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

对于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几乎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德国《世界报》评论道，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网络、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可以自由地进行报道，观察者看到的是与以往不一样的媒体和记者，他们可以亲往现场进行报道，对震区情况进行现场播报，并提出尖锐的问题。

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唐山大地震3年后才公开了死伤者人数。而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坦诚、沉着的应对方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这次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足3个月发生的大地震，中国政府坦诚公开了所有相关信息。此次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做法让人感到 “耳目一新”。

对于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的肯定，来自多方面的比较。与缅甸的飓风灾害相比，中国的抗震救灾倾注了举国之力；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次的抗震救灾反应迅速而有效；与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开明的对待灾难的反应。因此，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积累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并不缺乏进步，特别是在某些灾难和悲情的氛围中，这种进步往往更是明显。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常常不能积累，过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一切就又回归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尽管悲伤还没有远去，但隐隐的不安却已在萌生。正如最近网上一帖子说，某媒体在地震以来一直都算不错。这也是周围很多人的一致评价，僵硬的面孔上开始泛出人性的光辉，有时并非字正腔圆的声音里传达着更加饱满的信息。但当我们对它的看法刚刚有所改变的时候，它又回到了过去，依旧是那浑厚的男中音旁白，依旧是那套重复了无数次的套话。因此，要将灾难中所取得的进步保存和积累起来，仅仅靠社会记忆是不行的。社会进步的积累关键是要诉诸于制度。

我们需要用制度将这次对灾难积极而有效的反应积累起来。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对灾难快速的反应，集中力量救灾的能力，信息的公开，还有对外界相对的开放性，都为人们包括挑剔的国外舆论所肯定。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这一切背后的东西，即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仅仅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可以看到，舆论强烈呼吁开放外国援助人员，两天后果然外国救援人员被允许进入；舆论指责银行收取捐款手续费，两天后银监会即要求各银行免收捐款手续费；灾情发生几天之后，国务院顺应民意正式确定了国家哀悼日，举国哀悼地震遇难同胞，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而降。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体现着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极为重要的进步。但问题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一种措施，还是一种制度？许多社会进步最初体现的形式当然都是措施或举措，但举措或措施只有固化为制度才能恒久。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也开始看到民间力量更加有明确自主意识的行动。如有的企业已经不是满足于尽可能多地捐款，而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在救灾甚至重建过程中发挥企业作用，为此，有的企业派专业技术人员直接赴灾区进行调查和商谈，以了解灾区的需求，制订更有效的长期计划；有的NGO组织也在讨论如何使得救灾活动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为此而探寻新的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积累的，还有一种社会心态和国民精神，尽管这种积累需要的不是制度形式。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评论中，有两个人说了两句经典性的话：一句是评论员笑蜀说的，让我们以整个人类名义来面对灾难；另一句是一位叫做五岳散人的网友说的，天灾面前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

在灾难的背景中，人们用悲伤肯定着社会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也许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在于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