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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郑声淫”所指的“郑声”是春秋时郑国的流行音乐，它明快和谐，节奏多变，讲究声色之美，相对于其它俗乐而言有很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郑声的这种特，最促使了它在各国都得到传播与接受。虽然其它诸侯国也有俗乐存在，但郑国的姬姓这一特殊性，使得郑声更显示出“礼崩乐坏”的事实。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郑”声自然成为孔子憎恶的对象。
关键词：孔子；郑声；郑国；姬姓
中图分类号：1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62-03
自从孔子提出“郑声淫”，“放郑声”后，关于“郑声”的研究一直不断。一些学者指出，郑声与郑卫之音、“新声”是同一个概念，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事实上，孔子所指“郑声”虽是新声，但并非所有新声的代称，它只是郑国的俗乐。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郑声只不过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之一，它所具有的特点并非它所独有。当时的齐、楚、宋、卫等诸侯强国都有类似于郑声的这种流行音乐，为什么孔子不恶齐声、楚声、宋声等其他国家的新声，单单恶“郑”声，乃至要放“郑”声?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郑声的传播与接受及郑国本身去寻找
一
从音乐本身来说，郑声有很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它不仪能压倒雅乐，也能使其它各地音乐受其影响，不自觉的吸收它，认同它，郑声代表了俗乐的方向。
据学者们研究，郑声之“淫”主要有二种：“淫于色而害于德”与“过分、过度”。郑声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它与郑风有联系，但并不等于郑风中的郑诗。蔡仲德撰文就郑声之“淫邪”、“”、“淫慢”展开分析。他指出郑声的“淫慢”在于它采用了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等六个方面。辛筠《“郑声淫”辩》将其概括为柔婉琐细，明快和谐，节奏多变，能表达活泼跳跃、比较复杂的感情，听起来抑扬顿挫，扣人心扉。
特别要强调的是郑声注重声色及感官享受，歌舞结合这一主要特点女乐在夏商就已经出现，夏桀之时，有女乐三万，商代盛行“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的女乐。到春秋末年，沉寂的女乐再次兴盛。“邯郸以倡著名，郑女以舞著名，”歌舞结合的郑声富于声色之美，“今郑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惊。”(《淮南子・修务训》)傅毅《舞赋》也描述道：“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妁偷致态。貌燎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所以，很多人都将郑声与美色同提。《荀子・乐论》称：“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吕氏春秋・音初》亦日：“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将郑卫之音与女色同谈，实际上正是郑声与郑舞同存的反映。
以上郑声这些特点，使之很快就在郑国为人们所接受，压倒雅乐成为了流行音乐。另一方面，郑国本位于殷商故地，其音乐受殷商音乐影响，音乐本身就比较发达，“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嵇康《声无哀乐论》)，是俗中的主导者。并且，郑国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诸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道。在政治与商业交往及民间往来中，郑国吸收其他各国的民间音乐，又将自己的新声带到了周围其他国家。郑声所具有的抒情性、表演性、娱乐性特征使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但主要还是郑国音乐向其它诸侯国输出。其输出渠道有四。
其一。政治婚姻输出。春秋各国的政治婚姻中，郑舞被郑女带至所嫁之国。据《左传》、《史记》等记载，春秋时郑国与齐、晋、楚等国缔结婚姻。僖公十七年，郑国曾嫁女与齐桓公，生孝公；郑文公嫁女给楚成王(《郑世家》)，公元前604年与公元前586年，郑国嫁女给晋国；公元前594年，郑女嫁楚庄王；昭公元年，郑公孙段嫁女给楚公子；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也是郑女。春秋时女予出嫁，通常会带有妾媵与乐师，正是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郑国音乐带人异国宫廷之中。
其二，赠女乐(乐师)的外交手段。春秋女乐似乎颇为盛行。齐国曾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史记・孔子世家》)，秦国以送女乐的方式乱戎王之政(《韩非子・十过》曾载)等。郑国也曾以赠送女乐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邦交箫鱼之会时，郑人“赂晋候以师悝、师桶以及钟磐女乐”(《左传・襄公十一年》)。郑国还向其它国家赠送乐师。据襄公十五年载，“郑尉氏、司氏之乱”。郑人“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筏、师慧”，师筏、师慧就是郑国当时的乐师。
其三，春秋战争频繁，郑国民众在奔走逃亡中将郑声带到他国。“据《春秋》所计，在三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人’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计。”各大国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中曰：“春秋战争之多莫如郑。”战争导致众多郑国民众流离失所，在客观上促进了郑声的传播。
其四，郑国女子“奔富厚”，进入上层之家。《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镊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春秋时，列强争霸，分别产生了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强国。这些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商业、巫风巫术等一点也不逊于郑国。作为春秋强国，其政治、军事、经济自不待言。各国也采取措施以利于商业发展。如齐桓公“制过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国语・齐语》)，手工业者还免兵役；晋文公则“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越王勾践也采用“平粜”法，保护农商利益。诸侯国的这些政策促进了各国商业的繁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商业的繁荣，为这些国家接受郑声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活动中诞生了大量凭借财富可与国君分庭抗礼富贵之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表现出来。”财富的增长刺激了新兴贵族对于新的音乐消费的需要，也为新乐的生产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期各地巫风仍然很浓，像郑国“男女亟聚会”“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拂除不祥”这样的巫风仍广为存在。《汉书・地理志》云：“(楚)信巫鬼，重淫祀”，《列子・说符篇》云“楚人鬼而越人”。在对鬼神的淫祀中，男女混杂，两性接触密切。朱熹“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裹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楚辞集注・九歌》)王国维亦云：“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陈国也好巫风。《汉书，地理志》载大姬无子，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
也。”在齐国。则有“巫儿”主祭祀，“在祭祀的仪式上，社日祭祀的主持人或女巫可能要跳一些象征性生活的被后人视为淫猥的宗教舞蹈。”
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很多诸侯国君及贵族多喜好新兴的俗乐，痴迷、陶醉于新乐，有些诸侯国还有自己的“新声”。既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喜好新乐，这些国家具有“郑声”生产相似的音乐土壤，那么当郑声传人时就会被民众迅速接受。在一些记载中，上层贵族乐于“郑声”与“郑舞”者不少。在楚国宫廷。楚庄王“左报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间。”(《史记・楚世家》)“二八齐容，起郑舞些。”(《楚辞・招魂》)在齐国，“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说苑・善说》)“(齐)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列女传》)齐宣王公然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对于齐宣王所说的“世俗之乐”，赵岐的注解是：“直好世俗之乐，谓郑声也。”在秦国，“秦缪公好淫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论衡・谴告》)在晋国，“晋平公说新声”(《国语・晋语八》)，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扬郑卫之浩乐”日：“晋平公说新声，使师延为桑间濮上之乐。濮在卫地，故郑卫之浩乐也，必为郑卫之俗乐。”在赵国，赵烈王给“郑歌者枪、石二人”各赐田万亩(《史记・赵世家》)；在魏国，魏文侯“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乐记・魏文侯》)；这些记载显示了郑声不断向诸侯国传播，不断向后世传播的事实。孔子恶郑声，放郑声，正是他感受到了郑声强大的影响力。
二
在探讨孔子斥郑声，恶郑声时，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郑国是个姬姓国。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郑声。一次是颜渊“问邦”之时，他说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一次是在《阳货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两次谈话，表明孔子对于郑声发自内心的排斥之情。
郑声的兴起与存在及兴盛，与“礼崩乐坏”相伴随，它是礼崩乐坏的一种标志。当孔子提出“三恶”时，说明至少在当时这三种社会现象已经存在。孔子所谓的“郑声”，并非是新声的泛化，仅指郑国的音乐。这段话的语境透露出孔子对于等级名分(“恶紫之夺朱”)、对于西周雅乐的重视。雅乐主要是用于庙堂祭祀与其它各种典礼的音乐，重节奏而轻旋律，讲究和平中正与庄严肃穆。紫夺朱，郑声乱雅乐分别表明“礼崩”与“乐坏”的现实。孔子之恶郑声，实质上是对周礼的维护。维护周礼，在孔子看来，就是为邦之大要。
春秋末年，伴随着宗法制的瓦解，诸侯国的强大，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及商业巨贾的迅猛崛起，旧有的等级与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音乐消费上，各诸侯国不再满足于礼制的束缚。僭礼之举时有发生。向来“秉周礼”的鲁国也有“八佾舞于庭”之事发生。“代表地主阶级的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这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礼崩乐坏’，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大兴礼乐来巩固封建统治。”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及诸侯国的强大刺激了他们对新乐的消费需求。而这种新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看来，它“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礼记・乐记》)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止，“犹杂子女，不知父子”扰乱人伦。简言之，新声使人沉溺、堕落，进而加速周礼的衰落，加速“礼崩乐坏”的进程。
关于春秋礼崩乐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论及，笔者在此只就具有新乐的诸侯国不尊周礼的特殊性做一简单分析。从历史记载上看，齐、楚、宋、卫的越礼似乎都情有可原。从姓氏上说，齐国姜姓，楚国芈姓，宋国子姓。他们或有功于周，或是周“兴灭国，继绝世”的产物。倘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看，其不尊周礼也在情理之中。一些诸侯国特殊的国策或处境的特殊性也使他们对周礼的执行大打折扣。齐国“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简礼”之举表明了齐国对周礼一定程度的疏离。齐王与姑姊妹通奸、管仲设女闾正是这种疏离的外显。后来。管仲重新引入周礼，以礼治国，表现在音乐上有令孔予三月不知肉味，并称之为“尽善尽美”的《韶》乐。可以说，孔子时的齐国，有非“礼”之乐，也有守“礼”之乐。周灭商后，封商贵族微子的后代于宋，宋国本是殷商后裔，自然继承殷商旧俗，其音充满殷商的之音也不足为怪。卫国虽然属于姬姓国。但亦有其特殊性。《左传・定公四年》叙述康叔分封到卫地时称，分给他“殷民七族”，并命令他“皆名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卫地为商代文化的中心，又有大量的殷商遗民，并且还沿袭殷商旧俗。因此，音乐上也必定有殷商之乐。楚国也比较特殊。楚国为子爵，地位最低，经常为中原诸侯所鄙弃。被称为南蛮或荆蛮，甚至被视为仇敌，《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舌之人”，蛮夷之地自然不通礼仪，其为淫声也可以理解。
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审视，郑国的一些行为及“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严重性。前面提到的春秋时期拥有新乐的郑、卫、宋、齐、楚等诸侯国中，只有郑、卫是姬姓国。郑国的始祖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郑国开国三公都是周天子的司徒。据《周礼・地官司徒》，司徒主要“掌邦教”，有十二教，分别是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又“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与周既有君臣之分。又有兄弟之谊，还管礼仪之教。照此说来，无论是从“国”与“家”的角度，还是从本身的职官角度，郑都应遵守周之礼法。事实上，郑虽作为姬姓之国，司徒之职，并不那么守周礼：“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国语・郑语》)郑庄公以天子卿士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一小霸。其间，郑曾与鲁，邾、齐为盟取周之地禾、许，曾败周王所率周、虢、卫、陈、蔡之师及戎师。桓公五年秋，周王以诸侯之师伐郑而败。桓公七年，郑庄公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周迁二邑之民，郑悉取其地。郑国子产铸刑书。实际上也是对周礼的破坏，故叔向批评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由于礼制的破坏，以至于有郑祭仲之女
雍姬问其母亲“父与夫孰亲”这个问题时。其母有“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回答(《左传桓公十五年》)。郑国的一系列举动都不符合儒家的行为标准，郑国的音乐又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故而受到了儒家学派的抨击。
先有“礼”然后才有“礼崩”。其他国家白开始就无所谓礼(或礼不甚严)，也就无所谓违礼或“礼崩”。郑国在分封时没有这些特殊性，作为姬姓国，都应当遵守周之礼仪。郑之不守礼，更见礼崩乐坏的程度。在先秦哲学的人己关系中。向来就是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这种思想更为儒家所发扬。《论语》中，孔子要求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孔子重礼，对违礼行为深恶痛绝。郑国姬姓这一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孔子的“己”类，而非姬姓国则可以归为“他人”类。郑声无大雅之乐，郑国无兄弟、臣子之态，在“善则称人，过则称己”的原则下。孔子不斥“郑”声还能斥谁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不将齐宋楚之音而将郑声与雅乐相比，很显然含有对郑声的礼乐期待。
三
在孔子的时代，“礼崩”导致“乐坏”，齐、楚、宋、卫等国都出现了俗乐，俗乐(或新乐)开始冲击雅乐。郑声以其受殷商音乐的影响，节奏明快、活泼自然，具有抒情性、表演性、娱乐性等特征，成为当时俗乐中的佼佼者。中原喉舌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商业往来中心。政治通婚、女乐外交、战争的频繁与商业的发达，女性“奔富厚”的心理等共同促进了郑声的传播，而各国上流阶层对于俗乐的爱好使得郑声被广泛接受。孔子以乐教人，以乐育人，“郑声”之“淫”偏离了中和原则，则使人沉溺，乱雅、乱礼。要斥新声，必先斥郑声。虽然，其他诸侯国也有违法僭礼的行为，也有俗乐存在，但普遍流行俗乐的几个国家中，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本身对于周之礼法就有一定程度的疏离。郑国则不然，郑国是姬姓国，于国于家，他有责任有义务遵守并维护周礼。实际上，郑国所作所为却是有悖于周礼。在儒家严己宽人，正己以正人的原则下，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孔子斥责郑声而不是楚声、齐声或宋声等其它国家的音乐，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