至战国中期，楚国疆域范围达到极至，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② 的大国。战国后期，楚国统治核心区沦丧，都城被迫东迁。在楚人东迁、疆域发生巨大变化之后，楚文化的影响范围也不断发生着改变。我们把曾在楚国疆域范围内并主要接受楚文化的地区称为楚地。王子今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楚都的迁徙体现出楚文化中心的移动。秦末起义中最显著地表现出政治能动性的地区，是所谓的‘西楚’和‘东楚’地区。”③ 他敏锐地观察到楚人东迁后，楚文化有随之移动的趋势；秦末起义中的楚人，多分布于楚都迁徙之后新形成的楚文化区中。
关于先秦秦汉时期各地的“风俗”，《汉书・地理志》（下文简称《汉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④ 周振鹤先生据此谈到：“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的文化特征为‘风’，而传承下去则是‘俗’。风与俗合起来其实就是传承的物质的和行为、信仰的文化。”⑤ 概言之，风俗其实指的是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史记・货殖列传》（下文简称《货殖列传》）、《汉志》等典籍篇章，对各风俗区的划分有不同的记载，前贤们已有很好的论述。⑥ 然而，尚未见从地理分区的视角，专门探讨楚文化的地理分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分析，以期有所收获。
一、战国时期楚文化地理分^之演变
两周时期，楚国都城的迁徙、疆域的变动引发了楚文化中心的转移，楚文化的地理分区随之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在战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战国中前期，楚国疆域不断扩展。楚惠王16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吴国对楚国东部的威胁得以解除，楚人借此机会迅速向东、东北方向扩张，《史记・越世家》载：“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⑦，同书《楚世家》记曰：
（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
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
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简王元年，北伐
灭莒。⑧
江淮北、淮上地均指代淮北地区。⑨ 吴亡之后，越人难以控制淮河以北地区，楚人势力趁机进入这一地区，扩张到泗水流域。战国中期，楚、越争战不休，楚威王时，“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⑩，楚人占领了大片的吴越故地。与此同时，楚人积极向西用兵，通过对巴人的连年征战，国境线西扩到川东地区；并继续向南开拓，将长江中游以南的大片区域纳入疆土范围。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战国中期楚国的疆域达到极致。根据楚人的发展历程和地理形势，疆域范围包括以下几大区域：（1）江汉地区，大致包括今襄阳以南的汉水流域，及三峡以东、桐柏山至大别山一线以南地区。（2）南阳盆地，大致包括今郧县至襄阳的汉水、其支流唐白河，以及丹水、淅水的中下游流域。（3）楚方城以北的汝、颍二水上游地区。（4）淮河上游及其汝、颍二水的中下游地区。（5）淮河中下游及淮北（淮泗）地区。（6）江南地区，包括今长江中游以南的湘、资、沅、澧至赣江流域。（7）江东地区，包括长江下游以东、以南的苏皖两省的中南部。（8）巴濮地区，包括今鄂西、川渝东部的楚国西境。其中（3）、（4）、（5）三个地区地理界线并不明显，可统称为淮河流域。
江汉地区和南阳盆地是春秋以来楚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区；淮河流域是楚人与北方、东方诸侯国长期争夺的地区，接受了多种文化的综合影响；江南地区为较晚开拓的疆土，楚人进入之后，楚文化的影响逐渐深入，这两个地区是楚文化的中间区；江东地区纳入楚人统治区的时间偏晚，受吴越文化影响更大；巴濮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同为楚文化的边缘区。
战国后期，楚国疆域范围变动剧烈，除在东境继续有所扩展外，在西、北境，疆土不断沦丧，郢都所在的统治核心区陷落。楚怀王后期，与西、北方诸国战争频繁，楚秦丹阳之战、蓝田之战，以及楚与齐、韩、魏的垂沙之战等大规模战役，均以楚之失败告终，楚人因此先后丧失了汉水上游地区及南阳盆地的大部，致使郢都所在的统治核心区江汉平原直接暴露在强敌的威胁之下。楚顷襄王20年（前279年），秦军在攻克郢都的北方门户邓城之后，长驱直入，攻占鄢城，次年（前278年）占领郢都，随后向东、南方向用兵，占领安陆、竟陵一线以西的江汉平原腹地。楚王逃徙陈城，经营三十余年之后，至考烈王22年（前241年），迫于秦国势力东进的压力，徙都寿春，近二十年后，灭于秦。楚人东迁之后，无力西顾，转而着力经营江淮、淮泗地区，东境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前256年灭鲁之后，山东半岛西南部及以南的鲁、吴、越故地基本都纳入到了楚国的疆域圈之内，楚国东境范围至此达到了极致。
随着都城的两次东迁、疆域范围的变动，战国后期楚文化的地理格局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文化核心区随着统治核心区的转移而向东迁移。南阳盆地、江汉地区相继沦丧之后，秦、三晋等势力涌入，改变了当地的文化，原来的楚文化核心区成为边缘区。以战国中期郢都所在的湖北江陵地区为例，秦人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全面推行秦国的制度与文化，楚文化成为边缘文化，考古学家郭德维先生在仔细分析了战国晚期这一地区的墓葬情况后谈到：“秦占领郢都后，江陵的习俗就基本上按秦的制度、风尚改变过来，楚所遗留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墓葬的材料反映得十分清楚。”1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楚国的江南地区，秦人可能曾经短暂地进入过这一地区，在占领郢都之后，因其过于辽远，楚人势力相对强大，秦人很快退出了这一区域。以今湖南为例，根据墓葬的发掘情况，研究者指出：“白起拔郢之前，湖南地区开始出现少量的秦墓，个别楚墓中也随葬了典型的秦文化器物。此时该地区整体文化面貌仍以楚文化为主，秦文化因素十分微弱。……白起拔郢之后，该地区不见秦墓或典型秦器的踪影，此前出现的秦文化因素亦基本消失，淹没于楚文化的大海之中。这或许是秦政治力量已撤离该地区的真实反映与客观结果。”12 说明江南地区的楚文化在楚都东迁之后仍持续发展，是楚文化核心区之外的又一重要地区。
原来处于楚文化中间地带的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中游及淮北地区，在都城东迁，楚国贵族及平民大量涌入之后，成为新的统治中心区和文化核心区。原处于楚文化边缘地带的江东地区，也有不少楚人迁入，发展较快。《史记・春申君列传》载：
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请
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
都邑。……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
盛矣哉！13
除了春申君之外，江东地区还曾封有陵君。无锡曾出土战国晚期的三件有铭楚器，器主为“陵君王子申攸”14。王子申攸或是楚王负刍之子，在春申君之后受封。春申君主动请封江东以及陵君的受封，均反映出楚人迁入之后，对吴越故地有很好的治理，可资分封。而封君受封之后，因地制宜，又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太史公所见春申君故城的繁盛即是一个例证。下文论及的《货殖列传》也谈到：“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说明春申君受封后，在吴国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促进了江东地区的持续繁荣，使之成为了楚文化的新兴之地。楚文化在江东地区的发展虽然没有淮河流域那么兴盛，但也已经不再是楚文化的边缘区，可视之为中间地带。
二、秦至汉初的楚文化地理分区
楚亡于秦后，楚人一直积极谋求秦朝的统治，与其他列国遗民相比，楚人的这种要求更为强烈。“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5 代表了这种决心。秦末的反抗战争持续不断，楚人是其中的主力，在Y束秦人的统治、经历楚汉战争之后，楚人刘邦建立了汉朝。观察这一段的战争史不难发现，这些自称为楚人的参战者，其出身地、活动地以及发起反抗斗争的地区（如表1所示），多在淮水流域，换言之，即战国晚期楚文化发展最为昌盛的地区。这也印证了战国晚期，这一地区已成为楚文化新的兴盛区。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反映了秦至汉初人们对文化地理分区的认识，其中将楚地分为了三部分：东楚、西楚、南楚，三者之间文化各有差异。为方便比较，将三楚及南阳部分的内容节引如下：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
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
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
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
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
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
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
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
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
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
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
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
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
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
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
故至今谓之“夏人”。16
将这段文字和表1相互比对之后，结合秦末汉初的战争形势可以看出，司马迁首先记述的西楚地区，正是秦末汉初楚人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王子今先生对此有过分析：“司马迁有关‘西楚’和‘东楚’的界定，显然划线偏向东方。如果考虑到今天江苏连云港、阜宁、盐城、海安一线以东地方当时尚未成陆，则这种偏向更为引人注目。人们都会注意到，秦末战争中最活跃的力量，多形成于淮河流域的西楚和东楚。而以其东部地方涌现出更为集中的政治军事人物。”17
如前所述，战国晚期，楚文化中心转移至淮河流域后，楚国在东境的疆域范围达到极致，楚文化对东方的影响加强。然而仅仅数十年之后就迎来了秦汉的大一统，新统辖地区接受楚文化的程度深浅不同，这种不同在三楚的划分、各自风俗的差异，以及西楚、东楚内部的风俗区分方面均有体现。司马迁关于三楚的地理分区，依据的大致是汉初的郡国情况，对每个行政区内部的风俗差异也有说明，按其所述，可列表2如下18。秦末汉初的南阳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司马迁将其摒除出了楚文化的范围，为方便比较，仍列入此表。
由表2所列可见，依照行政区划分的三楚范围与文化区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西楚区的大部属西楚文化区，而东部三县及以东，靠近东楚，属东楚文化区。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元狩六年，析沛郡东部数县与广陵郡数县置临淮郡，这些县邑包括徐、僮、取虑三县及其以东地区。19 此后，西楚区内部属于东楚文化区的部分归入了属于东楚的临淮郡，西楚的文化区和行政区划因此基本重合，且由以下两大部分组成：其一为淮河上中游以北的沛郡、陈郡及汝南郡，包括陈城、彭城等城邑，是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楚人活动最集中、楚文化最兴盛的地区；其二为位于江汉平原的南郡，为春秋至战国中前期楚人的主要活动区。前文提到，在战国晚期秦文化进入后，楚文化影响式微，司马迁将其划入西楚区，反映出秦统一之后至西汉前期，楚文化逐渐回流，在江汉平原地区的影响再度增强。
东楚区包括的齐、东楚、越三大文化区的形成与战国晚期楚国疆域的扩展以及楚文化的进入有着很大的关联。其中，东楚文化区所在的东海郡中南部至吴郡中北部（浙江〈今钱塘江〉以北地区），加上徐、僮、取虑三县及其以东地区，相当于今江苏省大部（除去彭城所在的今徐州市部分地区）至浙江省北部，是吴国的传统文化区。如前所述，越灭吴后，这一地区长期受到吴、越、楚文化的共同影响，至汉初的二百余年间，该地区形成了东楚文化区。东海郡北部朐县（今连云港市西南）及缯县（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一线以北地区属齐文化区，这一地区至战国晚期才纳入楚人统治区，受齐文化的影响更大。钱塘江以南地区向来是越人的活动中心区，战国中期以后才成为楚地，距离楚文化中心区过于偏远，楚人较少迁入，仍以越人风俗为主。
南楚区大致包括了淮河中游以南至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其风俗类于西楚，一直是楚文化的传统影响区域。因与越人有杂处，故其俗又近于越，这是与西楚区的不同之处。
三楚地区分别有各自的经济中心，即司马迁所列的数个都会。西楚区的江陵和陈，是淮北地区和江汉平原两个亚区的中心；吴国故都是东楚区的中心，位于江东地区；寿春和合肥是南楚区的中心，位于淮南地区。其中位于淮水流域的有三个，其他两个分别位于江汉和江东地区，f明楚地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仍是淮河流域，江汉、江东区稍显滞后，这与秦至汉初楚文化的地理分区也较相合。
除此之外，战国中前期为楚文化核心区的南阳盆地，秦末汉初文化演变的趋势与江汉地区完全不同。江汉地区重新吸收了淮河流域回流的楚文化，而南阳盆地地区则接受了北部颍川郡的文化影响，退出了楚文化区。战国末期秦人进入该地区后，楚文化被边缘化，秦统一之后，中原文化影响更大，加之“迁不轨之民于南阳”等措施，使得楚文化于此基本消亡。
比较而言，三楚的社会文化中，西楚区“剽轻，易发怒”，即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南楚与之近似，又有“好辞，巧说少信”，即喜好辞令，擅于浮夸、少有信用；而东楚区与南楚区恰恰相反，“清刻，矜己诺”，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管子》之《水地》、《大匡》两篇有对楚人风俗的描述，大约反映了战国早中期楚地的社会风俗状况。22 《水地》篇云：“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23 说明楚人轻捷果敢、较为狡猾。《大匡》篇云：“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24 说明楚人好文辞，少信用。所谓“轻果”与西楚的“剽轻”之俗较为近似，而“巧文小信”之俗则与南楚的“巧说少信”之风相一致。
综合而言，南楚之俗，在西楚“剽轻”之俗外，又有“巧说少信”之风，与战国中前期的楚国文化相一致，说明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从战国至汉初变化不大；西楚之俗在吸收了战国早中期楚人“轻果”之俗外，摒弃了其巧说少信之风，反映了对前期楚风的部分继承，而“易发怒”应是楚文化进入之前西楚区的文化特点；东楚文化区与早期楚文化完全不同，也与同时期的西楚、南楚文化相异，当是更多地保留了楚文化进入之前的地方文化。
三、西汉中期以降的楚文化地理分区
战国后期，随着楚人的东迁、北移，楚文化分布区不断地向东、东北两个方向扩展。战国末年至汉代前期，其范围囊括了淮河流域、江东地区等地区，《货殖列传》对此有较多的反映。然而，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末年地理文化区的划分来看，这种状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汉志》中有关各地社会文化的内容整合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的“地分”、朱赣的“条其风俗”两篇材料，反映的是西汉中后期的社会文化。其中，关于战国以来楚地文化及其地理分区的内容如下：
陈国，今淮阳之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
史巫，故其俗巫鬼。
颍川、南阳，……（秦）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
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
……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
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南阳好商
贾，召父富以本业……
鲁地，……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
之下相、睢陵、僮、取虑，皆鲁分也。……俗俭啬爱
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
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
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沛楚之失，
急疾颛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
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信巫鬼，重
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
急疾有气势。
吴地，……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
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吴、粤之君皆
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其失巧而
少信。……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25
以上所列诸地区中，南阳为战国中期之前楚文化的核心区；陈、鲁、宋之沛楚，均在淮河以北及泗水流域，是战国后期以降楚文化的核心区，其中，陈、沛楚在《货殖列传》中属西楚的范围，鲁地大约与东楚的范围相当；楚地涵盖了汉中、淮河上中游以北的汝南郡、江汉平原及其以南地区；吴地包括了淮河中下游以南及江东地区。其地理区与文化区的对应状况如表3所示。
根据《汉志》内容，表3列有六大文化区。南阳郡仍属南阳文化区，其风俗在西汉前、中、后期各有不同，《货殖列传》载其在汉初“政尚忠朴”、“俗杂好事”、“任侠”，至西汉中期多去本逐末，好商贾，好夸奢，宣帝以后又去末归本，逐渐殷富。秦汉时期，南阳郡已非楚文化区的范围。鲁文化区的范围大致与汉初东楚文化区的淮河以北地区相当，其风俗也有转变，汉初东楚区“矜己诺”，诚实守信，至西汉中后期“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26。
陈、楚（汉中郡除外）、沛楚、吴四地则是楚文化区的范围。大致继承了汉初西楚区、南楚区的风俗。按其特点，可分为三大亚文化区：
其一，陈楚文化区，包括以战国后期楚都陈城为中心的淮阳国和江汉平原的南郡、江夏郡，以及江南地区的零陵、桂阳、武陵、长沙诸郡国，主要特点是崇信巫鬼。
其二，沛楚文化区，包括淮水上中游以北的沛郡、楚国、汝南郡，风俗特点是“急疾”，这与汉初西楚区“剽轻，易发怒”的特点较为相近。
从地理范围上看，除去江南四个郡国之外，陈楚、沛楚文化区的地理范围与汉初的西楚区大致相当。但陈楚区和西楚区的文化特征已有区别，信鬼好祀的特点更为突出，这实际上反映出陈楚区向秦人入郢之前传统楚国文化的逐渐回归。
其三，吴楚文化区，主要包括淮水中下游以南地区，约相当于汉初南楚区的东部和东楚区的南部，其文化与南楚区较近，受吴、越、楚之风的综合影响。“好用剑、轻死易发”是吴越之风俗，而“失巧而少信”则与南楚区的“巧说少信”之风较为一致。
综合比较《货殖列传》与《汉志》关于楚地文化记载的转变，可以看出，伴随着秦灭楚、统一南方进程的推进，原有各国的文化特点和地理范围均有不同程度的转移，形成了《货殖列传》所记载的分布态势。一百余年之后，至西h中后期，原有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区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重新复原。
其具体表现是，西楚区分裂为陈楚和沛楚两大文化区，前者与战国时期楚人活动的中心区基本吻合，后者大致相当于秦至汉初楚人的活动中心区；东楚区文化原与楚地其他地区文化差别较大，至西汉中后期，受到沛楚、吴楚文化的影响，逐渐被同化、消失；南楚区中，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的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回归到陈楚文化区中，而受吴越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再度成为吴楚文化区的范围。
四、结语
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有着诸多的反复和曲折。伴随着疆土的变更和族群的流动，各个地区的文化逐渐转变。战国后期，秦人入郢、楚都东迁，楚人族群向东、东北方向迁徙，楚文化的地理空间结构发生变化，江汉地区等政治中心区的沦丧使得该地区楚文化不断被边缘化，而淮北、淮泗等政治中间区、边缘区逐渐成为文化的中心区。汉初以降，社会长期稳定，战国后期以来发生改变的文化面貌又有向战国中期以前回归的态势。如本文所述，文化中心区的转移，在各地区社会文化的变化方面有着最直接的体现。以时间为轴线，不难发现，战国时期社会观念中的楚地，指的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楚国之楚”；秦末汉初社会观念中的楚地，指的是以淮泗流域为中心的“三楚之楚”；西汉中后期的社会观念又逐渐回复到“楚国之楚”的认识上。后两个时期的认知在《货殖列传》和《汉志》中有着较为清晰而集中的体现。
注释：
① 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4页。
② 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55页。
③17 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6页。
④25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⑤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⑥ 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周振鹤的《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其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28页；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雷虹霁的《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⑦⑩《史记》卷41《越世家》。
⑧《史记》卷40《楚世家》。
⑨ 参见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3页。
11 郭德维：《从江陵古墓葬看楚制、秦制、汉制的关系》，载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12 李海勇：《楚人对湖南的开发及其文化融合与演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3―64页。
13 《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
14 李零、刘雨：《楚陵君三器》，《文物》1980年第8期。
15 《史记》卷7《项羽本纪》。
16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8 按，本文所述汉代郡国的行政区划，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以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研究成果为准。
19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20 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2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22 一般认为，“《管子》是齐宣王、跏逼陴⑾卵Ч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编辑创作而成”（白奚：《也谈〈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早中期。
2324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1、361页。
26 按，关于鲁、南阳地区风俗的转变，一方面的确是商业兴盛、发展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司马迁、班固对于商业、商人的态度有关，太史公赞赏商业致富的精神，班固则极加贬斥，二人态度的不同对他们记述各地的风俗有一定的影响。
山东画报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老照片》第3辑上发表了巴黎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邱治平先生的巴黎专稿《珍藏在法国的清末民初照片》长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法国阿尔伯-肯恩博物馆地球档案珍藏着法国银行家阿尔伯-肯恩(Albert Kahn)在中国旅行时拍摄的照片1766张，其拍摄时间为1909年、1912―1913年之间。肯恩博物馆已与我国有关方面签署了协议，并赠送我国一套拷贝。邱文还随文编发了肯恩先生于1909年在北京拍摄的5幅民俗照片。第一幅是《逛厂甸庙会的满族皇室》（据作者提供的肯恩行程记录，可以认定，这张照片应摄于190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七）；第二幅是《北京鼓楼大街》，第三幅是《北京正义路日本使馆门前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马车》，第四幅是《北京白云观庙会》（这张白云观庙会照片也应摄于1909年1月28日）；第五幅是《北京东单北大街克林德牌坊》。肯恩在北京所拍摄的照片数量很多，仅这5张民俗照片，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了解一百年前北京人的节日生活、建筑的旧观及其文化内涵，自有其重要的价值。阿尔伯-肯恩除了到过北京外，还涉足过上海、青岛、汉口、九江、芜湖等地，在这些地方都拍摄了当地的照片，其中主要是有关民俗的照片。事有凑巧，今年（岁次庚辰）农历正月初五（2月9日），笔者与好友北京大学教授李明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王之梁相约去逛刚恢复两年的东岳庙庙会，在展览室里有幸观赏到了肯恩博物馆珍藏的一些有关北京、特别是有关长城、东岳庙春节庙会的老照片。历尽沧桑的清代北京城及其世态风情，由于收入肯恩先生的镜框之中，才得以通过时光的隧道，如今仍然历历可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不禁感慨系之。
参观东岳庙庙会上展出的老北京照片时，我忽然想起，就在不久之前，云南一位名叫罗庆昌的民营企业家，曾出巨资辗转从法国翻拍回一批由前法国驻昆明总领事（1899―1904）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1857-1935)所拍摄的清末昆明老照片。罗庆昌在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于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北京向公众公开展出。这位年轻的民营企业家的爱国壮举及展览的成功，为观者击节赞叹。方苏雅的昆明老照片，现已上网，可供网民们观赏了。另据《老照片》第4辑（1997年10月）发表的胡昌健《法国乔治-拉比博物馆收藏的几幅中国历史照片》一文，法国第四大城市图卢兹的乔治-拉比博物馆里，也收藏着旅行家乔治-拉比（1864―1899）于1889年和1892年游历中国时拍摄的一些中国各地民俗风情照片。他随文发表了其中的《通州某衙门审理犯人》、《行刑砍头》、《一个上吊的穷人》、《天津教会教精神病人学纺织》4幅。
在肯恩博物馆的中国老照片和昆明老照片这两大宗法国人拍摄的中国老照片之外，时事出版社于1998年推出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一套4册）。这套丛书是一些西方的汉学界人士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见闻记，书中不乏关于中国问题的见解（当然也有偏见），而在笔者看来，最珍贵的，倒是书中所选录的中国民间生活的民俗照片，以直观的影像反映了清末民初这个历史上发生剧烈动荡的社会的一角。
第一本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英文名Smith, Arthur Henderson, 1845―1932）的《中国乡村生活》，该书初版于1899年。明恩溥1872年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枣庄传教，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通州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国。著有《中国的文明》（1885）、《中国人的特性》（1892）、《中国的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1899）等多种关于中国的著作，还编了一部《汉语谚语俗语集》（1902）。他在华居住近50年，对中国较有感情，是最早建议美国总统退还庚子赔款的人。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深为鲁迅、潘光旦等学人的称道。他在这部书里，用文字和图片记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农村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民俗生活。该书的结构继承了中国古代著作的一个传统：一文一图。每一章一个主题，配一幅相关的照片。
第二本是英国商人立德的夫人艾利西亚-比尤伊克(Alicia Bewicke,1845--1926)著《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出版于1901年），该书也是一部收入了许多民俗照片的纪实之作。立德夫人1902年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天足会，常在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著有《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写的是她随经商的丈夫所到之处（北京、烟台、上海、宁波、芜湖、宜昌、丰都、四川边境地区等）的所见所闻，大量描写了风土人情和民俗生活。作者还特别分出两章写她到处宣传反对缠足运动的经历和见闻。这本书的特点，不仅在于内容的广泛和行文的流畅，更为珍贵的是实地记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城乡的各种民俗事象，宣传革除陋俗。作者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她所拍摄的这些民俗照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俗风貌，成为我们研究晚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比如她拍摄的当年衙门审案的场面，就极为珍贵；根据她的资料，来比较判断我们今天的一些电视剧和电影中的审案场面，就可看出那些导演显然缺乏这类民俗知识的修养。
第三本是英国传教士麦嘉温（Macgowan, John, ？―1922）所著《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1909年出版于上海）。麦嘉温系伦敦会教士，1860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厦门传教。他精通汉学，著有《史》（1897）、《厦门方言英汉字典》（1883）、《华南写实》（1897）、《华南生活杂闻》（1907）等书。作者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像其他汉学家一样，也收入了许多中国民俗照片，作为他的记述的补充和参照，如果没有这些照片，这本书所要达到的效果就完全两样了。
第四本是罗斯著《变化中的中国人》，出版于1911年。作者系美国社会学家，生卒年不详。二十世纪初曾在我国居留，本书就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作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即我国清末民初，时值摄影术发明不久，照相机很快在西方各国上层人士中流行起来，加之旅行家、探险家、民俗学家的蜂起，民俗摄影渐成气候。但国人对此道还很陌生，即使一些出使外国的外交官和维新思想家，使用照相机从事民俗摄影的人，也属凤毛麟角。关于这一点，在钟叔和主编、由岳麓书社于八十年代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一个佐证。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锁闭的中国的门户，同时也传来了西方的文化。“西学东渐”是好是坏，成为一个国人长期争论的问题。
【关键词】民俗旅游线路；吉林省辽源市；农民画；满族剪纸
近年来，民俗旅游作为一项高端的文化旅游，让旅游者体验民俗旅游活动，满足了旅游者参与的心理，了解独特的地域文化提供了其他旅游资源不可替代的条件。民俗旅游以鲜明的民俗特质、独特的文化内涵、浓烈的原始气味，显著的地域差距、欢愉的生活情调及丰富的表现形式，对旅游者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和感召力。
一、吉林省民俗旅游情况
吉林省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大致包括满族民俗旅游，以伊通满族自治县为代表，民俗风格包罗万象，建筑方面有口袋房、万字坑等，民族服饰方面有旗袍、马褂等，食品方面有粘豆包、黄米火勺等。此外，还有传统的婚丧嫁娶，萨满腰铃舞等；朝鲜族民俗旅游，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为主要分布，朝鲜族的民俗活动极具特色，农乐舞、跳板、秋千已于2006年6月入选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食品方面种类繁多，如打糕、冷面、松饼、酱汤、狗肉、辣白菜等都对旅游者极具吸引力；蒙古族民俗旅游，以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代表，除了蒙古族传统摔跤表演外，还有草原斗马、马术等表演，食物方面则开发了全羊席、全鱼宴等；另外，关东民俗文化旅游，囊括了东北二人转、农民画、纸画、根雕等。
二、开发吉林省辽源市民俗旅游线路
吉林省辽源市的旅游一直以自然景观，佛教、道教建筑等为主要旅游景点，旅游景点虽有地方特色，但不成系统。特别缺少专门的民俗旅游线路。本文旨在通过重整的方式，将原本辽源市的零散景点系统化，建立一条适合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旅游开发的民俗旅游线路。
辽源市位于吉林省中南部，地处东辽河、辉发河上游。满清时期曾是皇家“盛京围场”，康熙皇帝曾钦“皇家鹿苑”。辽源市特有的地域文化，为建立旅游线路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另外，辽源市距离吉林省会长春100公里，距离辽宁省会沈阳200公里，距离黑龙江省会哈尔滨300公里，距大连港500公里。辽源市分别与四平市、吉林市、梅河口市、辽宁省西丰县相邻。这构成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根据辽源市的地形分布，合理制定了符合辽源市实际的民俗旅游线路。东丰农民画馆——辽源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辽源市西安区民俗艺术馆——东辽县满族剪纸。
（一）旅游线路第一站——东丰农民画馆
东丰·中国农民画馆于2011年10月11日正式开馆，建于吉林省东丰县西城区，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886平方米，总投资3580万元。画馆已成为国内独具特色的一流农民画展馆，馆内陈列东丰农民画精品一千余幅。东丰农民画以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关东情为养份，以农民生活为源泉，形成了东丰民间绘画创作之路。作品以古老的民间美术形式来表现当代世风民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以田间农耕、上古神话等内容展现了东北的民俗文化。此外，还有满族生活习俗，如：晚上睡觉头朝外，身穿皮袄毛朝外，腰里扎个大腰带。东丰农民画不仅有参观的价值，其画作为民俗旅游商品也极具收藏价值。
（二）旅游线路第二站——辽源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
辽源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位于长白山余脉辽源市寒葱顶国家森林公园内，东丰县沙河镇庆余村六组。建筑面积15公顷，规划占地面积150公顷。民俗园将关东情和白山黑水的历史文化融一体，园区突出辽源市的最早历史，从满清盛京围场、皇家鹿苑、关东和满族文化为特点，建立了关东老城、关东古镇、关东古村落、民俗博物馆、满族风情街等有特色的场所。文化园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辽源市的旅游业发展。
（三）旅游线路第三站——西安区民俗艺术馆
西安区民俗艺术馆，建筑面积120.63平方米，目前主要以民间艺人韩秀梅老师创作的东北民俗系列泥塑艺术作品展示为主，展出的泥塑作品有300余件，包含东北民俗、民间故事、萨满文化、名人漫塑、矿区文化等系列主题。泥雕作品活灵活现，生动刻画了当地的民俗文化。
（四）旅游线路第四站——东辽县满族剪纸
东辽县满族剪纸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剪纸作品以粗犷、奔放见长，地域性民间艺术元素鲜明，满族民俗文化痕迹清晰，堪称东辽河畔璀璨的瑰宝。2007年东辽满族剪纸被吉林省人民政府列入吉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东辽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剪纸）之乡。农民艺术家，通过一张纸和一把剪刀形象、生动的剪出反映满足文化和关东文化的人物、动物、劳作场景等。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动手尝试剪纸艺术，充分体现游客的参与性。另外，游客也可自行购买自己喜欢的剪纸。
本条旅游路线不仅满足游客的视觉观赏效果，而且还为游客提供了体验的机会。通过辽源市民俗旅游线路的开发，除了能够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外，还会为地方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促进当地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民俗旅游纪念品作为旅游线路中的附属品，既传承了民间艺术同时也成为宣传辽源市文化产业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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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哈尔滨冰雪节传统民俗节上，惊喜看见了大姑娘叼个大烟袋模拟的情景，赢得了很多南方人和年轻人的好奇，纷纷拍照留念，我的思绪也踏着逆向的时光遂道找寻那遥远的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看见过祖辈人的人，大多都抽大烟袋，也看见过没有过门的大姑娘叼大烟袋。那个年代东北农村的每家的炕上，都有两个纸做的“笸箩”，一个是妇女做针线活用的“针头线脑笸箩”，另一个就是装旱烟的“烟笸箩”。抽烟和做针线活一样，是每家妇女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两件事。客人来串门，女主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推到炕头上坐，然后，给你装上一袋烟，送到你的嘴边，你抽她也抽，烟雾撩绕，边抽边唠嗑。抽好叶子烟，是待客最高贵的礼俗。烟袋也显示出家庭的富裕程度，最讲究的烟袋嘴和烟袋杆，有铜的，有玉石，有玛瑙的，烟袋杆也分很多种，每个家庭都以有好烟袋为荣。按理说，待嫁的大姑娘，是最文静娴雅的，可是，由于她们从生下来就受家庭“烟熏火燎”环境和风俗影响，天长日久也就慢慢地学会“故捣”烟了，很快就加入了“烟民”之列，叼上了大烟袋。外地人看见了感觉出奇，就总结出这一怪：大姑娘叼烟袋。可见当时东北吸烟风习之盛。
据考，大姑娘叼烟袋始于满族建立的清朝。东北是满族旗人的聚集地，旗人当时是统治阶级，他们生活优裕，特别是未出阁姑娘们在当时都有选妃的机遇，很受外族人尊重。她们平日不操持家务，整天闺锁家门，寂寞无聊，就开始抽烟解闷。形成了“旗人姑娘真叫怪，嘴里叼个大烟袋”的形象。满族姑娘在出嫁的时候，一杆精致的旱烟袋是必不可少的陪嫁妆。这样，这种习惯和风俗就传下来了。旧时满族家庭的“规矩大”，伺候公婆的儿媳，晚上回自己房间休息之前，要给公婆装一袋烟并点着后才走。第二天早上在给公婆“请安”时，第一件事也是装烟和点烟，可见满族姑娘叼烟袋的功夫在结婚以后派上用场了。就是现在，在东北农村婚礼上，还有一项“装烟礼”，新娘子在拜完天地之后，在拜见婆家亲友长辈，要为其点上一只烟，接受烟者的长辈还要给一定“装烟钱”做为见面礼。
大姑娘叼烟袋也是特殊环境因素的产物。东北地处酷寒地区，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男女老少都要上山打猎、下水捕鱼，在地里种田，在草原上养畜，由于蟒蛇等经常出没在森林，田野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咬”“瞎艋”蚊子等飞虫，它们基本都害怕烟和烟袋油子味，用烟防蛇及飞虫，成为人们常用的自卫方法。
大姑娘叼大烟袋还是女孩子崇尚阳刚之美的心理表现。东北的汉子性格豪爽，大姑娘也不例外，叼上大抽烟更增添一股豪气，你男子吸烟，女人差啥，你的烟袋杆长，我的烟袋杆比你还要长。争取“半边天”，妇女求解放大概还是从东北的大姑娘开始的吧！一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崇美的标准，我们无法用今天崇美的标准去衡量那个年代的人。对吧！哈哈——
东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不但风光秀美，也有一则则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对东北民间故事进行英译不但能吸引外国游客，提升旅游景点的知名度，传播区域文化，还能发挥教育作用，净化游客的心灵。
[关键词]
东北民间故事；英译；旅游文化发展
一、引言
伴随休闲时代的悄然而至，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白天看神庙，晚上睡大觉”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在旅游中感受别样的风光与风俗。正因如此，东北旅游业蓬勃发展。东北地区风光俊奇幽秀，大自然匠心独运，为这里创造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自然景观。境内诸如五大连池、长白山、镜泊湖、鸭绿江等旅游景点更是以旖旎的山容水态吸引着中外游客。为进一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各景点在旅游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努力，争取为游客提供最佳的旅游条件。然而，景点能够吸引游客的绝不仅仅是那一片青山，一涓细流，还有这山水背后流传于民间的一则则或欢喜，或忧伤，抑或神秘的民间故事。正是有了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注入到旅游活动中，才会让游客在眼观美景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有更大的收获。据预测，截至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每年来中国旅游、参观的外国游客将达到1.37亿人次。让外国游客在欣赏东北地区绝美景色的同时感受到各个景点背后独具东北特色的民间故事及故事中蕴含的地方风俗文化，获得精神层面的享受，是目前东北地区旅游文化发展的缺失。本文将探讨东北旅游业精神文化之一———东北民间故事的英译对东北地区旅游文化发展的作用。
二、东北民间故事英译在东北旅游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一）吸引外国游客，提升旅游景点知名度
对于旅游景点知名度的提升来说，了解游客的旅游信息获取渠道至关重要。对来华外国游客的调查研究显示，他们获得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为指南手册（Guidebooks），其次是利用互联网进行搜索或采纳亲友的建议，少数来华外国游客从旅行社获得旅游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杂志获得信息的游客占比最小。然而无论是上述何种旅游信息获得渠道，都只包含对旅游景点的笼统介绍。以在国外出版的《中国旅游手册》（ChinaTravelGuide）为例，书中简单介绍了旅游景区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主要景点、风土人情等信息，让外国游客对景点有了基本认识，但若要达到吸引游客，使其心生向往，决定动身一看的目的，恐怕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其实，就东北地区而言，诸多的旅游景点背后蕴藏着动人的民间故事，关于长白山、五大连池、镜泊湖的民间故事彰显着东北地区的旅游价值和人文精神。将这些民间文学宝卷进行英译并适当体现在旅游信息中，将自然之景与文学之美完美结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让外国游客在阅读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民间故事后，产生强烈的观赏心理，从而慕名而来，会大大提升东北地区的旅游知名度，让东北地区的旅游产业更具区域特色与文化特色。
（二）传播地区特色文化，助力旅游业发展
今天的外国游客对来华旅游的期待已不仅仅是饱览自然风光，他们更多的是想要身体和灵魂共同行走在路上，通过旅游了解历史、文化、民俗、饮食等方方面面，而民间故事无疑是这些信息的重要载体。当游客用眼睛去感受美丽景色的同时，景色背后动人的民间故事让游客们大饱耳福。这些故事以它们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特点传播着东北地区特有的地方文化，而将这些故事进行英译，无疑为外国游客了解东北文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方式。想必来东北进行民俗旅游的外国游客都欣赏过东北民间文艺的一枝花———大秧歌。这种文艺形式以其颠浪的乐曲、夸张的造型、诙谐的舞蹈动作引得一波波外国游客观看甚至参与其中。据民间故事记载，东北在古代为满目荒凉之地，人烟稀少，远离朝廷，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方式单调。历代的统治者都把这里定为发配犯人的“远恶军州”。根据当时制度规定，有的官员一人犯罪甚至牵涉家族数百人。这些人在如此荒凉贫瘠的土地上生活艰辛，困苦难熬，加之苦役劳累，娱乐生活极其单调。渐渐的，有人便根据舞蹈动作，创造出一种边唱边跳的舞蹈形式———唱秧歌，缓解远离家乡和艰苦服役带来的身心上的疲惫。然而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即便通过观看和亲身参与，他们也无法理解秧歌中传递的民俗文化。因此，将关于秧歌起源的民间故事进行英译，让外国游客从历史的角度感受起源，在现实的空间体味艺术，必将带给他们更饱满的民俗旅游体验，进而达到传播东北地区特色文化，助力旅游业发展的目的。
（三）实现道德教化，丰富外国游客精神生活
民间故事之所以被认为是实施教育活动的重要工具，是因为这种大众化，甚至不流传于纸面的文学形式承载着民族精神、道德传统、审美观念等等。它们总是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故事传递着善良、勇敢、勤劳、对抗邪恶的正能量。吉林省境内的长白山以其“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然而那则关于长白山起源的民间故事，他们鲜有耳闻。很久以前，长白山树木丛生，景色绮丽。有一年，突然来了一个吃火的恶魔，火被吃了，长白山变冷了，山上的各种生命不复存在。人们想尽各种办法，都没能压制住火魔。一个17岁的日吉纳姑娘，为了除掉火魔，救自己的民族，飞去天庭请求天帝的帮助。天帝告诉她，火魔张开大口喷火时，她要带着冰块钻进火魔的肚子，把它的心冻僵，这样它就不能喷火了。日吉纳姑娘丝毫没有犹豫，回到长白山就按照天帝的指示钻进了火魔的肚子，火魔被困住了，长白山恢复了往日的丽峰秀景。只是16峰顶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池子，水影清澈，这便是长白山天池。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这则关于长白山的美丽的民间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中传递了民众挑战邪恶、果敢坚毅、勇于自我牺牲的正能量。将承载着这样道德观念的民间故事进行英译，生动地呈现在游览长白山的外国游客面前，那么留给他们的，将不仅仅是眼前的白色浮石、千年雪松、湛蓝天池，也有这背后深刻的道德教化和对于东北人民良好品德的感叹。
三、结语
东北民间故事是一种庞大而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东北地区的区域特色、民众的道德情操，在这些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为游客的旅途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民俗感、神秘感、新鲜感。而将这些民间故事进行英译，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旅途中，他们将获得更丰富的旅游体验，感受更宽广的旅游文化外延，东北旅游业也会向国际市场进一步迈进。
作者：张严 杨艳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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