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

摘要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关键词 农村女性；迁居意愿；二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24.24[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9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14

众多的研究表明农民向城镇迁居的意愿是基于自身能力、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在我国男权社会传统观念影响下，一般而言，农村女性在经济基础、心理行为等方面依然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农村女性在迁居过程更注重血缘与家庭稳定，迁居意愿相对保守，尤其是已婚女性。本文认为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后期关键因素，因此想从农村妇女迁居意愿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想弄清楚如下两个方面内容：农村妇女愿意迁居城镇与不愿意迁居基本情况；影响农村妇女向城镇迁居意愿的因素有哪些？

2009年2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徐映梅、杨云彦教授针对武汉城市圈鄂州、黄石和仙桃三地18岁至45岁之间的女性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武汉城市圈家庭结构与妇女就业保障现状调查，有效样本量达到4 486份。该调查同时对女性迁居城市意愿进行调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在此致谢！基于该调查数据，本研究从女性迁居城市意愿这个专题角度对问卷进行了重新检查和整理，在总样本4 486份基础上，去掉了没有回答迁居意愿的问卷，得到的有效样本总数为4 318份。该次调查采取整群抽样，样本来源于武汉城市圈内鄂州、黄石、仙桃三地的农村区域和农村附近的小集镇。三地的样本量分别为915人、1 446人、1 957人，占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1.2%、33.5%、45.3%。可以大概认为：本次研究中，黄石样本代表了中等城市郊区、鄂州样本紧邻武汉市代表大城市郊区样本，仙桃样本代表普通农村区域。其中鄂州市调查的乡镇有鼓楼街道办事处、华容区华容镇、华容区段店镇、华容葛店镇；黄石市调查的有下陆区老下陆街道办事处、下陆区新下陆街道办事处、下陆下东方山街道办事处；阳新县调查的有富池镇、韦源口镇；仙桃市调查的有长口镇、西流河镇、通海口镇、陈场镇、彭场镇、胡场镇、三伏潭镇、沙湖镇。

1 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述评

目前对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如对农民迁移动机和决策方面，蔡禾、王进[1]以农民工放弃土地作为永久迁移愿意的指标，将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分为个体迁移动力和制度合法性对压力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这两种作用是不一样的。吴秀敏、林坚、刘万利以成都为例分析了农户迁移决策受到户主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迁移决策和行为都是理性的[2]。

迁移意愿对比分析方面主要有：卫龙宝、胡慧洪等分析了不同类型群体的迁移意愿，提出了关于制定符合迁移主体意愿的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3]。王华则分析了发达地区与郊区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4]。蒋乃华、封进认为农民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微观基础，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农户的进城意愿不同，且影响他们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别[5]。

迁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方面主要有：李君、李小健从居住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居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6]。苏群、周春芳以江苏为例对农村女性在城镇的非农就业及迁居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已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女性具有明确的迁居意愿，而越是教育程度高、非农工资高、非农工作年限长、未婚的年轻女性，越倾向于迁居城镇[7]。黄[8]和候红娅、杨晶、李子奈[9]等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

1.2 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从理论归纳与实际调查经验来看，本文对女性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假设如下：

（1）年龄。不同生命周期的人观念和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年龄越大，做迁居决策时相对保守。年龄越小，牵挂羁縻较少，就业和定居流动性较强。

（2）户口。众多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中国人口迁移、城市化进程等诸多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巨大影响，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松，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小。然而户籍制度作为中国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在短时期内并不会完全放开，所以现阶段户口对人口迁居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10]。

（3）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历两个方面。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居意愿越高[11]。其次，对农民来讲，外出务工经历也非常重要，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的人其迁居意愿要高。

（4）区域特征。主要指现居住地是自然村落，集镇还是县城。不同类型的居住环境，享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生活也不同。等级较高的居住地如县城，其城市文明显然比农村文明更丰富，层次更高。一般规律是居住在自然村落的人向集镇或更高等级城市体系中城市迁居，也就是俗语讲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5）婚姻状况。根据女心理学一般规律，婚姻对女性迁移的作用具有比男性更显著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未婚女性往往具有较高的迁移意愿；而已婚女性由于承担了抚养子女、照顾家人的责任因而其迁移行为和意愿受到更多的制约[12]。

（6）收入状况。托达罗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动机取决于迁移的预期收入和预期就业机会概率大小，因此收入因素是影响迁居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迁居意愿越低；非农收入越高的迁居意愿越高[13]。

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家庭因素。转型社会中，女性政治政治和经济平等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这也是影响女性迁居城镇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女性在做迁居等重大决策时还受到家庭支持和农村社会网络体系影响，但在本次研究问卷调查设计中，尚未涉及，故不作分析。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统计

本研究所设置的因变量是：农村女性是否愿意迁移定居到城市？

考虑到自变量的相关性问题，本文的自变量选择如下：年龄变量选择了出生年代，出生年代分为三类分别是60后、70后、80后，考虑到1990年后调查的样本少，故将1990年后出生的都划入了1980后这一类中；户口变量选择了户口性质；人力资本积累选择了文化程度和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两个变量；区域特征选择了户籍区域和现住地性质两个变量；婚姻特征分为未婚、初婚、再婚、离异、丧偶等五个类型；收入状况选择了2008年家庭非农收入这一个变量，之所以没有选择家庭农业收入，是因为实地调查样本中，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太小平均不到10%，另外农业收入的缺失样本较大，因此在考虑收入状况时没有将家庭农业收入选入模型分析。家庭非农业收入是一个连续变量，为了分析的方便将该变量进行了分类处理。

从表1的结果看，有如下特征：

（1）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希望能迁居到城镇，约1/3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其中回答愿意迁居城镇的女性人数为2 244份，占样本的52%；回答不愿意迁居城镇的女性人数为1 475份，占样本的34.2%；回答没想过此问题的女性人数为599份占样本的13.9%。

（2）未婚、离异、丧偶的女性比已婚或再婚的女性迁居愿意高的多。未婚离异丧偶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为61.3%，而已婚再婚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为51.1%，未婚离异丧偶女性的迁居意愿要明显高出近10个百分点。

（3）离大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上表中可以看出：紧邻武汉市的鄂州地区愿意迁居的女性比例最高达到58.4%，比黄石、仙桃分别高出7.4和9.8个百分点。其中远离大中城市的仙桃地区不愿意迁居的女性比鄂州、黄石高出近14个百分点。

（4）户口对农村女性迁居城镇城镇还是有点影响，其显著性有待检验。非农业户口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为55.4%，比农业户口女性仅高出5.2个百分点。

（5）是否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迁居城镇意愿不具有相关性，这与本文最初的理论分析和预期不符。女性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为52%，仅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女性高出0.1个百分点。

（6）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居住在集镇的女性迁居愿意最高为55.2%，比居在农村和中小城市或县城的女性分别高出4.1和3.9个百分点。相较而言，居在农村的女性，最不愿意迁居，比例高达为38.4%，比居在集镇和中小城市或县城的分别高出4.6和11.4个百分点。而居住在中小城市或县城的女性，比较满足现在的生活，22.1%的县城女性根本没有想过迁居这个问题，分别比居在农村和集镇的女性高出11.2和10.7个百分点。

（7）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为75%，并随着文化程度的下降逐步下降，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仅为40.2%。

（8）出生年代越晚的女性，愿意迁居的比例越高。80后人群愿意迁居的比例最高为56.1%，分别比60后和70后高出11.9和2.9个百分点。年龄越大的女性则不愿意迁居的比例较高，60后人群不愿意迁居的比例最高为43.4%，分别比70后和80后高出10.8和15个百分点。

（9）总的来说，非农业收入越高的女性，迁移的意愿也越强。但是年非农业收入超过6万元以上的女性，迁居城镇的意愿开始下降，呈“倒U型”。

尽管上述结果初步表明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但并不能由此确定认为上述诸因素对迁居意愿的显著性，需建立数量模型进一步探讨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

3 女性迁居城镇意愿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建立与分析

因变量设置了两个回答，分别是愿意迁居、不愿意迁居，主要分析哪些因素对愿意迁居具有显著影响，建立了二元Logistic模型如下：

从表2的数量分析结果有如下分析：

（1）拟R2的值较小，这说明影响女性迁居意愿的因素比本文所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复杂。另外本文数据来自于实地调研，样本量较大，拟R2的值较小也较正常，同时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哪些因素对女性迁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仅仅只是从一些方面进行验证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拟R2的值较小不影响研究。

（2）从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来看：户籍区域特征、婚姻状况、现居地性质、文化程度、出生年代对迁居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口性质、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则对迁居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

（3）女性的文化程度对迁居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上表的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的迁居意愿显著，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的人群迁居意愿则不显著。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只有文化层次达到一定程度，迁居意愿才具有显著性。

（4） 60年代出生相对于80年代出生的女性迁居意愿具有显著性，但方向是负向的，说明不愿意迁居的意愿占多数。

（5）未婚离异丧偶女性只占样本的比例不到10%，相对于已婚女性，她们愿意迁居对不愿意迁居的概率却是非常的显著；这充分说明了婚姻状况对女性迁居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4 关于模型分析结果的解释

为什么户籍制度因素、务工经历不具有显著相关性呢？下面分别试图进行解释：

（1）中部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差，其非农户口的含金量不足。

户口制度是将我国经济社会割裂为二元结构的一项长期性的基本制度之一。尽管近些年来改革的呼声较高，但却依然在深层次的影响着农民非农化进程，虽然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制约作用正在逐步减弱，但当前众多研究还是认为农业户口人群迁居意愿要比非农业户口人群高。但在本研究中，户籍因素却对农村女性迁居选择并不明显。本文认为中部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差，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形成一种斥力，既不能吸引周边农村区域家庭迁入，反而鼓励居住在集镇的家庭往更高等级的城市如县城、大、中城市迁居。从调查的样本来看，绝大多数非农户口的女性人群主要集中在小城镇上，但是居住在集镇持有非农户口的女性与居住在农村地区农业户口的女性相比，她们要完成向更高等级的城市迁居，所需的迁居成本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对于农村女性来说，是否持有集镇非农户口与农村农业户口，差异不大。

（2）外出务工经历调整了农村女性对迁居城镇的预期，选择更加趋于理性。

外出务工经历一般认为会对迁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却不支持这一判断。本文认为具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感受而言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基于自身条件和能力，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外出务工后做出不愿意迁居的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外出之前她们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美好想象，具有强烈的向城市迁移的愿望。外出务工之后，城里巨大的生活成本、沉重的工作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让她们觉得自身并不适合在城里生活，最终导致梦想破灭，调整为一种更现实更理性的想法。因此，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女性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女性比并没有更多的倾向选择迁居城镇。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非农收入等个体特征因素对农村女性迁居城镇具有重要影响。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反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60后、已婚、非农收入较低的农村女性缺少迁居城市的动机或能力。同时，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远离城市的农村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减弱。研究还发现，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远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外出务工对农村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还对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和不愿意迁居城镇的原因还做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城镇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后代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其次就是对现有收入的不满意，再次就是对本地文化生活不满意。而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城镇的主要原因是熟悉本地环境，办事方便，其次是本地生活稳定。乡村社会网络和生活安定对农村女性具有拉力作用。这一推力与拉力在女性生命的不同时期，其作用力大小是在不断变化的。

在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女性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家庭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为推进城镇化，更好发挥农村女性作用，还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我国农村妇女在享有土地承包、财产继承、集体分红等权利上常常遭遇不公正待遇，在教育、培训、文化和卫生等资源占有上也处于不利地位。建议今后在农村和城市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对农村妇女的地位作用和权益给予倾斜性保障，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在劳动就业、权益保护及教育培训等政策和行动方案中，应正视男女在社会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女性不利处境，有针对性地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村女性进行适当倾斜，帮助其尽快适应社会经济不断变化的现状。

（2）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

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农村女性迁居意愿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无论是从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角度，还是促进女性劳动力向较高层次产业转移的角度，提高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对农村女童的受教育权利实施制度性保障，不折不扣的落实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巩固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上，还应根据市场需求，多层次多方位地开展农村女性职业技术培训，并给予心理素质、价值观等方面的引导，使农村女性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提高适应城镇生活和处理问题的能力[14]。

（3）增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吸引周边农村家庭入住，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

现在的农村女性非常重视后代成长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中部地区小城镇普遍出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供给较差，导致小城镇家庭向更高等级城市如迁居的比例较高。中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应该首先增强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留住已有城镇人口和家庭，并吸引周边农村家庭入住，才能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单纯追求城镇化数量和速度，不注重提高小城镇质量和内涵的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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