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大研究生范文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1

6月14日，在我国第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到来之即，由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流域非物质艺术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组和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共同主办的“东北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学术研讨与演唱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隆重召开。

此次会议是自2006年黑龙江省申报“东北大鼓”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后，首次在高校召开的学术交流研讨会。会议由音乐学院副院长、课题负责人、博士生导师郁正民和艺术学系系主任马卫星共同主持，音乐院长、博士生导师陶亚兵和省群众艺术馆馆长李春胜分别致词。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沈阳音乐学院和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群众艺术馆及文艺团体的代表。会上，东北大鼓学者、传承人及著名演员，就东北大鼓艺术的源流、音乐特点及如何进行保护传承几方面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丁一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建议成立“东北大鼓研究基金会”的设想，这样既可以使东北大鼓在新时期进行保护与传承又为其传承提供了强大的财政保障。北京、天津、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省的多位专家和研究员也就“东城派”、“奉派”和“下江派”东北大鼓的唱腔特点、伴奏的艺术性及创新、当代审美群体的转化、新时期政策下如何进行保护和传承等方面作了论述，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起到了各地东北大鼓交流、互动、共勉、齐进的作用。沈阳音乐学院李玉珍教授携“东北大鼓研究”课题组一行4名教师到会，并向大会介绍她们近5年的研究成果；哈师大音乐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金鑫在会议上将自己近三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的研究做了重点发言，并赢得了与会专家、学者及艺术家的广泛赞许。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戏曲部主任、“下江派”东北大鼓第四代传承人、部级东北大鼓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东北大鼓龙头老大”的夏晓华女士感慨万分，她说：“通过这次会议，我更加看到了东北大鼓艺术的灿烂明天，更加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让我们共同努力，让东北大鼓唱响、唱遍大地”！

当天下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相继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演唱会”，这也是黑龙江省“申遗”成功以来，首次在高校举办的东北大鼓演唱会，会场全场爆满、座无虚席，还有很多老师和学生作为东北大鼓的爱好者进行录像、录音。演唱会历时两个半小时，共10个节目，有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群众艺术馆的“奉派”东北大鼓表演艺术家霍大顺的《草船借鉴》，来自吉林省榆树市文化宫的“东城派”东北大鼓艺人高贵的《四季歌》，来自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下江派”东北大鼓演员邱淑华的《八百破十万》等三个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表演。演出队伍中最小的李珊珊只有8岁，还不及鼓架高；最年长的已近70高龄，但却仍然意气风发、气度不凡。最后出场的是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夏晓华，她的一曲《金精戏窦》博得了满堂彩，其嗓音清脆动听、柔美甜郁，演唱风格慢而不断、快而不乱，台下的掌声、叫座声不断。此次演唱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观众离场时都夸赞不绝，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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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大研究生篇2

[关键词]特色专业；满族语言文化；东北地方史；特色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此地方高校都在走特色强校之路，培养特色人才，所以建设特色专业也就成为当今地方高校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特色专业建设也是教育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高校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专业之路，即依托地处东北的地缘优势，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的同时，突出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方面的特色教育，以此为突破口，形成了本科教学中的东北地方史与满族语言文化教学齐头并进的特色专业建设和专业品牌优势。实现了通史教育和特色教育相结合，让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具备了师范本科生的一般素养，同时还形成了一定的专门史教学和研究能力，如民族遗产保护意识与能力、民族文化研究能力等，培养出了既有传统历史知识又具有专史特长、科研创新能力强、社会评价高、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献计出力的专门人才，实践证明我校历史学专业的特色人才培养取得了实效。

一、改革课程体系结构，更新培养方案

为树立特色品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我们调整了课程体系结构，更新了培养方案。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按照既定的培养目标，以两大通史为基础，突出特色课程模块，增设了《东北地方史》、《中国北方民族史》、《民族与民俗》、《满族文化史》、《满族社会生活史》、《满族民俗史研究》、《满族民俗文物抢救与保护》、《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专题》、《八旗谱牒文献抢救与整理》等十余门极具专业特色课程的选修课，由于这些课程占有地域优势、特别是满族的发祥地及满语的母源地优势，在讲授这些课程时言之有物，既有一定的深度，也有极强的地域性，因而这些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每年的开出率都居选修类课程之首。

二、满族语言文化的特色教学

在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上，长期以来，充分利用地处满语母源地的优势，重视满文档案的整理及民间满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录制了《叶赫萨满神辞》、《九台莽卡东哈落乌云》等长达300多小时的音像资料，抢救《满洲镶黄旗哈扎力氏族谱》、《满洲镶黄旗萨克达氏宗谱》等八旗谱牒1200余份，征集满族民俗文物5000余件，这些珍贵的音像和实物资料应用于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使学生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和进一步探索钻研的兴趣。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用满语来拓展满族文化的教学研究，开展了对满语地名、人名、职官名的研究，出版了五卷本《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资料编目集成》等著作，整理满语地名文献8千余条，完成了100余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满族谱牒方面，出版了《满族谱牒文化研究》、《清代汉军旗谱牒资料汇编与研究》等专著，并以谱牒资料为据，将研究的视野，由家族史延伸到了满族部史，出版了《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研究》等专著。目前在满语应用研究领域，已形成满族萨满文化、满族谱牒文化、满语命名文化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将其渗透到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之中，形成了牢固的特色教学理论基础。

建立了较为合理的满语语言文化教学框架，形成了从满语语音、满语词法、满语句法延伸到满文形体完备的满语本体教学理论体系，相继出版了《满语语音学》、《满语词法学》、《满语句法学》、《满文形体学》等系列特色教材，并应用到实际教学当中，教学效果显著。于鹏翔教授提出的“满文形体相变基本规律公式”，使学生对满语的学习更加容易，这也是学界首次从历史哲学角度对满文形体学相关理论展开探究，为满学研究界原创，对加速满语人才培养作用突出，使我专业特色教学的理论优势凸现出来。

在历史学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将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历史学专业2个省重点学科与3个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搭建起校内特色文化教学基地、校外满族文化教学基地、教育实习基地三维一体的满族语言

文化特色教学实践平台。在满族语言文化教学中我们在学内建立了五馆（八旗谱牒馆、满族民俗馆、历史文物馆、佟佳氏历史博物馆、爱新觉罗恒绍艺术博物馆）、五室（历史资料室、满族文物室、叶赫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室、谱牒整理实验室、谱牒电化展室）；在东北地区建成了九个满族语言文化教学分支基地（叶赫、本溪、伊通、乌拉街、宁安、珲春、九台、吉林市、肇源），形成了全国高校中独具特色的“五馆、五室、九个基地”的教学实践平台。在本科教学中充分发挥特色基础建设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使馆室建设积极服务于教学实践。在每一学期的相关课程中，都将“五馆”、“五室”作为“试验场地”，专业教师在上相应课程时会结合所讲的理论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设计安排实践教学环节，如在讲《满族文化史》课程时，就会带领学生到满族民俗馆、八旗谱牒馆等地讲解，使相关的历史教学知识穿越时间隧道，历史事件与历史生活场景从教科书上，走入了学生的视野中，教学的直观性得到最大发挥，这不仅使教学生动、活泼，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院也会定期组织历史学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考察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址（如叶赫古城等）及特色文化基地，通过实地考察和撰写实践报告，增强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了其理解和认知能力。部分同学通过这些特色实践教学平台，提高了认知和思辨能力，在校期间就写出了相关研究性论文，并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科研立项活动中，实践教学效果显著。实践基地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特色人才做出了较大贡献。

为使馆室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普及满族史知识、宣传我校的功能，我们还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培养了一批学生后备讲解员、接待员，使这些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技巧有较大的提高，为学生顺利就业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三、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

东北自古就是民族聚居区，这些民族缔造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民族与边疆的研究也是热门课题，因我们地处东北，在教学中有鲜明的地域优势，所以我们设置了以东北地方史为核心的课程群，如《东北地方史》、《东北历史地理》、《东北边疆与民族》等课程，目前也已经成为历史学科的特色品牌课。古代东北史侧重东北古民族的迁徙、流变和民族政权以及古代东北边疆史的教学。近现代东北史则侧重于地区人口、灾荒、社会风俗、生态环境与民国城市失业问题的教学。多年来我们一直开设体现本方向特色的选修课程如《中国近代城市史》（侧重东北）、《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侧重东北）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对东北区域社会史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可以从中认识东北人口迁移、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并为今天东北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疆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该课程群，从师资力量上看，有东北史专业科班出身的高职称、高学历的一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特色专业建设取得的成效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特色人才的培养适应了社会需要，为学生就业和考研创造了优越条件，同时也提高了吉林师范大学的声誉，为我校的强校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

首先，学生经过四年的特色专业培养，使他们对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颇感兴趣，特色课程基础知识牢固，毕业后考取满族语言文化、清史和东北地方史方向研究生的比例逐年提高，并因具有一定的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得到了招收学校的认可，为其顺利深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特色专业教育为服务社会培养了专门人才。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都把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长吉图开发以及四平叶赫旅游开发、满族民俗开发都需要专门的满族语言文化及东北地方文化的人才，特色人才的培养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需要。

再次，我校满族语言文化和东北地方史的特色教学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享有很高的声誉，为吉林师范大学特色强校增加了砝码。东北师大满族语言文化专家刘厚生教授说：吉林师大满语言文化教学独具特色，考取我校的研究生都具有满语基础，熟悉满族文化，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赵阿平教授认为，我校满族语言文化特色教学充分发挥特色基础设施在教学中的直观作用，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教学质量。

最后，我们为教学和研究所建设的校内特色文化基地，现已成为吉林师范大学的窗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三年来接待来参观、考察国的内外学者、专家不下三万人，来访者无不对特色馆室建设及相关满族民俗文化藏品表示赞叹，扩大了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满族特色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影响。

总之，在多年的专业特色教学中，我们树立起了“质量是生命线”，“特色是亮点”的教学理念，严抓质量监控，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积累，改善了知识结构，培养了热爱家乡的感情，尤为重要的是特色人才的培养建立起了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充分发挥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3

崔新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党总支书记，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

张奇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研究方向：中国儒学、中国哲学与文化。

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禅学、中国佛教史。

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宗教学、俄罗斯宗教哲学、东正教。

吴向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

晏 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伦理学

张世英：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管理哲学

三、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国学在职博士——学制与授课时间安排

学制2年半。每单月集中授课3天，共开设11门课程，每门课24学时，总计264学时，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集中授课，最后半年并在导师指导下撰写结业论文。

四、招收对象

面向对国学感兴趣的企业管理层、国家机构公务员、大学从教人员，具有硕士研究生、研修生、进修生、课程研修班学历或学位，具有MBA、MPA、EMBA教育背景者优先。

五、上课地点 北京师范大学

六、教务管理

教学内容以系统讲授与前沿讲座相结合。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指派班主任管理教学活动。

七、颁发证书

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按要求提交研修结业论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颁发《北京师范大学国学博士研修生毕业证书》；符合在职申请学位条件者，通过审查，可向研究生院推荐考试，申请博士学位。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4

一、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的实证考察

在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的实证考察方面，与会学者回顾了以往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对基督宗教在这一地区传播的历史做了考察，对日伪统治时期的政教关系进行了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高乐才与吉林师范大学邱广军合作的《百余年来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一文，回顾百余年来关于东北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的研究情况。文章指出，1949年以前的成果

多是资料整理性的，20世纪后半期进入专题研究，近10年来学者们在教会的医疗、教育事业和反教会斗争等方面，以及综合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大连民族学院黑龙的《近三十年来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一文，对近30年中国与海外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和文献资料出版状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两篇文章都认为，未来的研究既需要挖掘、利用更多的中西文史料，亦需注意在东北社会史视野下，考查基督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加深专题研究。

关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时间、途径、教派、适应或变异方式，东北师范大学闫瑞的《乾隆十一年奉天府禁教案分析》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目前所见之乾隆十一年奉天府的首次禁教案。文章认为，此时奉天府天主堂与教民均数量微小，散于各地，且多有隐藏。文章判断，天主教最早进入奉天府的时间当是康熙三年大批钦天监官员及其家眷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时候。鞍山师范学院张士尊的《从牛庄“还堂案”看基督教传入东北》一文，详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在牛庄城强行要求归还“教会财产”所导致的教案。当时地方官员、驻军、北洋通政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及法国总领事等无不牵涉其中，最终以中国政府妥协以满足法国传教士的无理要求而告终。香港大学李纪的《视野、角度、材料与方法：以十九世纪东北天主教研究为例》报告，通过整理和解读巴黎外方传教会满洲教区法文材料，展示了天主教在东北地方社会的早期发展过程。报告指出，十九世纪到达东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并不认同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他们致力于建立一套严格有序的教会制度，刻意强调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的严谨，以地方天主教移民家庭为中心建立天主教村落，广泛建立要理学房与天主教学校，关注女信徒，这些举措与许多天主教村落延续至今有一定关联。吉林师范大学邱广军的《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初探》一文，关注清末民初传教士在东北地区创办教会医院并开办医学教育的情况，认为这些举措都与基督教传教目的有关，同时有利于赢得地方官绅和民众的认可，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周喜峰的《基督教在近代黑龙江地区的传播》一文，利用地方志资料，介绍了清末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基督教各派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状况，由最初的小规模、单一方法传教，发展至以哈尔滨为中心、用治病办学方式传教，再至不同宗派培养中国本土教职人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刘春子的《天主教东蒙古教区初探》一文，梳理了东蒙古教区成立之前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在蒙古东部开展教务的史实，并考察了东蒙古教区成立之后所辖地域的变化与教务发展状况。山东大学狄德满以“中国天主教会管辖区简史”为题，介绍了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教区的历史过程，辨析了“教区”、“宗座代牧区”、“自治区”、“宗座监牧区”等概念的不同，并重点介绍了1838年满洲宗座代牧区成立至1946年盛京成为总主教区期间，中国东北地区的教区划分状况。

关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期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控制，以及教会与教会学校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反应举措，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太平洋爆发后对基督教的控制》一文，利用日伪官方文档及教会资料，展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以日本教会人士为骨干推动满洲基督教会对东北教会进行整合，使之与日本国内宗教团体支持战争的行为相配合的史实。文章将日伪在东北地区的宗教政策与其在其他沦陷区的政策进行对比，认为沦陷区的宗教组织幕后均有“日本军方操纵的黑手”，都被迫成为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山东大学陈静的《近代东北基督教教育研究——以日方调查资料为中心》一文，整理了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20世

纪20—40年代三次调查东北教会学校所留下的报告。文章指出，这三次调查是日本为了权衡教会学校所牵扯的各项利害关系以制定应对政策、服务于侵华目的而进行的，故较多关注教会学校产生的世俗影响、所隶属的传教差会及国家的状况。北京大学张德明的《国难下的十字架：教会学校与东北九一八事变——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利用当时的各类报刊资料，介绍“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师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对以往认为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师生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观点提出质疑。

此外，上海大学舒健的《东北与近代朝鲜的基督教传入》一文，梳理了燕行使中有人自行将天主教引入朝鲜半岛的史实，并指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基督教传教朝鲜半岛的重要枢纽地带，传教士在中朝边境的活动有效地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河南大学柳岳武的《晚清蒙部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一文，利用官方档案史料，梳理了光绪年间山西靖安县与内蒙古西南部交界处的宁条梁所爆发的教案及教案处理的史实，指出清廷在西方各国压力下，自行破坏对蒙部牧地不准买卖的禁令，又命令蒙部废除对西方宗教的禁令，支配蒙部与教会签订议赔条约和保护教堂的条规，使得蒙部与清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河北师范大学李晓晨的《近代中国天主教徒皈依动机研究——以直隶乡村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借助具体案例将直隶乡村教徒的皈依动机归为8种类型，并指出，近代直隶乡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条件下，以为生活目的的纯宗教式皈依在教徒中并不占多数，准宗教式和世俗式皈依是其皈依的主要形式。

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与拓展

参会论文展现出拓展的多元化、综合性运用资料的取向。多位学者在研究中利用了官方档案、国内地方志、时期调查资料、海外教会档案等多种资料。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运用了图像资料、教会报刊资料、人类学调查报告等资料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对一些文献的不同版本之史料价值进行分析。

有的学者利用舆图资料进行研究。北京大学李孝聪的《记康熙的测绘及其版本》报告，比较了各地所藏《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图稿、墨绘设色謄绘本、木刻印本之间的差异，并将其与康熙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一份手写的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活计档的《天下舆图总折》、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B.Du Halde）编纂的《中国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情况的概述》、《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4种历史文本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展现了清前期舆图绘制过程中中西方多方面合作的历史情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Laura Hostetler的《中西文化关系与现代早期中国的地图绘制》（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he Mapping of Modern China），利用康雍乾时期三幅在传教士帮助下利用坐标绘图体系而制的地图，强调将三个朝代的地图看做一个整体的重要性，认为由中可见清廷在几十年里接触了世界化的地理知识，并能了解清朝统治者勘测绘图的过程与意旨。

有的学者对《中国丛报》、《教务杂志》等系统教会报刊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估。南京大学谭树林的《中有关朝鲜天主教会的记述》一文，介绍了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中关于朝鲜天主教会的记述，并对这些传教士的记述加以分析。文章认为，这些记述表明天主教之所以能开教朝鲜与中国教会密不可分；但传教士为呼吁西方关注对朝鲜的传教事业，对有些事实的描述有夸大和不实现象。暨南大学陈才俊的《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对满洲的认识》一文，主要利用传教士郭实腊与卫三畏发表于《中国丛报》的文章，介绍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有关满洲民族、政治、军事、地理、气候以及物产的初步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如何影响到西方的早期满洲形象的构建。澳门大学陈玉芳的《中有关近代东北基督教的史料》一文，通过《教务杂志索引》（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系统地梳理了《教务杂志》1867

—1940年73年间有关东北教务的近300条记录，内容涉及东北传教士与各个差会的情况、圣经以及其他教义书籍的传播情况、女教徒的重要作用、中国传道者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教会教育等问题。文章总结了这些传教记录对丰富东北基督教研究的史料、视角与内容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有的学者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研究教

徒信仰状况。黑龙江大学唐戈的《东正教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传播及其适应》一文，通过人类学调查，探讨了20世纪东正教在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人及中俄混血人中的传播。文章指出，东正教因当地汉族民间宗教和少数民族萨满教的影响而做出种种适应性改变；当地驯鹿鄂温克人与通古斯鄂温克人对东正教的信仰只是在多神教的信仰上又加了一个神而已，并没有真正接受东正教的教义。安徽大学周典恩的《信仰实践与社会资本：一个乡村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史研究》一文，通过对肥西县咸街基督教堂创建者祁家德的实践及个人生活的考察，探讨了基督教在安徽农村复兴的情形。文章指出，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等因素，致使该地宗教生态发生重要变迁，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是后基督教在咸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也有学者比对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以寻求今后用以研究的最好底本。华东师范大学吴平的《简论》，对比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七克》的不同版本，认为后印的各版本受教案与禁教政策影响，序跋文字有所增删，而日本京都始胎大堂七卷本最接近原始文献的状态，可作为研究的依据。

三、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与会学者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是儒教是否为宗教以及具有何等意义上的宗教性，以及西方人关于中国本土信仰的“宗教性”判断对其对华传教方略的影响问题。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Paul A. Rule的《对儒学与基督宗教的再思考》（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Revisited）指出，儒教与基督宗教都是多元的，晚明到现在，有过不同的论题与解读。儒教是否是宗教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传教士如何看待对华传教方略有很大关系。想要融合儒教与天主教的人将儒学误读为单纯的哲学，把儒家礼仪看做没有宗教含义的社会仪式；后来的传教者强调儒教具有宗教性，却又对其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差异有所夸大。文章主张弱化对儒教是否为宗教的抽象判断，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层面理解宗教关系。Paul还指出，儒教因其具有“超验”的思想而被西方学者看作是一种宗教，但它是不狂热的、理性的“准宗教”或“低温宗教”（low temperature religion），主要在道德意义上暗含宗教式的承诺。东北师范大学李媛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对道教信仰的认知》一文，关注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文章指出，由于语言文字和文化等原因，明末清初在华的数千名传教士中，只有少数人对道教的教义和经典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传教士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排佛、斥老、抑儒”的方针，其对道教的斥责多在于认为它是明显的“偶像崇拜”，具有浓重的迷信和巫术色彩。

二是如何扩展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问题。复旦大学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方法及其拓展》的报告，运用大量明清天主教汉语文献与西文文献指出，需要将“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从历史学领域扩展到宗教学领域，“中国礼仪之争”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或一种文化模式，应当关注其中的宗教取向与个人的信仰问题。文章提议关注耶稣会士内部龙华民等人与利玛窦等人不同的意见，并强调方济各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非耶稣会团史料的重要性，多侧面地考察“中国礼仪之争”与“明清天主教史”。肇庆学院赵克生的《明清时期天主教中国教区的“祭礼之争”：一种礼仪视角的考察》一文，从礼学和明清中国祭祀文化生态两方面来剖析祭礼之争。文章关注天主教内部在“天主教本位主义”的“底色”下衡量中国文化优劣的做法，指出，利玛窦以及支持中国礼仪的继承者采用了掩饰性的技巧，传给欧洲许多不真实的关于中国礼仪的知识，其反对者经调查从社会现状出发所做出的中国祭礼违反天主教教义的判断则比较符合实际。

三是如何把握宗教传播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前述张士尊、徐炳三、张德明等人的研究，都生动展现出，宗教传播与国家、民族利益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复杂性，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抽象地单独存在，因而相关的研究必须置于具体历史和社会实况背景中。

四是清代舆图绘制过程中的中欧密切合作关系对体认清代中国与西方乃至“前近代”世界基本关系有何启示的问题。与会学者利用清代舆图对传教士参与清前期中国地图绘制的情况以及当时中国地图绘制技术、样貌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孝聪指出，康熙皇帝与法王路易十四成就了经纬度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中东西方科学交流的时空传递；并且，《皇舆全览图》的木刻印本传送到巴黎后为法国制图师引用，开创了十八世纪西文亚洲地图的新时代。中国科学院汪前进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中国的地理测量及其影响》（由其博士研究生张佳静代讲），根据杜赫德《中国地理全志》中张诚陪同康熙皇帝在中国北方八次旅行的日记，对张诚在华的整个测量过程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张诚及其他传教士给康熙皇帝讲授西方测绘的地理知识，引起康熙皇帝的学习兴趣，最终促成康熙皇帝决定聘请在华法国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传教士对清朝版图首次进行全面实地测绘。Laura Hostetler也指出，耶稣会士对康雍乾时期地图绘制中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官员共同承担了勘测和绘制地图的工作也不容忽视。这些研究，加深了学者们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认识，并提出了深入考察康雍乾到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与世界鸿沟扩大原因的课题。

此次会议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相关讨论，在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传播史的史实研究、文献拓展、认识深化诸方面皆有重要收获。学者们指出，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以后的研究应更有地方研究的取向，多发掘与运用东北当地的史料；更多关注东北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基督宗教的联系，不仅是与朝鲜的关系，还应关注东北与山东、河北等地的关系；学界应当继续致力于相关各类语言文本的整理、公布，西方国家所藏相关汉文文献尤其应当受到注重。

[作者闫瑞（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5

2014年8月1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数学分层测试卡》实验研究20年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二层演讲厅隆重召开。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教育学会会长李观政，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职委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文研究员，昌平区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李永生，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乔树平，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志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朱旭东，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吴正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研中心中学教研室主任康杰，不同时期参加实验的来自北京市、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等地的实验校校长和教师代表以及媒体记者1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中心主任谢春风研究员主持。

与会人员观看了《分层测试，共促成长》短片，一起回顾了《数学分层测试卡》走过的20年道路，感受了《数学分层测试卡》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发展历程。如今，《数学分层测试卡》已在全国18个省市、数千所学校进行了推广，累计受益学生达百万。

观摩完专题短片之后，《数学分层测试卡》实验研究项目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卢立涛博士代表项目组致辞。他介绍了《数学分层测试卡》实验研究的探索、验证及推广的三个时期，详细介绍了自2007年以后，《数学分层测试卡》借助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平台得以在全国进行推广的情况。他指出，《数学分层测试卡》20年的成功教育实验不仅需要研究人才，需要有条理的、缜密的组织，更需要其设计者――梁威教授的核心凝聚作用和榜样的示范作用。

接下来，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北京市昌平区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李永生作了《开展分层评价研究，推进区域教育整体发展》的交流。他回顾了自1998年以来参与《数学分层测试卡》实验研究的历程。一是分层评价建立在尊重学生发展差异性的基础上，促进了教师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认准了就要一抓到底。昌平区通过研究形成了各级领导重视科研的氛围，课题组精心设计研究过程，为教师提供了展示才能的平台。三是《数学分层测试卡》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进一步推广。原北京市西城区教科所副所长王立军作了《分层教学与有机结合，促进不同学生发展》的汇报，并对《数学分层测试卡》在实施中的具体做法进行了分享。北京市密云县檀营小学校长郭永勤作了《分层评价，促办学质量持续发展》的交流。郭校长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方面介绍了《数学分层测试卡》带来的变化。他的发言也让与会教师感受到注重学校的内涵发展，才能使学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北京市丰台区东罗园小学校长王艳荣作了《在应用中发展变化》的交流。东罗园小学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2010年3月，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领导的关怀帮助下，东罗园小学开始以《数学分层测试卡》为载体开展研究。经过几年的实践，分层理念促进了教师的成长，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提高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北京市密云县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王海军以《探索小学数学分层课题开展的有效方式，促进密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为题交流了密云县在分层测试卡实验中取得的成果。王主任从密云县使用《数学分层测试卡》的概况、密云县分层实验课题开展情况、分层实验取得的成效和密云县小学数学分层课题研究的展望四个方面介绍了密云小学数学教学7年来在《数学分层测试卡》中的探索与实践。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县教研室教研员廖利涛作了《分层评价，浇开课堂有效教学之花》的交流。廖教研员结合柳江县教育的情况，把《数学分层测试卡》与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带领教师“做中学”、“做中研”、“做中求发展”，将项目理念推广到实验学校和实验教师的心中，在促进实验深入开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实验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北京市密云县巨各庄中学教师罗海亮以《幸福的课堂，闪光的青春》交流了他参加项目实验的心路历程，从实验最初的迷茫到逐渐熟悉再到现在的离不开，这一转变历程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发展，也促进了自身的不断提高。河北省邢台市大屯明德小学校长赫军玲作为农村小学教师的代表介绍了他认识卡、理解卡和收获卡的三个阶段，还特别介绍了《数学分层测试卡》给农村小学教师教学理念带来的变化。北京市门头沟区小学数学教研员李培作了《数学分层测试卡，你我成长的舞台》的交流，介绍了自己在项目组搭建的平台上，通过学习、外出指导，从一名普通的教师成长为一名市级骨干教师和教研员的转变过程。

实验代表发言过程中，《中国教师》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林静博士从区域推动、教研引领、校长带动以及实验教师的实践四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点评。

之后，北京市教科院基教研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杨志成、原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文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朱旭东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大会发言进行了点评。

吴正宪主任首先表达了能和教师们一起走过这20年的喜悦之情。她指出，《数学分层测试卡》是通过一个有形的载体，让我们去关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让我们的爱能够更加地关注弱势群体。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杨志成回顾了2011年参与东罗园小学课题活动留给自己的印象：一个打工子弟子女占80%左右的普通小学，通过参加课题活动改变了教师和学生的整体面貌，让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接下来，他谈了自己的两点感受：一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一定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本测试卡，但其中的教育观、学生观和课程观都体现了对教育哲学的思考。二是教育的行为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文院长的点评指出，一个好的教育成果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关注差异、分层评价、共促发展”作为项目20年的总结非常恰当。第一，关注差异。他指出，其实每位教师都关注差异，如我们平时讲的好学生和差学生，但这里的差异和我们讲的差异是有区别的，即《数学分层测试卡》转化了一个思路，它告诉我们学生其实是存在不同水平的成功，不同方向的成功。学生完成《数学分层测试卡》是其自身的成功也是教师的成功，可以让师生不断地看到和体验成功，从而达到师生共赢。分层的目的不是为了分层，分层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成功，帮助学生在其已有的基础上走向新的成功，扩大学生成功的领域和范围。第二，共同发展。《数学分层测试卡》促进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实际上，这本身也在发展着《数学分层测试卡》，这使它从简单的一套题变成了一个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发展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分层测试卡》的理念、方法也在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朱旭东教授首先对《数学分层测试卡》20年的成功实验表示祝贺，对以梁威教授为领导的团队取得的成就，对北师大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接着他从价值、感受和分享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首先，是价值，价值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这个项目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水平，促进了学生的发展。二是项目促进了教师的发展，特别是教师制度性的发展。通过项目很多教师成为校长、当上了教研员，从而让更多的教师获得发展。其次，是感受：一是基础教育研究一定要深入基础教育研究的现场，去研究，去行动。二是把教育资源和行政资源整合起来，行政资源为项目的推进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三是项目要解决实际问题。四是一个项目这么多年的坚持需要一个团队，所以做基础教育研究仅仅靠大学教师是做不出来的，一定是有多方的配合。最后是分享，朱教授分享了从差异教育走向差异学习的想法，指出《数学分层测试卡》在本质上就是对学生差异学习的设计。

最后，梁威教授进行总结。梁教授首先对各位领导多年的支持和指导，对多年共同战斗的同事表达感谢。她说《数学分层测试卡》就像吸铁石一样，把一些有共同追求、志同道合的教师吸引在一起。多年的实验证明，《数学分层测试卡》就是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希望教师把“关注差异，关爱每一个学生”的理念落实在数学教学中。多年的实验也证明，《数学分层测试卡》已经从有形到无形，从群体到个体干预，从文本到多媒体，从数学教学渗透到其他学科以及班主任工作和其他教育教学中。《数学分层测试卡》也让很多人养成了用“放大镜”去看待每一个学生的习惯，特别是不是特别优秀的学生。此外，她还为每一个与会教师准备了一个带有放大镜功能的尺子，希望他们能提醒自己用这个“放大镜”去看待学生，从而在工作中不断收获幸福。

此次大会是对《数学分层测试卡》实验20年的一次回顾与总结。相信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数学分层测试卡》一定能继续为教师、为学生的发展搭建成功的平台，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并在数学教育史上写下靓丽的篇章。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6

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育人实验基地和教育科学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建校近70年来，始终以“坚持实验、探索规律、科学施教、全面育人”为办学方针，开展基于实践改进、立足本土需要的原生态的教育实践性研究，形成了独有的学校品牌，孕育了研究型的学校文化和发展范式。

关键词

小学教育研究；本土研究；率性教育；儿童哲学；开放式学校；东北师大附小

作为东北师范大学创建的育人实验基地和教育科研基地，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以下简称“东师附小”）在建校之初即确定了“实验性、示范性”的办学方向，并逐步确立了“坚持实验、探索规律、科学施教、全面育人”的16字办学方针。回顾学校近70年的历史，在初创时期，王祝辰先生进行了“动的教学法”的尝试；教育体制改革时期，学校先后进行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验”“九年一贯制学制实验”等；整体改革实验时期，学校逐步推进学校管理的整体变革。进入新世纪，学校以“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科研强校”为战略，开启了全面构建“开放式学校”的改革历程。2014年，学校在继承已有的办学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庸》中得到启发，提出“率性教育”的办学理念。抚今追昔，我们看到，正是立足于本土需要的原生态的教育实践研究，不断孕育与强化着东师附小的内生力和发展活力，使学校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学术品牌和文化特色。研究，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生长的主要范式。

一、办学理念本土化：追溯传统哲学，承继办学传统

1.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办学之“根”

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与“魂”。陈元晖先生提出，中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如《中庸》。《中庸》开篇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非常凝练地表达了中国人关于天命、人性和教育之间关系的看法。东师附小提出的“率性教育”中的“率性”，即源于“率性之谓道”。“率”即遵循之意，“率性”就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率性教育”就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教育，就是“保护天性、尊重个性、培养社会性”的教育。保护天性，就是保护儿童愿意探究、愿意想象、好问好动等天性；尊重个性，就是尊重儿童的差异，不搞“一刀切”，严而有度，不尚苛求；培养社会性，即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合作态度、规则意识和责任观念，为他们成为未来的合格公民奠定价值基础。

2.在传承本校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校本化办学理念

近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大力倡导“尊重的教育”“创造的教育”，其核心目的是解放儿童，让儿童成为教育中的主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关爱。而“率性教育”正是体现了儿童本位的教育，它的提出，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中的继承和发展。“率性教育”的提出，也是对东师附小近70年来优良的办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首任校长王祝辰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了顺应儿童天性的观点。1936年，他在实验探索的基础上写了《动的教学法之尝试》《小学各科新教学法》等著作，提出了“儿童有动的本能，活泼好动是儿童的天性，我辈从事教育者，便应当顺应或利用儿童这种自动力”等思想。纵观历史，东师附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验探索中，都是围绕如何促进儿童发展、以儿童的视角开展实验研究的。可以说，“率性教育”所承载的正是学校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沉淀的潜心研究、大胆实验、示范引领的优良传统，是对学校“以人为本，尊重儿童”的儿童观的总结与提炼，彰显了历史性、时代性和本土性的鲜明特点。

二、研究问题本土化：顺应时展，立足学校需要

东师附小的教育教学改革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现实背景。它一直跟随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保持着研究的前瞻性和时代性，起着引领前沿、示范一方的作用。

1.聚焦教育发展需要，确定全局性的实践课题

东师附小的教育研究一般以三至五年为一个周期，依托学校课题研究，引领带动学校各领域的协同改革。学校始终保持着教育科学研究的敏感性，密切关注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探索教育实践领域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选择和挑战我国基础教育的前瞻性课题。从20世纪70年代进行单科单项课堂教学改革，到80年代进行整体教育改革，再到90年代初进行“小主人教育实验研究”和“小学生主体性教育实验研究”，再到本世纪初，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突破口，全学科联动式开发校本课程，实现了学校课程体系的重构，东师附小的改革探索展现出一所小学对于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话题的实践性回应，体现出一所小学在教育改革与研究中的前瞻性与时代性。伴随学校改革发展的新常态，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速成的教育”“功利的教育”，学校在“率性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率性教学”的主张，倡导教学要体现“有根源”“有过程”“有个性”三个关键词。“有根源”，强调要挖掘知识的“根源”，依循儿童学习的规律和特点，让教学有据可依；“有过程”，强调让学生经历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经历人类知识再发现的过程，重视归纳性思维的发展；“有个性”，强调基于儿童的差异展开教学，不搞“一刀切”，不追求完美。我们认为，学校提出的“率性教学”的三个关键词是颇具问题指向、时代价值和生态意义的教学观念，也是对现有课堂教学改革具有传承、发展和创新意义的教学观念。正是坚持了综合协同改革的思路，东师附小在以科研引领学校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创新的内在生长力，并始终保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2.积极开展“儿童哲学”研究，开创“第三条道路”

就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儿童哲学”教育实践而言，“儿童哲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以美国的马修•李普曼为代表，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儿童哲学教育，重点关注儿童对哲学的探寻过程。第二种以加雷斯•B•马修斯为代表，主张成人应该与儿童展开平等的对话，儿童可以帮助成人对有趣的甚至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反思；他自己作为大学教授，也会到中小学亲自与儿童展开对话交流。我校基于“儿童是哲学家”的研判，做了大量有关儿童哲学研究的理论储备，如组织全体教师认真研读“马修斯哲学三部曲”，反思“优越感”；鼓励教师向儿童学习，并结合教育教学，以关于“同一性”“自由”“伦理”等问题的儿童哲学田野研究，深度刻画“儿童之学、之思、之问”；将“儿童哲学”与学科教学进行渗透式融合，培养儿童的基本思维能力，形成较为独特的“儿童哲学”实践风格，我们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学校先后成功举办了两届“儿童哲学与率性教育”高峰论坛。在我国“儿童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晚、底子薄、作品少、移植多的状态下，东师附小以先行实践者的姿态，努力在该领域持续发声，使中国儿童哲学研究更具有实践情怀。

3.努力破解实践难题，开展教师小课题研究

学校依托教师青年基金制度等，设立小课题，组建研究团队，鼓励教师针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瓶颈问题，开展原生态的行动研究和实验研究。学校倡导教师立足于日常教育教学的微观领域，发现“真问题”，将研究“做小、做微、做细”，做真正接地气的、实证性的研究，如学生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笔记在教学中的应用、儿童好奇心的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强调教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如儿童课堂提问的原生态收集、合群性叙事研究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重通过深度的课堂观察、作品分析、调查研究等方法收集证据，如基于作品分析的儿童想象力研究、一年级学生入学识字量调查研究、基于数据分析的课堂教学研究等。目前，该项制度已成功运行八年，共批复了课题130多项，70%以上的教师具有参与课题研究的经历。小课题研究让教师完整经历了选题、研究、中期汇报、结题汇报的全过程，历练了进行科研“实战”的能力。这也为教师深度参与学校课程教学的整体变革储备了能力和经验，真正使他们走上了专家型、研究型教师的发展之路。

三、研究方法本土化：基于教学改进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实现本土教育研究的基本路径。比如：学校基于单元教学改进的行动研究不是为任何“校外研究者”提供研究证据，而是为了改进学校课堂教学的基本面貌。因此，教学改革的目的与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校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工作机制，从宏观上对单元教学开发与实施进行了顶层设计，确定了三年周期内学校教学改革实验的基本方向、整体目标、具体举措及保障条件。在此基础上，各学科委员会组织学科成员进行多轮的充分讨论，详细规划本学科在课程教材建设、教师发展、学生培养方面的发展目标，改革的具体措施、推进路径及预期产出的成果。第三个层面的规划由每个学科下的研究团队制定。学科委员会根据学科成员的研发力量，将其划分成相应数量的小研究团队，每个团队专门负责一个单元的设计与实施，按照“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再计划……”的行动研究路线，完成教材比较研究、设计单元内容及开发相关资源、进行教学实施的系列准备，最后进入到教学现场实施并开展跟踪研究等。东师附小的行动研究始终伴随着研究者有意识的、自省式的、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将问题直指教学内容的改进和教学过程的优化，关注来自教学现场的第一手素材的收集与分析；力图在“规范、学术”的理论研究与“自发、随性”的经验总结之间，探求基于问题解决、改善教育实践、深化理性思考的一条中间路线。

四、研究机制规范化：建设研究基地，保障本土研究持续推进

中小学教师若想通过教育研究成果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要修炼研究内功，有过得硬的实践性研究成果，更要有自己的研究平台。为此，东师附小创建了一系列研究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新力；同时，努力为教师搭建研究平台，致力于建立中国小学教育实践研究的基地。学校将原有的校刊《东师附小》升级为《东师附小教育研究》，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每年一辑，集结了东师附小多方面的教育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教师的实践智慧和研究能力。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为这本校刊亲笔题写刊名。与此同时，学校开通了“率性教育”公众号，面向海内外学者、教师及时学校最新的研究成果，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小学教育研究的持续推进需要一系列科研机制和制度的保障。为此，学校组建了学科委员会，作为研究和决定学校课程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学校吸纳了全校1/3的教师，组建改革发展的生力军。这支队伍在探索中成长，逐渐成为具有较强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骨干教师团队。学校先后创立了教育研究发表会制、教师科研基金制度、成果奖励制度等，其目的是鼓励教师深入研究，对研究过程进行梳理、总结、提升，将零散的、粗浅的研究与思考，逐步提升为可以公开发表的、理性的、深刻的研究成果。这些制度和机制大大激发了教师的研究动机，提升了其研究的价值感与成就感。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7

*同志作为一名教师，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三个层次共10门课程，如博士生的兽医外科学进展、超声和内窥镜技术及显微外科学；硕士生的高级兽医外科学、临床诊疗新技术和理疗与激光；本科生的家畜外科学、家畜外科手术学、兽医理疗学和临床教学实习等课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总是认真备课，给学生上好每一堂课。即使是选修课和实验课，也同样对待，精心准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学生的好评，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他深知教材是高等教育和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根据教学和临床的需要，积极编写教材和专著。参编《家畜外科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兽医临床诊断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20*年），《兽医外科学》（兽医专业参考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小动物麻醉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小动物麻醉教师培训班教材，主编并总审，东北农业大学出版，1993年）。现正在主编《家畜外科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农业出版社）第四版和参编《家畜外科手术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第四版。出版专著二部《犬病学》（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年），《科学养犬和犬病防治500问》（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年）。

*同志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共进行四项教学与教改的研究，主持国家教育部教研项目“动物医学类本科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和实践”的子项目；参加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动物医学专业五年制培养方案的改革与探索”；主持东北农业大学教研项目“医教结合——兽医专业临床教学模式的研究”；主持东北农业大学教研项目“兽医外科手术的多媒体教学”；主持东北农业大学教研项目“动物医学专业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在完成的教研项目中，“五年制兽医教学改革721模式的实践与成效”项目获*年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医教结合——兽医专业临床教学的一种有效模式”项目获东北农大学1999年优秀教学成果奖。这些教学成果的实施，对于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校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不仅仅在黑龙江省，而且在全国有很好的声誉，许多省争相要我校兽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由此可见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动物医学院院长，*同志在这方面思路宽阔，成绩突出。

*同志还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211工程”建设带领动物医学院做了大量的基础建设、人才建设和条件建设。经过艰苦的努力，三年内先后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单位，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兽医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在重点学科评审中，动物医学专业一共有三个二级学科，于*年全部通过省重点学科评审。现在又都申报了国家重点学科，争取能够有新的突破。“211工程”已完成了一期建设，去年通过了省级验收，最近正在积极准备通过国家教育部六月末组织的验收。

在科研方面*同志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主持科研课题五项，科研经费合计74万元。主持的项目有国家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黑龙江省青年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九五”重大项目，黑龙江省创新工程项目，黑龙江省“九五”攻关项目各一项。参加科研课题四项，主要有省科委攻关项目两项，美国CONRAD基金会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各一项。完成的课题中有3项获奖，其中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获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省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同志不但出色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已培养出2名博士研究生和6名硕士研究生。还有在读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6名。他所培养出的硕士研究生全部攻读了博士学位。其中有一名因成绩优异被提前推荐攻读博士学位，另一名以优异成绩被美国Purdue大学录取，这在我校还是首次。

*同志除了完成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兽医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兽医外科学分会小动物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外科学分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东北外科分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东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常委，并被聘为部级和地方主办的《中国兽医杂志》、《中国动物保健》、《激光生物学报》、《激光杂志》、《东北农业大学学报》、《黑龙江畜牧兽医》、《中国动物检疫》七种学术刊物的编委。1999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东北农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年被评为东北农业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教师，总是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敬业奉献，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放在首位。作为动物医学院的院长，他深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上好课的同时，还时刻注意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他以自己治学严谨、讲课认真、工作勤奋、待人诚恳、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和影响着学生和老师。他既是学生学习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上的益友，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好评。

东北师大研究生篇8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

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化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罗书长处是资料搜集的比较充分，同时又能广泛吸引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万书重点突出作者的研究心得，而不在意全书的结构是否完整。熊书气势磅礴，但由于时间跨度大，篇幅较小，略嫌粗疏。曹书60万字，13章，由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组成。总论涉及“社会与文化”、“文化特征”、“文化论争与交流”等内容，分论则设有哲学、宗教、教育、伦理、史学、文学、艺术、科技、风尚等专题。

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总貌的概括并不一致。马良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论纲》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周积明《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特质》则认为，这一时期文化特征是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取而代之，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江汉论坛》1989年第l期);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架构的特征》把魏晋南北朝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经过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仍然不失为这一时期文化架构的主题(《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田文棠《论魏晋思想的文化意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三家文化的肇兴，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1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则具体地给魏晋南北朝文化界定了四大特征:自觉趋向、开放融合、宗教鬼神崇拜和区域文化(《文史哲》1993年第3期)。曹文柱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结构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大致可有三条脉络寻觅其变化的轨迹:(1)主导文化由儒学式微转变成三家并立。(2)胡汉文化从异质冲突渐进为兼容杂糅。(3)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类似的文章还有孔定芳《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冯天瑜《魏晋南北朝文化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期)等。

玄学是魏晋时期盛行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新的学术思潮。它援道入儒，以“老”、“庄”、“易”三玄解经，故有玄学之称。20世纪，最早对玄学展开研究的学者是容肇祖。他先后发表《述何晏王弼的思想》(《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述阮籍嵇康的思想》(《语言历史所周刊》1928年第5期)、《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之后，汤用彤、冯友兰、贺昌群、侯外庐、唐长孺皆有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发表。20世纪后半叶，对玄学的研究进入一个高潮。代表作有前文所列的王葆、孔繁、王晓毅等人的专著。关于玄学的产生，唐长孺认为，玄学是汉末名教之治动摇，名理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11页);汤用彤同意玄学是经过名理之学发展而来的，不过更强调从汉末经学的衰微到魏晋清谈的兴起再到玄学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中国哲学研究》1983年第3期);冯友兰指出，士族的兴起和汉末经学没落是一致的，玄学实际上是士族意识在思想界的反映(《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绪论》)。对于玄学的分期，汤用彤、汤一介认为可以分为正始、竹林、中朝、江左四个时期，王晓毅同意这种分法，并做了具体的论述(《中国文化的清流》);冯友兰则认为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裴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郭象的“独化论”。许抗生也把魏晋玄学划分为三个时期，但与冯友兰的划分有一定差别(《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关于玄学的理论问题，王葆对王弼的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人才论等方面有详细的论列。孔繁除论述正始玄学的理论建树外，还分析了竹林玄学、中朝玄学各派的重要观点。相关的论文还有孙实明《略论王弼何晏的贵无论》(《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袁济喜《阮籍嵇康异同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邹本顺《魏晋的才性之辨》、陈来《郭象哲学思想述评》(《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萧美丰《裴崇有哲学新论》(《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许抗生《向秀玄学思想简论》(《文史哲》1986年第4期)等。对于玄学的历史地位和评价，韩国磐认为，在曹魏时期，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在西晋及其后，则完全流于虚诞，成为高门大族的生活点缀或沽名钓誉的本钱(《魏晋南北朝史纲》第525页);孔繁则认为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因此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从〈世说新语〉看清谈》，《文史哲》1981年第6期)。王晓毅论证了从秦汉礼仪制度到魏晋人性自然的文化清流的形成，认为这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构成一个鲜明的转折点。有关论文有张岱年《魏晋玄学的评价问题》(《文史哲》1985年第3期)、冯达文《论魏晋玄学的特质与价值》(《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等。

儒学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玄学的勃兴，魏晋南北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中衰期，故这一时期的儒学长期未受到学人的重视。80年代以来，这种局面终有改观，讨论魏晋南北朝儒学的论著日趋增多。代表性论文有牟世金《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学化》(《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牟钟鉴《南北朝经学述评》(《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张庆捷《儒学与北魏政治》(《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略论》(《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李书吉《东晋门阀与儒学》(《晋阳学刊》1990年第2期)、王文列《试论六朝儒学的特点》(《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2期)、张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张海燕《魏晋玄学与儒学》(《河北学刊》1993年第3期)等。同时，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儒学史也纷纷问世。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对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发展、影响重新做出了深入的分析，观点颇具新意。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第1卷即以专章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并认为这一时期的儒学经历了一次重振运动(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则是近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儒学史的系统著作。李申《中国儒教史》专设“魏晋南北朝儒教”一章，具体探讨了儒教和佛、道二教的相互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学林出版社，1997年)等。

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发表《天师道滨海地区之关系》，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其后吕思勉(《道教起源杂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1期)、钱穆(《蜀中道教先声》、《张道陵与黄巾》，《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等人也有研究文章发表。20世纪后半叶，陆续有几部道教史的专著问世。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的论著日趋增多。代表性论文有牟世金《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学化》(《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牟钟鉴《南北朝经学述评》(《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张庆捷《儒学与北魏政治》(《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略论》(《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李书吉《东晋门阀与儒学》(《晋阳学刊》1990年第2期)、王文列《试论六朝儒学的特点》(《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2期)、张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张海燕《魏晋玄学与儒学》(《河北学刊》1993年第3期)等。同时，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儒学史也纷纷问世。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对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发展、影响重新做出了深入的分析，观点颇具新意。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第1卷即以专章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并认为这一时期的儒学经历了一次重振运动(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则是近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儒学史的系统著作。李申《中国儒教史》专设“魏晋南北朝儒教”一章，具体探讨了儒教和佛、道二教的相互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学林出版社，1997年)等。

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发表《天师道滨海地区之关系》，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其后吕思勉(《道教起源杂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1期)、钱穆(《蜀中道教先声》、《张道陵与黄巾》，《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等人也有研究文章发表。20世纪后半叶，陆续有几部道教史的专著问世。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都是研究这一时期道教的系统著作。对于道教的改革，最早提出看法的是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王仲荦同意陈说，北魏寇谦之援佛入道，建立了一套道教戒律，对道教的官方化作出了贡献(《魏晋南北朝史》第795页);钟国发则认为，寇谦之并没有从思想上提升道教的层次，陆修静整理道教经典，制定斋戒仪轨，建立道教组织，对道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前期天师道史略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刘琳认为，经过葛洪、陶弘景等的努力，道教的教派、义理更加丰富、经典大大增加，出现了神仙道教思想，借用了儒佛的哲学、伦理观念，并出现了以“道馆”为代表的道教组织，最终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重点研究了《抱朴子·内篇》中的神学思想、道教哲学以及在化学史、医学史上的贡献。

关于佛教的研究。从20世纪前期起，汤用彤陆续有《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评论》1936年第9期)、《中国佛史零篇》(《燕京学报》1937年第12期)等文发表，之后又著成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第一次为中国佛教史勾画了一条可信的线索。由于汤用彤熟悉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故既能把中国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又能为佛教确立比较准确的概念。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研究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哲学思想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73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的前两卷和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系统著作。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对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等重要的佛教人物均有专论(中华书局，1982年)。类似的论文有傅云龙《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略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佛教的中国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赖永海指出，这一进程实际上在东汉即已开始了，佛教借助汉魏时期的“神不灭”论即是明证(《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此外还有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方立天《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则从内容、渊源、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比较了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复杂关系(《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探讨佛教玄学化方面的文章，还有田文棠《从道安的佛教思想看魏晋的佛玄交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洪修平《也谈两晋时代的玄佛合流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杨耀坤《汉晋之际佛教发展的思想基础》(《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等。方光华《试论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因国家的分裂而形成南北两种传统，它们在各自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义理发展趋向，对佛教思想多元化和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作了理论准备(《文史哲》1993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风与学风向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魏晋时期士人在力求调整纲常礼教与人性自由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学术界将之概括为魏晋风度。有关的专著有宁稼雨《魏晋风度》(东方出版社，1992年)、马良怀《魏晋风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相关的论文有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的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李凭《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两面性》(《文献》1993年第3期)等。清谈是魏晋士风的重要表现，因此对于清谈与清议的关系、清谈的分期及与玄学的关系，自然也备受关注。研究这一课题的文章有贺昌群《清谈之起源》(《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期)、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中国文化》1946年第6期)、唐长孺《清谈与清议》(《申报·文史》1948年2月28日)、张景贤《试论清谈的含义》(《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郏廷础《魏晋清谈散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等。由于长期隔绝，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学风也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别。相关的研究文章有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何兹全《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风尚不同的渊源》(《史学评林》1983年第1、2期)、周积明《东晋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等。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域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的文章很多，代表性的有杜斗城《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僧人的西行与南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孔毅《论北朝时期鲜、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施光明《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文化交流述论》(《兰州学刊》1990年第2期)、王友敏《南北朝文聘礼仪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以及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黄山书社，1992年)等。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学者关心的课题。张声振《两晋南北朝时期移民日本的汉族人及其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简修炜《汉魏六朝时期的中日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范毓周《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罗宗真《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文史哲》1993年第3期)、韩《“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

社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学者对诸如社会史概念、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不涉及理论问题，只就学者公认的研究成果做一概述。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的专题部分应该是属于社会史最早的综合性研究著作。近年来出版的社会史综合性研究著作是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曹书从社会存在前提、社会构成、社会运行与社会变迁等方面考察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发展状况。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有鲜明特点的学术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社会结构，在吕书、曹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20世纪80年代，朱大渭发表《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一文，认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具有阶级层次增多，阶级关系繁杂化的特点(《六朝史论》)。熊德基《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则从户籍、等级、阶级、民族、门阀观念等方面阐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的理解(《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以后的很多研究文章，都承认社会人口等级化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有关论述社会上层生活状况的文论在前几节中已有介绍，下一节还将谈到大族的个案研究，这里不再重复。在研究社会下层时，学者对编户齐民的情况关注不够，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章节和熊德基《六朝农民的负担、阶级地位与历史作用》等文外，论者甚少。相对而言，研究当时“贱民”的学术成果是相当繁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国家还是私家大族都控御着大批不隶普通民籍身份低贱的人口。他们或由国家另立户籍，或注入主人的“家籍”，名目相当繁杂，有兵户、吏户、杂户、匠户、乐户和佃客、部曲、门生、故吏等。自30年代以来，研究这些人口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论述一直不断。代表性的文章有鞠清远《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食货》1935年第12期)和《三国时代的客》、武仙卿《南北朝色役考》、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何兹全《三国时期的三种领民》以及关于兵制系列论文中“世兵制”的论断(详见《读史集》)。20世纪后半叶，这类研究文章非常之多，代表性的有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与《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程应《释干》(《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彭神保《僮干释疑》(《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李春润《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干》(《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曹文柱《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高敏《东魏北齐食干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3期)和《杂户考》(《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前述有关兵户问题的文论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奴婢问题，如蒋福亚《略论魏晋南北朝的奴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刘汉东《十六国北朝奴婢身份特点探论》(《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等。

关于城市与乡村社会研究。曹文柱《社会通史》第3章对魏晋南北朝城市社会的一些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当时的城市有政治型、军事型、工商业型等类别;与乡村社会比较，又有建筑群规范、人口集中和数量大、人口异质性强、经济生活活跃、政治生活频繁、文化生活发达等特点。相关的论述还有于云瀚《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赵裕如《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浅识》(《洛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对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系统研究的著作是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作者分论了北方乡村组织由坞壁到村落、南方乡村组织由聚邑到村落的变迁，同时探讨了乡村的自然环境、农民的生产条件和家庭经济生活等。相关的论述还有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等。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和婚姻的成果较多。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一文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和南方有很大的区别，这表现在聚族而居、兄弟共财、几代共爨等几个方面(《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属于同类性质的文章有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周盛行《颜氏家训中的家庭习俗》(《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等。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认为，东晋南朝时期名教的重心已经由君臣伦常转移到家庭风教上去了(《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相关论文有刘振华《试论六朝家庭伦理观念的演变》(《学术界》1994年第1期)等。此外，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2期)、薛瑞泽的《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思想战线》2000年第2期)以及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和杨铭《氐族的姓氏和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各族婚姻、婚俗的文章。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妇女问题备受关注，相应的论文很多，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民间信仰和结社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吴泽发表《汉唐间土地、城隍神崇拜与神权研究》一文，研究了始于魏晋的民间土地神和城隍神崇拜现象。研究这类民间信仰问题的文论还有刘九生《巴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吴维中《志怪与魏晋南北朝宗教》(《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梁满仓《论蒋神在六朝地位的巩固和提高》(《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和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以及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等。

社会风气是一个内涵广泛的课题。前述的魏晋风度也应该属于这一范畴，但社会史更关注带有大众性的，尤其是下层社会的风俗习尚。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认为，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悍好斗向柔靡怯懦的转化过程。其中的原因和社会上层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社会下层宗教信仰的转移以及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同类的文章还有吴功正《六朝社会风气与美学状貌》(《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张承宗《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等。由曹魏时起，薄葬之风大倡。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最系统的考察是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相关论文还有龚国祥《浅谈汉魏薄葬思想》(《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6期)、张爱冰《南朝薄葬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等。社会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曹文柱《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指出，两晋之际因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而激发的流民潮具有空前的规模。作者还对流民组织、统治者的流民政策以及流民归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流民潮对全国人口布局的调整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有一定影响(《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相关论文有许辉《西晋末期长江中游流民暴动的原因及性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北魏末年的边镇起义也是当时的严重社会问题。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朱大渭《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辨析》(《六朝史论》)、刘精诚《北魏末年人民起义与六镇豪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等。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关系的问题。曹文柱《魏末晋初的陂碣之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黎虎《东晋南朝时期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郑炳林《十六国时期姑臧建城的自然与人口条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郭黎安《关于六朝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等，都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李友松认为，血吸虫病是导致曹军在赤壁失败的原因(《曹操病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2期)。类似的论文有李亿众《晋代规定传染病感染三人者不得入宫》(《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4期)等。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六）大族个案研究和人物评价

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方兴未艾。个案研究是社会学一种研究方法，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时经常运用。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引入并应用于魏晋南北朝大族史的研究之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也具有大族个案研究的特征。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目前所见的典型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专著。

魏晋以来，大族地位确立的标志起码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官职的高下及其变化;二是家族成员的婚媾状况;三是家族成员的学术文化成就，简称为“宦”、“婚”、“学”。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谢氏家族发展的轨迹是条抛物线，衰落期是上升期的回归，但前期仅是士族，后期则是“士”与“世”的复合。其仕宦特征又有阶段性的不同，全盛期生气勃勃，握兵执政，是国家栋梁;转折期职高无权，因循守旧，坐享声誉;衰落期徒有虚名，腐败无能。作者认为，史学界对大族仕宦特征的一般看法，实际上是指转折期或衰落期才出现的现象(《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类似的论文有卜宪群《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和《京兆杜氏研究》对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它们的共同点。荀氏主要仕于魏晋南朝，而杜氏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中央担任文职高官，上层交往广泛，是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以地方军政长官为主，上层交往少，是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荀氏门第高，杜氏生命力强(《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对北朝时期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北朝之前两族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北朝时期清河崔氏远高于博陵崔氏，是仕宦差别决定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则分别探讨了江南晚渡大族为仕宦而弃文从武的情况(《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2000年第1期)。高诗敏《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发展道路》(《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重点研究了留居北方大族的政治兴衰史。

关于大族的婚媾情况。经过个案研究，许多学者提出这样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不婚是时代的主流，大族婚媾的基本特征是实行身份内婚制。所谓身份内婚制，就是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发展到崩溃的过程。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侨姓士族从西晋开始实行身份内婚制，但初期不太严格，东晋则严格流品，绝不含糊。南朝初期身份内婚制仍能维持，但已不太严格。中期开始联姻寒庶及土著大族，终于导致这一制度的最后瓦解(《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卜宪群对琅邪王氏的研究，结论与叶文类似。高诗敏、韩树峰、刘驰等人认为，北朝的情况与南方大体一致，只不过因国婚带来的政治利益使大族更乐于联姻帝室。身份内婚制造成血缘婚、异辈婚的现象十分突出。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研究了西北地区大族实行身份内婚制的情况(《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认为，大族婚姻是一种复杂的伦常政治现象，影响所及，使得国家政治属性也带有浓厚的伦常色彩(《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关于文化面貌。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标准，对于选举和迁官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魏晋大族多以家学名世，文化上的优势是其傲世骄人的资本。叶妙娜认为，东晋南朝崇尚风流人物，大族把学术与门第接合起来，作为维持地位不坠的重要手段。南朝时期谢氏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逐渐丧失，仍可以文豪、诗人留名。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认为，早在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期，颍川庾氏的文化特征就已十分突出。东晋时期，庾氏不但在政治上举足轻重，而且家族文化也最为发达(《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卜宪群《琅邪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等文。刘静夫对荀氏、杜氏在文化上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本是刑律之家，后又以《春秋左氏传》出名。韩树峰、周征松指出，河东裴氏原为西晋高门，因晚渡不得不以武功求显达，而后重新以文名世，南朝时还出现过著名的“史家三裴”。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讨论了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湖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党明德《北朝时期平棘李氏的望族之道》甚至将文化列为某些大族兴起的原因(《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从数量上看，人物评价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粗略统计，有专文或专著探讨者近百人。其中诸葛亮和曹操又是所有人物研究中的热点。

20世纪前半叶，研究诸葛亮的文章约有10余篇，但质量不高。50年代以来，评价诸葛亮的论文不但激增，而且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代表性的论文是周一良《论诸葛亮》。作者从研究诸葛亮出身入手，详论了“隆中对”的战略思想，以及治蜀方略和民族政策，继而分析了他六出祁山、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指出对诸葛亮的评价应该适当、不宜夸大(《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这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热烈的讨论。“文革”以后，诸葛亮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民族政策、军事才能、经济思想以及躬耕地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总体来看，对诸葛亮作出负面评价的文章不多，大部分学者在指出他的某些具体失误之外，基本的评价都是肯定的。其中田余庆的《〈隆中对〉再认识》最有特色。田文全面讨论了诸葛亮“隆中对”的形成、实施以及对三国鼎立形成的作用和主要失误之处，从而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50年代之前讨论曹操的文章并不多见。对曹操评价的高潮是在1959年郭沫若发表《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一文开始的。此后一批史学大家先后发表文章对曹操的功过进行评说。讨论的阶段性成果后被收录到《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一书之中。大家对曹操的认识并不一致，但肯定性的意见占据主流。到目前为止，对曹操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只不过更加深化和细化而已，如曹伯言《何晏与曹操及正始改制》(《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马育良《论曹操对秦汉大一统思想文化模式的突破》(《许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七）回顾与展望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上个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状况的回顾和评述相当简略，只能说是百年学术史的一个大致轮廓。然而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艰苦探索与开拓，这一断代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十分令人瞩目。其中两方面的成就，是最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总结的:首先是学术面貌实现了全面更新;其次是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者在回顾上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往往都有一个共识: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转型期。百年间，中国历史学经过了一个由纯粹的传统国学向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蜕变。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样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演进过程。

中国虽然素有值得骄傲的史学传统，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20世纪之初梁启超曾将旧史学的缺陷概括为“六弊”，即所谓“四蔽”和“二病”，并把“史界革命不起”，上升到“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严重程度(《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736页)。所以当具有强势文化特征的西方史学思潮一波一波涌来之时，旧史学的藩篱迅速坍塌。引进外来的新史观、新理论和新方法，借以诠释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也就成了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不懈追求的目标。特别是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居于指导性的地位，中国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更有了进一步的升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的全面繁荣，五六十年代新课题、新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的继续向纵深发展，无不与外来史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播以及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实现了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和学科规范的重大转型。

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长处，无疑是当时中国史学家的一种正确选择。不过，这些“舶来品”毕竟是以西方文明为背景而产生出来的，且不说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情况迥异，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个变量，所以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同时必须要有个鉴别和消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开了一代新风。他既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又坚决反对全盘照搬。他曾针对30年代的“食洋不化”之风讲:“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然“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身体力行，融会中西，重新探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90页)。学者公认，他的成功就在于不是西化，而是化西，不着痕迹地将西学应用于中国学术，创造出适应时代、适应民族特质和需要的新史学。陈寅恪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它使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在转型之初就起点很高。当然，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取得，并非皆是陈寅恪一人之功。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与他同时代的一批杰出学者，如吕思勉、汤用彤、陶希圣等人在各个领域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阶段性进步非常明显。五六十年代是以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创获的时期。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课题皆有突破性进展。80年代后期，田余庆撰成《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又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较为严密的学术规范。总之，通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20世纪末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已经是硕果累累，学术积累相当深厚。

学术面貌的全面更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深厚学术积累，既为新世纪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创造了腾飞的条件，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题。到目前为止，凡是关乎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课题大多被人们研究过，似乎已达竭泽而渔的程度。不仅重大的课题如此，就是一些细微的题目也有人爬梳，同时还存在着重复性研究的现象。情况类似种田，一切可耕之地皆是果实累累，甚至在边角地、荒山坡上也不乏劳作之人。本来涉及此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并不丰厚，再加之名家云集，很多成果的水平好像已臻于极致。这就使得后来人往往望题兴叹，有无从入手之感，“撞车”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不致于使这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变成历史的包袱，从而避免使优势转化为劣势?怎样做才能在较高的学术积累上实现新的突破?这是每位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对此，我们认为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得到大力拓展。

第一，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性和规范性很强的学科。讲究实证，靠材料说话，是史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如果没有翔实的史料作基础，只凭观点新颖立说，即使轰动于一时，学术生命力也不会保持长久的。正因为史料是立论的依托，所以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就成了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首先，提高学术敏感性，及时追踪新史料发现的信息，做好相应的搜集与研究工作。新史料的发现，往往意味着将有新的学术突破出现。陈寅恪曾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与崇尚薄葬，不但使得这一时期的存世文献不足，而且还使得考古发掘不易取得成果，故而任何新的地下出土，对于我们来说都弥足珍贵。令人惊喜的是，1996年10月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筑工地第11号井出土了大批三国时代的吴简。这批简牍总数估约10万枚以上，按质材和形制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牍、封检和签牌等。简牍大多有明确纪年，时间范围在汉末孙吴前期。简牍是孙吴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内容涉及佃田、赋税、户籍、司法和官府上下行文书等。走马楼吴简学术价值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简牍出土的一个空白，而且还以丰富的内容使我们了解三国孙吴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许多方面，尤其对深入研究当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典章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等都提供了新的历史信息”(张文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序》，文物出版社，1999年)。如曹丕代汉，孙权附魏，史书只记载其“诚心不款”，至于有何动作并未交待。而竹简清楚地揭示，孙权一直没有使用过黄初年号。这是他不肯尊奉曹魏为正朔的具体表现。再如，过去一直认为北魏户调的“九品混通”之法源于西晋，而竹简明载，早在孙吴初始此制即已实行。吴简中的户口籍簿内容也相当丰富，除民籍、吏籍外，另新见师佐籍。此类“师佐”，分工很细，但含义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籍簿中还有“复民”、“士”、“私学”等名目，这些人口的身份到底是平民，还是依附民?《田家》中的佃田主要是“二年常限”田，与之并存的还有“余力田”。常限田中的“常限”是指田亩租佃的年限，还是对租额的限定?余力田究竟是一种优惠田，还是一种新垦田?关于“还民之限米”的简文，应解释为“归还民之限米”，还是特指“还民”(归籍之民)交纳的“限米”?虽然文书的释文只刊布了极少部分内容，但仍以鲜活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汉末吴初江南局部地区诱人的社会场景，提出了许多新课题。目前整个工作尚在起步阶段，然而研究者已开始有不同的认识，有的问题争论还很激烈。可以预见，随着吴简整理工作阶段性的进展，对它的研究也会有一个“新潮流”出现。

其次，需要对已知史料的价值重新认识。新史料的功能不是无限的，大量的研究工作毕竟还应建立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之上。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要对这些已知史料有个重新的价值评估。我们注意到，在以往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并不充分，可开发的空间仍很大。譬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碑铭墓志，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汇集整理工作，相关的出版物很多。然而，不少学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基本路数仍不出传统的“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两途。这种思路把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放在史书上，却忽视了金石材料的自身价值。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长寿就已开始利用碑铭，结合文献，探讨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揭示了史书失载的一些历史现象。近年来，侯旭东搜集到1600多种五六世纪北方造像记。他以此为基本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当时北方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这些材料的可贵之处，一是造像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和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二是参与造像活动的人范围极广，除少数官吏和僧人外，绝大部分信众不见于史传。其实，碑铭之外，一些习见的文集专著、地志农书、梵典道藏、诗歌辞赋、志怪小说等，都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史料，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对于正史，也可用新视角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有的学者提出，有时新眼光“本身也意味着新材料的发现”，以新眼光看旧史籍，就可以从常见的书中读出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最好的实例，是田余庆近年来发表的几篇北朝史文章。如他发现《魏书·乐志》中的“真人代歌”具有“史诗”特征，于是以此为线索，条理了《代歌》与《代记》、《魏书·序纪》的传承关系，从而对北魏一代史学衰微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第二，继续深化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所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都是相对而言的。宏观研究贵在会通，是从大处和远处着眼观察这一断代的历史地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这一时期社会本身的某一细节进行剖析，或是探讨一些无法置于宏观研究范围之内的课题。两者中，微观研究可以视为宏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乃是微观研究的最终目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课题的日趋细化，已成为近年来一道很显眼的学术景观。这当然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无疑是学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在学术氛围普遍浮躁的今天，这种脚踏实地、甘于寂寞的学风是应该得到大力提倡的。学者的努力已有了相应的回报，在大族个案、职官品位—职位和地域社会等类研究领域，成效尤为突出。以大族个案研究为例，十几年来学者关注的对象，几乎遍及南北士族，而现在学者则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地域性豪族集团之上了。显然，这种对不同类型的大族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社会精英集团的基本状况、演进脉络以及历史作用。不过，过于细化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选题的杂乱和琐碎，随意性较大，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目前大族个案研究的一个通病。于是，“便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窠臼。”④另外，过于细化的倾向，还会导致“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的后果(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语)。质之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则是老一辈学者所关注过的重大问题，年轻一代对此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又缺乏宏观的力度。本来，同老一辈学者相比，中青年学者在史料功底和理论思辨能力上就相对存在着欠缺，过早地埋头于琐细的局部问题之中，则很难成大器。毕竟在中青年学者中，能够写出如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和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等宏篇巨著的人还是太少了。所以我们认为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追求更为宏观的考察，可能是新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实现总体突破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拓展多元化研究思路，努力实现学术创新。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论探索乃是保持学术之树常青的生命之源。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十分完美，缺陷与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理论及其藉以构成的概念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它并非先验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而社会理论家也不能扮演本体论的角色。反之，理论与概念是由生活在不同时空的思想家所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学术产品也正反映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及知识环境”。所以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工具，都具有一定时空的局限性。它们为学者提供的只是观察问题的立场，研究问题的切入角度和路径，叙述与解释问题的框架。其所得出的结论与历史的实态永远不会重合，误差必然存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理论既可解放思想，又能束缚思想。特别是当某种理论一旦被权威厘定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成为先验的规范、不言自明的信念的时候，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预设的障碍，突围而出。如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认识，学术界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同中国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经历了奴隶制社会这一理论前提。而近20年来，很多学者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认真总结和检讨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涉及的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指出中国古代从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们又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如何重新认定呢?对汉魏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又该做何解释呢?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不是仅靠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能解释清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