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乔四的故事范文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1

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为商业资本家乔致庸所建。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从高处俯瞰，整体为双“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筑。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磨砖墙内，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上，都有通道与堞墙相连。全院以一条平直甬道将6幢大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内有园。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门窗、橡檐、阶石、栏杆等，无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院内砖雕，俯仰可观，脊雕、壁雕、屏雕、栏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鸟兽、琴棋书画为题材，各具风采。这里还是祁县民俗博物馆，以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丧礼仪、农商活动为主题的42个展室，2000余件展品，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旅游界素有“旅游不到乔家院，枉来山西走一遍”之说，而考察建筑工艺，又有“皇家看故宫，民宅数乔家”的说法。这里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

渠家大院位于祁县城内，距乔家大院5公里，原为清代著名商业金融资本家渠本翘的宅院。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就是以渠家为原型创作拍摄的。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占地53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为五进式穿堂院落，共有3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典雅精巧。内有晋商文化博物馆一座，采用原状陈列和系列展出相结合的办法，运用实物、图片、模型、雕塑等手法，配以声、光、电等现代化科技手段，揭示晋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曹家大院坐落在素有“金太谷”之称的太古县北光村，是晋商巨富曹氏家族的一座宅院。建筑风格独特，是我国北方近代民居建筑的珍品。从远处看，这座宅院呈现“寿”字型，外面雄伟高大，形似城堡，在周围低矮民居建筑中格外醒目，整座院落，院中有院，院院相连，布局严谨，其间有精湛的雕工绘画艺术，非常精美。曹家大院不仅以其雄伟壮观的建筑名闻遐迩，而且有无数珍品深藏院中。

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村北端黄土丘上。建筑规模宏大，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达34450平方米，相当于乔家大院的4倍。为晋中地区最大的村庄，村内除“九汉八堡十八道巷”外，尚有五里长街一条。王家大院不仅是一组民居建筑群，而且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博物馆。布局构思独特，结构合理，艺术精湛。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兽吻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构思奇妙，造型逼真，精工雕造，独具匠心。这里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美。与此同时，绘画、书法、诗文熔于一炉，人物、花卉、禽兽汇于一体，姿态秀美，是晋中民居中的一处奇葩。

何家大院位于祁县何家，在县城南街路东，明末清初名人戴廷式曾在大院内建有丹枫阁，除珍藏书、版、字画外，又是傅山、阎若璩、顾炎武、阎尔梅等反清志士和学者聚会的地方。院门为砖木结构挑角门楼，下置八仙石砖，里施木雕垂花门。进院门由西向东是条百米长的青石甬道，甬道南是车马大院，甬道北是两座楼院。东面的明楼院是里十外三的双进四合院，院中部以过厅分隔。里院中又筑花栏，分隔为二庭院，东西约6米，用方砖铺地。北楼为主楼，二层楼房。前有出檐设廊，砖砌窗户外圆内方，七架木结构房顶，木构件上都雕有吉祥花纹，建筑工艺十分精湛。西面的称筒楼院，拱形大门，入门庭院中有戏台一座，平时可作住房。进院便是里五外三的四合院筒楼院。有筒楼5间，为砖木结构建筑，单坡顶、门窗均为砖砌拱形，也是晋中住宅的典型建筑之一。

常家大院位于榆次车辋常家，不仅规模宏大，气势宏伟，还是木雕、砖雕和书画等艺术门类荟萃的场所。《常氏家乘》记述，榆次常氏于清光绪初年，在车辋村大兴土木，占地200余亩，建住宅1500余间，形成了常家大院建筑群。村西南隅，兴建了6个大院相连的石头巷，与乔家大院相似。村北建成毗连的20多个庭院，人称车辋后街。在后街的东北隅，建有北祠堂，庄严肃穆，门庭外环以石廊，仅此即耗银两万两。当年，晋中一带有“乔家一条巷，常家两条街”的说法。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2

堪舆从字面的解释是“坐在车上观山景”――听起来好像《空城计》的词儿。诸葛亮的《马前课》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总之是“俯仰天地，取诸怀抱。”

也有说法，“堪”意通“勘”有勘察之意；“舆”本指车箱，有负载之意，引喻为疆土与地道。所以堪舆有相地、占卜的意思。古人认为，堪为天道，舆为地道，堪舆为天地之道，其地位很高。堪舆为体，风水为用。

堪舆是周易体系中的上层建筑，与风水相比，堪舆在朝，风水在野；堪舆台阁，风水江湖；堪舆占形势，定方位，风水借形势，改方位；堪舆师通常为儒道大宗，风水师却鱼龙混杂；堪舆学术精粹，秘传甚多，风水庞大芜杂，良莠不齐。

周易是一种思想，堪舆则是思想体系中实现思想的方法。周易期待代替天地完成“大仁”，求得和谐根本，而堪舆则是在求仁得仁的过程中体会天地壮美，融入其中，说归于混沌也好，说法天象地也行，总之都很自然。

堪舆与西方占星术

中国文化也很人文人本，只是被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搞残废了，不然西方哲学很难占上风。

西方占星术很容易吸引90后甚至OO后人群，因为来自微观。堪舆则来自宏观。

占星术从结果中推出概率，堪舆从概率中推出结果。

占星术从外向内让人感觉到世界的美，堪舆从内向外让人感觉世界的美。占星术因美而善，堪舆因善而美。

占星术让人来改变自然，堪舆让自然来改变自然。

堪舆的内核是《易》，不过有人认为堪舆多管闲事，是旧世界迷信，阻碍了中国人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的创意和天才想象――说这些话的人，恐怕多数是接受西方思想体系的，没时间了解堪舆和易体系的玄妙精微。

山西的深宅大院

正统的堪舆，是一种关系，一种影响结果的因素；所谓的“气”，应该是一种相当于磁场的“场”，“场”存在，就能改变一些事物，产生“易”。

人们认识世界在改造世界为自己服务。《周易》革卦，彖日：“巳日乃罕，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侮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就是改造，人们只有改造环境，才能创造优化的生存条件。虽然这在堪舆中稍稍落了下乘，但也算苦心经营，毕竟天造地设的洞天太少了。

改造风水的实例很多，四川都江堰就是改造风水的成功范例。岷江泛滥，淹没良田和民宅，一旦驯服了岷江。都江堰就造福于人类了。北京城中处处是改造风水的名胜。故宫的护城河是人工挖成的屏障，河土堆砌成景山，威镇玄武。北海是金代时蓄水成湖，积土为岛，以白塔为中心，寺庙以山势排列。圆明园堆山导水修建一百多处景点，堪称“万园之园”。

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老巢，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长治西白兔乡中村的申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都是晋商传之子孙的杰作。

晋商是中国很奇特的人群，清末国运衰竭的危难情况下，盐、茶生意照样如火如荼，尤其驼道上的茶叶生意，让俄国商人吃了大苦头。他们实在，敢拼，有魄力。若不是后期被追囤地以及相关产业被民国前后不断的革命闹腾光，恐怕还不至于萧条。山西的大院，也多少体现晋商的波动起伏。

山西大院多半南北坐落，却东南开门。这并非走偏门，而是为了青龙朱雀引入，走财兴旺。当地称之为“抢阳”。不过这种抢阳却让晋商后面的行为中略微自相矛盾――晋商外出，当仁不让，定然名播天下，而一旦从行商变成地主，家业便很难重兴。

不过东南开门也有好处，可以让晋商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做生意，因此晋商之名，天下震动。祁县乔家大院乔致庸的汇通天下，无疑是这一风水结构的受益者。

他们房间的床榻也大都安放东南，有着很强的自我暗示意味。另外，正因南北院落东南开门，而且南北结构偏狭，因此注定晋商的白虎凶煞位很难好好应付，一旦乱世，官司口舌不断是免不了的；另外，青龙位略狭，也说明生意变动很大，跌停涨停很难说。

不过这种结构也会带来一定好处，比如东南开门对壬癸水有所触动，故此，山西晋商圈子通常很重视教育文化等事，比如乔家就在包头、乌兰巴托等地设置员工培训基地，隐隐有了现代企业拓展训练以及职业学校的形态了。聪明优秀人才的培养，让晋商群体层面无形壮大。

不过山西大院外墙过高，却又造成自我封闭的格局。晋商对自己过于苛刻也容易影响向外看的眼光。

盛世还好，乱世则容易招致颓败。

此外，晋商大院格局主屋基本都是单坡顶，表面看起来是为了防御以及防风，或者肥水不流外人口，但深层的堪舆思路却是：主屋拱立，厢房若无水，则陷于空山寂寂，流水无情的格局，对财运影响很大。因此不论如何，也要把水引进来。另外，若是在大院外侧修护城河，一来和邻里生分，另外很是担心官府会记录在案，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对景儿的罪状。

乔家大院的风光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乔家大院座西向东，山位为酉兼辛；立向为卯兼乙。

酉山卯向为财局，大门在东南，则是金火通明，凭借柔和刚强毅力克敌攻坚，取得南方财运。而乔致庸的汇通天下正是在东南方获得巨大收益。

乔家大院北面三个大院，即逆旋八卦，由震卦(东方)、坎卦(北方)、乾卦(西北方)依次由正东向西北逆时针逆旋排列建造；南面三个大院，即顺旋八卦，由巽卦(东南方)、离卦(南方)、坤卦(西南方)依次由东南向西南顺序排列建造，最终交会于兑卦(正西方)。这是一种按照“太极”运行轨迹建造房屋的方法，属于古代高层次建筑规划师所为。可见山西大院主人们对居住的精心打磨。

《易经》堪舆哲学不但重视九、五、六、八等数字数理；对“三”数也非常强调，认为天地万物根源，均包含“三”的数理规律。

元朝北京城是由刘秉修和郭守敬两位天文学家规划设计的，明清时又经过多少代著名规划设计师的补充和修改。紫禁城愈来愈规模浩大，同时规划设计也更加合理和科学化，但众家的共同理念依据是“洛书”象数。九位数为南为人，设天坛、先农坛在此；一位数为北，置地坛于此；三位数为东为日，当设日坛：七位数为西为月，应置月坛；四坛中央是五数，为皇城所在。其主导数为“九”为天。关于用“九”例子，在故宫

建筑设计中，比比皆是。可见河图、洛书文化，在中国古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在中国古建筑营造中，只有皇帝才能用“九”、用“五”；一股中下层阶级只能用“三”。祁县古城为三重城檐，县衙门为三开间，佛寺道观设三大殿；园林亭子多三重檐，院中有三重门；建筑小品中有三叠泉；乔家大院的“三进五联环”院落：进正房需登三次三阶台阶，十三个头的旱斗子等等，均是“三”数在主导一切。

乔家大院的正房，多按坐北朝南布置，主要考虑采光需要。宅院内东西南北都要建房，称“宅俱全”。

另外，引申含义却相当韬晦：坐西向东。利用西方杀气冲击本身正位，就算有财也要乖乖听话。也有个“潜龙勿用”的道理。

现代版本的翻译都认为潜龙勿用是“时机来到，如龙潜深渊，应藏锋守拙，待机而动。”很明显这里“勿”的意思是“不”。

但是在古代，“勿”却还有非常多的意思，我们查《康熙字典》可以找到“《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遽称勿勿。”“勿”就是旗帜，大夫、士所建旗帜，半赤半白，用来麾集人众。那么“潜龙勿用”的意思就是：“有道德有文化的人会像一面旗帜一样聚集众人，得到众人的拥护和爱戴。并能产生榜样的作用来引导大家。”看来乔家大院的学究当真不少，至少能借助大院的格局，说出这些话，而这些正是商人们非常迫切的人才观与自我标榜。

远远不止!《集韵》中的解释。“勿，又通作物。”如果这“潜龙勿用”中“勿”做“物”解的话，意义就跟乔家大院非常相似了，后来在元代周伯琦的《六书正伪》中查证：“勿，事物之物，本只此字，后人加牛以别之。”所以“潜龙勿用”之意为“具有天地之仁爱和能洞明世事的人，会利用万物，充分体现其存在的价值。”

看看，晋商不但懂得做生意，对格物致知倒也明察――虽然可能是先生帮忙鼓捣出来的。

看起来只是“山西老抠能聚财”，但每个字都有讲究――山则聚气；西东则不冲击青龙位，向官府表示诚意；老则是谋算深远；抠虽然难听，但也是现代企业标准化管理雏形；聚财云云，则从大院的结构，可以推演出房子主人是多么小心谨慎格物致知，一门儿心思做生意。

东方的感悟体系

勾心斗角，本来是古代建筑中含有易哲学的技术。而《易经》，在古代则是《周易》《连山》《归藏》的总称。周易是天人总纲，连山是堪舆，归藏是术数。可惜后面两个失传，估计是秦始皇以及汉武帝干的坏事儿。

“勾心斗角”的本来意思。以一根承重柱为中心，周围支梁都采用一种“勾”的方式嵌在承重柱上，而每个角都像“戈”在争斗交架在一起那样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而且有效的建筑方式，从秦一直用到清，哪怕是世界最大的木质建筑――故宫太和殿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没有用到一颗铁钉，这可以称之奇迹。可是数千年过去，却没有相应的理论延伸――高手们都忙着给天家打短工去了。这可怎么得了?

东方的感悟体系被西方远远抛开也就这几百年，而西方就获得如此长足的发展。虽然2012之后，被称为太阳系准则的某些文明可能如期而降，那时候中国体系的易可能会成为普世哲学，但至少我们在此之前也已经吃亏三百年了。

不过要是从文明来看，中国的感悟体系衍生出来的琴棋书画等，的确是西方难以企及的文明高度。齐白石作品已经逐渐超越毕加索梵高就是证明，卡斯帕罗夫被学围棋的少年改行国际象棋之后几年就逼和也是证明，鹅毛笔乃至钢笔连西班牙人都认为粗鄙不堪，中国书法当然是西方无法模仿的，钢琴小提琴交响乐的感官能否赶得上古筝的震撼?网络上经常说：“再牛逼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

堪舆同样也是东方感悟体系中的高山，只是因为易经过于大逆不道挑战皇权，故此被镇压之后只好乖乖在民间忍耐。低下的地位和谋生环境不得不损害了易经、堪舆体系的发展――哪怕是伴随在皇帝身边的高人也不敢多嘴。

堪舆来自易经，兴于道教。道教主张“重人贵生”(尊重生命，善待万物)，堪舆就是能够完成愿景的手段。

《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字面意思是天地本就没有仁慈，不会偏爱人或者牲畜花草，在天地眼里全部和用草扎的狗一样。世人不解其意却蔑老子言语刻薄，以为是郭德纲来了，可老子的真正意思是：不因为有人的存在就轻视了猪狗等世间其他的生命，殊不知这才是天地真正的仁爱。

堪舆就是这种求和谐的易文化。

堪舆的和谐观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句诗是讲述汉文帝刘恒深夜召见学者贾谊秉烛夜谈，询问内容不是治国而是鬼神的故事，用来讽刺统治阶层的不作为。李商隐对汉文帝刘恒很有意见，觉得他还不如穿越到现在，写一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好了，何必这么唠唠叨叨?

但是李商隐还是高度不够，汉文帝出身寒素，当然知道治理苍生的重要性，不然怎么能开创“文景之治”?但人治苍生，天地谁来管?实际上汉文帝很可能召见贾谊，询问关于长沙那边长江水系综合治理之类的事情，可惜贾谊不是李冰，没有都江堰的本事，可能瞠目以对，然后劝皇帝“您还是消停点吧。”

古今代沟，大抵如此。

堪舆研究的就是调节天地中不合理的“场”，给人类一个合理的居住“场”。不合理的气场，通常是人类看不到的空间。比如山西地下矿藏丰富，而这是堪舆很忌讳的事儿，但为什么山西人居没受多少影响?煤矿的前身是生物遗骸，而且是相对稳定的遗骸堆积，故此场并不强烈刺激人，相反对人还略有激发。而要是重金属矿，那就难说了。

所谓鬼神，就是不适合人居的“场”，体现出的能量波动。汉文帝用心良苦，却被李商隐这位暗恋道姑的文人风言风语，看来八卦自古都不让上层建筑喜欢啊。

堪舆是“极其丰富全面的了解勘察”，是寻找规律的过程。比如两个人猜拳，除非你如江湖骗子必读的《英耀》般察言观色，通常都会判断这是一种无序。

了解物理的朋友会想到一些东西，是什么?不错!“薛定谔猫”，大名鼎鼎的“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除非进行观测，否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堪舆学告诉我们：除非进行极其丰富全面的了解勘察，否则一切答案都不是真实的。

佛学告诉我们：因果，无因即无果。

法家告诉我们：对于不讲道理的，就无需讲道理，棍子和绳子是最好的办法(对付无序最好的办法也是无序)。

道家告诉我们：无可以生有，有不可以生无。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3

作为一个似乎与乔家大院很有缘的乔姓人，我对乔家大院更感兴趣，很久以前，我就有一个美好的夙愿，到乔家大院去看一看。去年冬日的一天，一次赴山西学习的机会，使我如愿以偿。

大巴刚刚在乔家大院附近停下，我就萌生出一种难以明状的亲切感，周围到处是挂着“乔家大院”牌子的饭店、商品房，同游的人边风趣地说“到你家了”，我一边兴高采烈地回应着，一边来到了乔家大院的正门。它的右方挂着不太清晰的“山西AAAA级著名旅游景区”的牌子，顾不上照相，便迫不及待地随导游走进了这一个神秘而又真实的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旅游景区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是山西4A级著名旅游景区。我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乔家大院建筑注释：“内分6个大院，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布局宏大，工艺精美，观其外，如城如堡，高大雄伟；察其内，如宫如殿，富丽堂皇！所以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北方居民建筑的一颗明珠”。并有“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刚走近乔家大院，我就产生了许多疑问：乔家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势力？盖如此豪华的住宅？带着这些疑问，我便请导游介绍：乔家原是清代晋商巨族，发迹于清乾隆初年，衰微于民国末年，前后称雄包头商界200余年，故有“先有夏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誉。盛极时，统领几十个字号，横跨几百万平方公里，拥资千万两白银，可以说财大势雄！在乾隆至民国的200余年间，乔家几代东家和掌柜在北中国商界、金融界呼风唤雨，真可谓弄尽风流！

走进乔家大院，给人一种感觉是那么清新秀丽，古朴典雅，青砖灰瓦，雕梁画柱，十分的雍容华贵。标准的清代四合院建筑，错落有致，井然有序，整个设计呈“双喜字”形状；屋顶排瓦煌煌，美不胜收；门楼斗拱翘然，妙不可言；院墙壁垒巍巍，高不可攀。沿着用青砖铺就的甬道走进乔家北院，两座主楼坐北朝南，名曰明楼，巍然矗立，傲然俯视，其高大之形，如山如岳；其雄霸之气，如君如王。远望明楼，卓然、蔚然、超然，雄大雄伟；近看明楼，砖雕、木刻、彩绘，精湛精美；上悬“光前裕后”匾额，彰显出主人雄视千古的大气。走进楼内，古朴典雅的装饰映入眼帘，特别是后墙东西两侧的两挂门帘，更加引人注目，导游讲：这两挂门帘后面并没有门，它后面只是主人设计装修了像门一样的两面镜子，这样既显得室内空间比较大，又使来客以为还有两间卧室，真是构思巧妙，独具匠心。最后导游卖关子地说：这就是我们当地的一句成语“墙上挂门帘——没门。”

走进乔家南院，布局宏大，结构精妙，如园林之优美，如宫殿之辉煌。特别是屋顶护栏和墙壁门头上的雕刻，更是引人入胜，美轮美奂，欣赏价值极高。砖雕葡萄，枝壮、叶茂、葡萄繁，鲜美鲜活，真乃砖雕之神品。砖雕兽头像，其状特异，非常兽之形；其态特异，非常兽之神。其天兽耶？其仙兽耶？砖雕小门，雕饰精美，颇为雅气；冠名“洞达”更见雅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还有两幅书法极品：一幅乃赵铁山书法，此公乃乔“在中堂”主人乔致庸孙婿、近代著名书法家，文章美，书法美，砖雕也美。另一幅就是百寿图。是乔“在中堂”的孙婿、近代著名学者、篆书家常赞春用篆字书写，能工巧匠雕刻于墙壁上，百寿图还配了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相传是清廷陕甘总督、军机大臣左宗棠来乔家时撰写。

走出乔家大院，察今思古，触景生情，感到此行不虚，受益匪浅。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4

在村西头半坡上的一处平地上，矗立着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式建筑，这便是乔氏祠堂。在前厅内，我们看到两侧墙壁上均镶嵌有碑刻。其中，乔氏重修家庙碑有两座，分别制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和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碑刻上方的两块匾额，一块上书“家声丕振”，另一块上书“节孝慈惠”，两块牌匾均写于民国时期。院子最里的土崖下有一孔砖拱窑洞，是祠堂里最重要的地方，是旧时乔家人祭拜祖宗的场所。

祠堂北边坡地上是一座座乔庄民居。乔庄现有古建筑百余间，保存较好的窑院式独立宅院有10所，都是背山面沟，依山凿窑，四周盖房，环围成院。如今，许多宅院前，还搁置着过去使用的石碾、石磨。

旧时乔家分东、西两个大院，每个大院由多个小宅院组成。为了便于管理和防止匪盗入侵，各个小宅院又有独立大门。如今，其他几座大门已不复存在，只有东院的石门孤零零地伫立着。

如今，村后的山坡顶上还保留着一座土寨，居高临下，有多孔窑洞。旧时，如遇战事，村中老少躲进寨内，青壮年上寨顶防御。岁月更替，眼下只剩下残缺的寨墙和荒草丛生的窑洞。

故 事

乔家祖籍山西，明朝初年迁居洛阳铜驼巷，随后其分支又迁往多处。当时，迁往孟津会盟一带的乔允升，为乔庄乔姓人的七世祖，曾官至刑部尚书。至清代乾隆年间，乔氏一支才把家搬到乔庄。乔庄人世代以耕读为生，勤俭治家使家族不断兴盛。此外，乔庄人世代热衷医道，几百年来，这里成长起多位中医名家，因此乔庄还被周围百姓称为“大夫窝”。

现在，乔庄大多数人已搬离山沟，选择平坦、交通便利处建造新房。但这里的古树老宅、田园风貌，吸引了国内众多美术界人士和学生前来创作。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2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的写生基地。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5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中国军事史上赫赫有名的“赤壁之战”，又称“赤壁鏖兵”，其熊熊的火光不仅照亮了许多雄姿英发的人物，改写了三国时代豪强纷争的历史，而且催生了不少怀今吊古的诗篇。晚唐时号称“小杜”（杜甫被尊称为“老杜”）的杰出诗人杜牧的《赤壁》，就是其中极出色的一首。

赤壁，即赤壁山，在今湖北赤壁市西北长江之南岸。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在消灭袁绍统一北方之后，率号称八十万（实际为二十余万）的大军挥戈南下，于长江横槊赋诗，意图统一全国。东吴之孙权派大将周瑜等率兵三万与刘备联合，共同抗曹，与曹军相遇于赤壁。屯兵江北的曹操将战舰以铁索连接起来，孙刘联军用周瑜部将黄盖的诈降而火攻之策，趁东南风起大破曹军，曹操从此再也无力南下，三国鼎立之势于焉形成。

从唐代以至于清代，咏唱赤壁及赤壁之战的诗作颇多。天纵英才的李白，也曾经一试身手，他的《赤壁歌送别》是：“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 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这首诗发挥失常，应该是李白“不在状态”之作，如同最优秀的运动员也不能时时处于巅峰。明代以来，就有人怀疑它不是诗仙的手笔。在杜牧稍后专写咏史诗多达一万余首的诗人胡曾，也有一首《赤壁》：“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此作就事论事，没有闪光点，也缺少诗味，如果要评委亮分，只能勉强及格，前提还是评委宽大为怀。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众多咏叹赤壁之战的诗作中，杜牧的《赤壁》缘何一枝独秀与特秀，千百年来传唱人口，就是事出有因诗出也有因了。

杜牧的《赤壁》是所谓“咏叹诗”。咏叹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门类或者说一个品种。东汉的史学家班固以西汉少女缇萦救父的史实所作的《咏史》，是我国咏史诗的开山之作。西晋诗人左思的代表作为《咏史八首》，他是一代咏史诗名家。时至唐代，咏史诗空前繁荣，如果说唐代以前的咏史诗多出以五言古风，唐代则多出以五七言绝句和律诗，除李白、王维的有关作品外，杜甫的《蜀相》《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名篇。中晚唐时期，盛唐的盛况已经不再，诗人们抚今追昔，反思历史，寄寓感慨，出现了刘禹锡、许浑、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许多名家，他们虽不专于咏史，却写出了许多咏史名篇，其中以“小李杜”最为杰出。杜牧的《赤壁》就是名篇中的名篇。

咏史诗，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为题材，抒写诗人感慨感悟的诗作。咏史诗的上乘之篇，必然具有精幽的“史识史见”与隽永的“诗情诗味”，杜牧的《赤壁》一诗，正是二美并具。

《赤壁》诗的二美并具，有赖于构思的大中取小、小中见大。赤壁鏖兵是一场大战，写法上一味求大，就会流于浮泛空疏，大而无当，杜牧巧妙地从一枝“折戟”着笔。“戟”，原是盛行于东周的将戈、矛合成一体的古代兵器，既可直刺亦可横击，战国时改为铁制。赤壁山下，长江岸边，一枝沉埋在泥沙中尚未完全锈烂的铁戟令诗人浮想联翩。“将”为拾起、捡起之意；“认”，系辨识、回想之意。磨洗、把玩这一枝断戟，令人回忆起东汉末年的战乱时代，以及发生于斯时斯地的那一场战争。小的是“折戟”，大的是“前朝”，大中取小而小中见大，意象具体鲜明而时空渺远辽阔，激发出读者无尽的审美期待。

《赤壁》诗的二美并具，还得力于构思的逆向思维、翻叠见意。一般人写赤壁之战都是从周瑜的胜利着眼，而好为翻案之法的杜牧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假想中的周瑜的失败着笔。“与”，给予之意，“不与”即“若不与”，是一个假设性的否定句，周瑜在赤壁大战十年前拜将时年方二十四，吴中百姓均称他为“周郎”，此句以反说作全诗的拗折与翻叠。“铜雀”指铜雀台，为曹操所建之休闲行乐之处，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二乔”实为“二桥”，系桥公之大小千金，天姿国色。孙策纳大乔，“小乔初嫁了”周瑜。后二句意云若不是东风给予周瑜便利，二乔已是曹操的英雄爱美人的战利品了。果若如此，孙、刘两方的家国不保，自己可想而知。宋人许彦周在《彦周诗话》中批评杜牧“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如此解诗，真是一个不懂诗为何物的书呆子。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6

乔军家境贫寒，生活的艰辛让他走了不少弯路。成名后，乔军决定帮助那些和他一样的农民歌手。他和妻子商定，凡是农民歌手来家里，一律实行“三包政策”：包吃包住包教。久而久之，乔家也成为了农民歌手“驻京办”。“大衣哥”朱之文、“红歌达人”刘畅、“奶农歌手”刘仁喜、“关东农民”马广福等，都曾在“驻京办”停留休整。而乔军夫妇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咱在北京的人”。

和农民歌手惺惺相惜

1971年，乔军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大桥镇的一户普通农家。从小，他就喜欢哼哼唱唱，村口大喇叭里播放的歌，只要听上几遍，他就能跟着唱。

高考时，乔军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张纲中学做音乐老师。教师这职业不错，可乔军总觉得这跟自己期望的不一样。就在乔军对未来感到迷茫时，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陈晓芳。陈晓芳是当地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她一直鼓励乔军坚持梦想，并陪着他一路向前。

1994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一年后，陈晓芳怀孕了。恰巧这时，乔军有了一个去北京学习音乐的机会。陈晓芳坚持动员丈夫去，并亲自把他送上了火车。到了北京后，乔军拜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育家马秋华教授为师，毕业后，他被江苏教育学院聘为音乐系讲师。2003年，乔军辞去江苏教育学院的工作，成为中国人民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陈晓芳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紧跟着丈夫的脚步来到了北京。2008年底，陈晓芳被北京教育学院聘为副教授，并担任幼儿艺术教育教研室主任。

一路走来，乔军深知自己走得多么不容易，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土里长大的孩子，如果没人推他一把，他一个农村孩子走不到这一步。

2011年3月初，乔军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一位歌唱选手的参赛视频。那位选手穿着一身军大衣，局促的表情与怪异的装扮与舞台格格不入，然而当他亮开嗓子唱出第一句时，乔军立刻被震惊了。

几天后，乔军接到了山东卫视《我是大明星》节目负责人的电话：“乔老师，我们节目里来了个叫朱之文的农民歌手，歌唱得特别好，但是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您能不能辅导辅导他？”听说对方是农民歌手，乔军爽快地答应下来。见面的那一刻，乔军愣住了，这不就是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大衣哥”嘛！

“大衣哥”朱之文1969年出生，山东省菏泽市单县郭村镇人，和乔军一样家境贫寒，从小酷爱唱歌。乔军把朱之文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朱之文在演唱时有些拘谨，动作也比较僵硬。乔军让朱之文躺在沙发上唱歌，因为人躺在沙发上状态是放松的。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朱之文兴奋地对乔军说：“这样唱感觉就对了，也更舒服了。”

乔军不仅指导朱之文的演唱技巧，还亲自带他到录音棚录音。从未进过录音棚的朱之文看什么都新鲜。乔军一句一句带着朱之文唱，为他监棚。

一次录完歌后，乔军把朱之文带回家里吃饭。陈晓芳做了一大桌子菜，朱之文有些受宠若惊：“我一个种地的，能唱歌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没想到还能和乔老师坐在一起吃饭，我觉得这辈子都值了。”乔军拍拍他的肩膀：“拿出干活的劲，好好当一个‘农民歌手’，给咱农民争口气。以后你上北京来别住宾馆，我家里有你睡的地方。”此后，只要朱之文去北京，乔军都会邀请他去家里吃饭，留他住一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一聊就是大半夜。

普通小家成“驻京办”

朱之文特别崇拜著名歌唱家金铁霖先生，能有机会跟金铁霖正式见一面，是他最大的梦想。为了帮朱之文圆梦，乔军私下里帮他和金铁霖牵线。乔军的老师马秋华是金铁霖先生的妻子，他多次去拜访老师，最终促成了这事。

2011年6月，朱之文与金铁霖先生第一次见面。金铁霖并不认识这个网络红人“大衣哥”，他让人现场用钢琴弹奏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曲子，从未听过钢琴伴奏版的朱之文懵住了，他憨厚地问：“这是啥歌？”乔军哭笑不得：“这是你经常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啊。”朱之文这才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一般：“原来是它啊”。

金铁霖先生也被朱之文的憨厚朴实逗乐了，他让人重新弹奏了一遍。这一回，朱之文一开口，金铁霖先生立刻震惊了。当得知朱之文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只是跟着自己的几盘磁带练习便能有今天的水平时，金先生更是赞不绝口。在乔军的撮合下，朱之文成了金铁霖先生的一名学生，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回去的路上，朱之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乔军笑着说：“你多唱几首歌给我听，就算是报答了。”此后，逢年过节的时候，朱之文都会去乔家走动走动。

一次，陈晓芳在厨房里做饭，隐约听见书房里传来嘹亮的歌声，原来是丈夫和朱之文两人在对歌。老哥俩你一句我一句，唱得十分投入。晚上，朱之文走后，陈晓芳还在厨房里收拾。妻子平日里工作很忙，还要忙活着接待这些客人，乔军心里有些愧疚，他对妻子说：“这些农民歌手不容易，咱能帮就帮一些，你的辛苦我都记在心里。”陈晓芳微微一笑：“他们能来咱们家，说明信任咱们，咱们都是农家出生的孩子，更知道外出打拼多么不易，我们不帮谁帮。”此后，只要有草根明星、农民歌手找到乔军求教，他总是应承下来。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农民歌手，他跟妻子还制定了“三包政策”：包吃、包住、包教，让这些有才华的农民没了后顾之忧。

在农民歌手圈里，乔军成了热心的老大哥，谁有难处第一个总是想到他。乔军那个普通的小家，也成了农民歌手“驻京办”。

农民歌手共同的亲人

2012年3月，乔军去山东参加一场文艺演出。刚下台，一位中年男人就找到他，激动地说：“乔老师，你好！我叫刘畅，一直都喜欢听你唱歌，听说你来这，我特意从辽宁鞍山老家赶过来，就是想跟你聊聊。”一听“刘畅”两字，乔军一下子激动起来：“你是不是那个爱唱红歌的刘畅？”1969年出生的刘畅，当过7年煤矿工人，收过废品，开过小饭馆。后来，因为喜欢唱歌，便开着一辆面包车，四处唱红歌，全国各地义演了九十多场，被誉为“万里唱红歌第一人”。

2013年8月，刘畅要去新加坡参加“国际华人艺术节”，从北京转机。恰好刘仁喜也在北京，两人便约定去乔军家“蹭饭”。老友要来，乔军自然高兴。陈晓芳在单位忙工作，来不及回去，三人便去楼下的饭店吃饭。

饭桌间，刘畅提出一些演唱方面的问题，乔军一一为他热情解答，为了指导示范，乔军甚至在饭桌上就唱了起来。不时有好奇的客人投过来探究的目光，乔军却并不在意，依旧教得十分认真。刘畅特别感动。后来，刘畅在“国际华人艺术节”上荣获业余组民族唱法一等奖。得知这个好消息，乔军第一时间发去祝贺短信。

2015年4月30日，乔军和妻子陈晓芳受邀参加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节目。节目最后，朱军问陈晓芳：“家里总是客人不断，都是来向你丈夫拜师的，你还要跟在后面招呼着，觉得累吗？”陈晓芳笑着摇摇头：“累啥，无非就是多做两个菜而已，来我家的都是客人，都是亲人，我会备好酒好菜，让老乔陪他好好聊聊。”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7

带着这个难题，我们不妨求教乔布斯。“乔神”不在，但产品还在且不断推陈布新，更有乔布斯的灵魂精神遗产永驻。我读过几种版本关于乔布斯“神一样的传奇故事”，相较之下，唯有美国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更让我走心，不仅这部书稿是“乔布斯唯一授权的传记”，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部书稿更接近真实的乔布斯。书中最后的一章关于精神“遗产”的记录，更让乔布斯的灵魂飞升启发后人。

“还有一件事……”这是乔布斯演讲结尾时喜欢用的一句话。在乔布斯诸多的“还有一件事”中，如下的两句话，就是对我们疑问的回答。其一，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里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当然，能赚钱很棒，因为那样你才能够创造伟大产品。但是，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其二，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是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正因为如此，我从不依靠市场研究。我们的任务是读懂还没落到纸面上的东西。

按照乔布斯的箴言去衡量“中国的乔布斯”，业界的诸多掌门人多是“心领”却没有“神会”。一位企业大咔动情地说，“国人到日本购买马桶盖是我们的悲哀”！行动上却跟着市场的感觉走，放言生产5000万部智能手机。这是十足的利令智昏的跟风行为，势必要续写到国外买手机的悲哀。也有企业大佬，今天养猪，明日种桃，后天酿酒……恕我直言，你的产品客户不会因吃了你的猪肉，喝了你的美酒，就赞扬你的“PC”、“iPhone”胜似苹果。你家产品的核心部件就会不靠进口，不受他人制约。还有一家世界闻名的电商，今日投资，明日涉足健康，后天又想占领传媒，都是有钱任性，为什么不加紧管好自家的“店小二”和“快递小哥”做到一流服务呢！

今年两会期间恭听了工信部领导的讲话，恍然大悟，“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如果按技术先进性和制造实力的“五个等级”排列，美国居首不必说了，我们只能排在第四梯队和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展国家比肩。如果想追赶上美国的现在水平，大约还需30年的时间。大自航空母舰，小至圆珠笔“珠”，还有那离不开的电子产品的核心技术和部件，都是供给侧的必需之物，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追赶。

北京鸭世界有名。你可知道现在英国的“樱桃谷鸭”击败了北京鸭。殊不知，樱桃谷鸭70年前的种鸭是北京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培育，潜心研究，敢于投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现在的樱桃谷鸭一年出栏11亿只，而北京鸭是800万只。看来大佬养猪也未尝不可，但要玩出名堂，那就要坚持创新，玩到极致，浅尝辄止，只能望其项背。

东北乔四的故事篇8

大约在1959年前后，中苏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人造“蜜月”迅速转冷，开始了近30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大起大落、骤冷骤热，这在国家关系中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但重新正常化之路却极为曲折。在对抗岁月里，现实的民族利益与历史恩怨纠结，两国恩断义绝，攻击性宣传使两国国民也互视对方为妖魔，信任降到冰点。

1989年5月15日，在时隔30年之后(1959年赫鲁晓夫首访中国)，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前往北京开启破冰之旅；两国都以重新走近对方而实现了政治、外交的自我完善。

正常化的前夜：新的历史周期

到1970年代末，中苏迎来了改善关系的时机。中国终结了“”苦难，认识到闭门造车是不可能之事，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因里根政府，中国被迫加快与苏联改善关系。苏联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放弃了“毛主义”，双方都不再无谓纠缠意识形态，都对对方的改革深感兴趣。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期释放善意，中方谨慎回应并设置底线：希望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入侵阿富汗、屯兵蒙古、越南入侵柬埔寨。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同家，并愿改善苏中关系；但前提是“不损害第三方利益”，这表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并未成熟。

经过30年相互隔绝之后，两国都走入新的历史周期。中国从很低的起点开始改革开放，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但是，最初的10年也滋生了腐败等社会问题；并且，受两方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上升。

苏联同样处于历史转折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是：“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而在国际上，苏联处境孤立，其亲密盟国古巴、越南、东德等国实力有限；入侵阿富汗引起“半个世界”与之对抗(美国、伊斯兰世界、中国等)。

中国的改革模式并非纯然首创，曾借鉴匈牙利等国经验，而苏联则只认为这是1920年代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简单翻版，较为轻视；但一些汉学家和外交官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积极变化，建言学习中国。“改革”作为戈尔巴乔夫动员苏联社会的新意识形态，起步晚于中国，但步幅很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几年后，苏联的危机急剧爆发，戈氏“新思维”反而成了反面教材。还在苏联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曾说过：戈氏的初衷也许很好，但是这样搞法恐怕至多可支持五六年――竟如神启般言中。

1980年代初，当中苏正常化尚在谈判阶段，民间的“正常化”已闻风先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省份的边贸已如火如荼；苏联企业参加中国展会，并为50年代苏联援建的工业设施升级改造；时隔多年之后，《人民日报》重新称苏联为“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表示欲与中国和解。其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在《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1993年版)中记述，1985年苏共四月全会前，阿尔巴托夫提议应尽快理顺与中、日等国关系，解决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只表示要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四月全会就确定要与中国等国发展合作。

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表示：“对我们来说，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不亚于与美国的关系……外交局势越来越取决于苏中关系……”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称：正与蒙古领导人研究撤出大部分苏军，并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间、层次认真讨论建立与中国的睦邻关系”。但是，对于苏联来说，中国虽很重要，但只有在“冷战”格局改变之后才有意义。苏联必须全面收缩：军备竞赛消耗其40％的国民财富，苏联早已力不从心；在阿富汗，苏联陷入美国的战略捕兽器；油价大跌(一说是美国和沙特联手做局所致)导致外汇严重不足，无钱进口粮食；苏联需要西方的贷款、技术、投资。1987年12月8日，美、苏达成削减中短程核导弹的协议，双方不再视对方为敌手。这样，在美国的“冷战”结束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冷战”早已终结。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加快消除“三大障碍”的步伐。1987年，苏联从蒙古撤军5万人；1989年，苏蒙协议规定，到1991年撤出全部驻蒙苏军。

阿富汗之于苏联，如越南之于美国。苏联早想抽身退步，但必须安排好善后、“赢得和平”，以免出现一个反苏的邻国、或其真空被美国填充。从1988年5月15日起，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回国。

越南入侵柬埔寨体现了中苏军事对抗，但苏联一直推说这涉及第三国，曾提议中国先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再一道解决柬埔寨问题；但中方认为应先解决柬埔寨问题，然后才实现正常化。为此，戈尔巴乔夫的同事沙赫纳扎罗夫曾表示：“苏中关系正常化的钥匙多半在河内，而不是莫斯科或北京。”

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先后与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柬埔寨“人民”主席韩桑林、柬埔寨政府主席洪森会谈。1988年7月20日，戈尔巴乔夫与阮文灵再次会谈，越方表示，准备在1989年底、1990年初从柬埔寨撤军完毕。至此，妨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完全消除。

此前，两国都大幅裁军，为首脑会晤创造良好氛围。1985年，中国裁军100万(主要是守卫中、苏边界的驻军)，一些军工企业转为民用。1988年12月，苏联裁军50万，其中乌拉尔军区等裁军20万。远东苏军裁为12个师并重组，太平洋舰队裁减16艘军舰；苏联宣布，不增加其亚洲部分的陆基核武器和核轰炸机。

格科乔夫《戈尔巴乔夫》(2001年版)一书记述：到了1989年，中苏双方都认为。高层会晤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访华的外交遗产

1989年5月15日，如日中天的世界政治明星、苏联“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如约访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晤。对于可能会涉及的历史问题，戈尔巴乔夫有备而来。邓小平明确阐述中方对沙俄侵华、中苏关系恶化等历史问题的立场，但无意纠缠，而主张“一风吹”；相应地，戈尔巴乔夫同志也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苏方在中苏关系恶化方面也“负有部分责任”，并坚持边界应维持现状――二战后形成的疆界。

中苏会谈纪要规定：中方欢迎苏方撤出75％的驻蒙军队，并希望剩余苏军能尽快撤出；在现有中苏边界条约的基础上，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以及平等协商、相互理解和相互让步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双方责成两国外交部长就边界问题专门讨论。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边界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确定。两国外交部签署的文件中指出：中方认为，中苏边界的争议地段

有3.3万平方公里――包括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接壤的4000平方公里。

同中国领袖、邓小平、等人的会谈令戈尔巴乔夫很满意，关系正常化使中苏两国的负担都大大减轻。而访华可谓戈氏外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他，而不是别人，顺利拿下中国这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啃不动的“硬骨头”。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有某些消极言论认为，戈氏访华签署的协议使“中国人能够不受控制地向俄罗斯腹地扩张和渗透”；戈氏无条件地满足了中国的要求，苏军刚从阿富汗撤离，阿局势就失控并陷入内战；等等。

1989年后的中苏合作已获得惯性和动力：1990年上半年，两国政府签署裁军协议，巩固互信。1990年4月，总理访苏时签署了中苏划界协议；5月，中苏签订合同，中国购买苏联的米格-29和苏-27飞机。然而，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舞台甫一亮相，苏联即已走到尽头。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一句言简意赅的警语。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意义，更多的是“结束过去”；而“开辟未来”的重任，则落到新俄罗斯政治家的肩上。但是，戈尔巴乔夫留下一笔积极的政治遗产，其北京之行是中苏关系的尾声，却是中俄关系的新起点。只是由于苏联猝然消失，领土划界才成为遗留问题。

1991年之后，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消亡，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对手一分为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变局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俄学者的著作中写道：中国方面急切地要求解决边界问题。面对中国的强烈要求，中亚相关国家急忙培训相关人才，调取苏联时期档案，求助于俄罗斯；划界再次成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建交之初须率先解决的难题。

苏联的命运在东方早已注定?

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苏联国内的危机已经成熟：日用品奇缺、生活水平不见提高、民族冲突不断(到1989年，民族冲突已导致292人死亡，5200人受伤，36万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族成为难民)。中外记者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随从在北京的商场大量采购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强大的苏联走向末世。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失败》中判断，苏联突然崩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89年夏天，中国也像苏联、东欧各国一样遭遇“民主化”(所谓“第三波”)浪潮。戈尔巴乔夫访华适逢街头游行，游行者主张效仿苏联的激进改革。有俄罗斯著作写道：“北京街头的骚乱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一些学生试图与苏联‘改革之父’见面，但是，戈尔巴乔夫避开了。据身边人说，中国领导人阻碍这样做。”鉴于中国的非常局势，戈尔巴乔夫匆匆结束访问回国。无疑，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情既有内在根源，也有强大的外来推手。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毕生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和难以忍受的对人的……2000年之后将到来一个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时代。但是，世界上还有一支力量阻滞我们向和平和创造前进――我指的是中国。我访问中国时，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当时我曾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即将衰落。我曾试图对那个巨大广场上的游行者讲话，表示好感和支持……”吊诡的是：中国学者曾往俄罗斯求证此事，戈尔巴乔夫方面否认有过该讲话；但是，许多学者(包括俄学者在内)对该讲话都不以为假，并加以援引。

在苏联，访华及随后中国平定动乱之举 却令戈尔巴乔夫声望大跌。苏联对于中国平 息骚乱的举措保持善意“中立”，但民主派却 消极评价。6月6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声明，对北京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一 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驻俄使馆附近集会。还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回避政改的改 革模式也负有责任。俄学者舒宾在《改革的 悖论》(2005年)一书中写道，“中国由改革 的象征瞬间变成一个可怕邻国”，不少苏联国 民对中国怀有恶感。

但是，1989年到1990年间，苏联国内 思想政治斗争激烈，最终，苏联仿照中国放 开一些领域，改善国民生活：恢复酒类生产 和消费；扩大个体劳动、私营贸易；允许自 由打买卖郊区住房，城市住房私有化等。

中国平定动乱之举还引发苏联国内政治 力量重组。反改革力量要求戈氏仿效中国， 消除骚乱、恢复秩序；但是，戈氏拒不听从， 担心他“建设民主的高贵理想就会终结”，苏 联会血流成河。因中国的例证他更加确信： 同时搞政治、经济改革是错误的，应先搞政 治改革，后搞经济改革。政治精英中的“中 国帮”遭打压而噤声，但戈尔巴乔夫也遭到 夹击，执政能力被大大削弱。

俄《外交家》主编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曾于1989年和2007年两次来华。他曾写下 自己的思考：1989年的中、苏处在同一十字 路门，而仲夏的北京平乱事件不仅决定了巾 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命运：前者腾飞， 后者沉沦。看到举世震惊的一幕后，戈尔巴 乔夫曾说：“我们中还有人想走中国道路。今 天我们已看到，这条路会通往何方。我不想 让红场变成天安门。”但是，中国的故事只是 其“关于未来的回忆”，苏联很快也爆发了无 休止的骚乱。苏联的“舵手”没有采取果断 措施，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周恩米：戈尔巴乔夫的“护身符”?

俄罗斯曾有一则政治幽默：在苏联史上， 秃顶和浓密头发的领袖交替执政，秃顶领导 人如列宁、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较为温和， 而头发浓密者如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叶利 钦较为残暴。或许，戈尔巴乔夫堪称苏联最 温和、“善良”的总统――在对外方面尤其如 此：苏联不再是“邪恶帝同”，而是一个“善 良帝国”。在苏联解体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放 弃了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未干预东欧的事 务；他努力使“冷战”结束；理顺了与中国 等国的关系；使俄罗斯在道义上站到新起点。 俄国国民至今珍视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和公 民自由，而德国人由衷感谢他支持德国统一 的善举。当然，做政治家和做道德家常常是 冲突的，如果说，苏联解体就是其交换物， 那代价确实太大了。

苏联解体是西方称颂戈尔巴乔夫的理 由，却是东方责难他的原因。在其有生之年， 戈氏经历了辉煌与飞升，也经历了屈辱和沉 沦；到后来，更多的是遭受指责、甚至粗鲁 的谩骂和攻击，身陷唾沫之海。

苏联解体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威望达到 巅峰，被称颂为俄国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 1992年，民主派人士萨莫伊洛夫在《独立报》 撰文：戈尔巴乔夫“折断了强大的法西斯帝 国的脊梁”；有人欲为他锻造金身，纪念其 业绩。但是，当俄罗斯经历了苦难的社会转 型之后，戈氏的声誉就跌落谷底，许多历史 和政论著作将他称为苏联解体的罪人，是西 方间谍、共产主义和俄罗斯的叛徒。而戈尔 巴乔夫仍对荣辱无比挂怀，会主动被动地为 自己辩护，将责任推给叶利钦、民主派、8・ 19事件密谋者。他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心理 之谜：从不认为、或表现出自己是失败者。

最饶有兴味的是：他喜欢引用关于周恩 来的典故作为“驱邪”的“符咒”，且百引不 厌。如，2005年12月26日在《论据与事实》 网站的访谈(纪念改革20周年)、2006年8 月12日《莫斯科回声》电台访谈(纪念苏联 解体15周年)等场合下，他曾多次引证该典 故：1960年代，法国代表团访华，曾问周恩 来：你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特别是 对中国的影响?不假思索地回答：法 国大革命才过去170年，现在评价还为时尚 早。同理，戈尔巴乔夫也希望时间对自己有利。

1991年之后，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已成 为历史人物，而他的悲哀，在于他依旧在世。 诚然，在我们的时代，他的声望多半已不会 有起色。他在2002年至2004年领导的社会 2007年被迫解散，今年5月13日他 宣布要创建的独立前景也非常暗淡。 但是，时代在变，每一代人的利益、价值观、 志趣都在变，而任何观点，都能找到成打的、 有后见之明的史学家为其鼓吹和论证。有什 么能是确定不移的呢?

而后来者的幸运或许就在于：他们可以 超脱，可以超越寻找历史“责任者”的思路， 在已被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一切源于底盘质素

实地试驾全新设计的上海通用雪佛兰科鲁兹后，可以告诉大家它有能耐一扫过去雪佛兰在国内的形象，作为雪佛兰全新设计的开始，科鲁兹肩负着这品牌重新开始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