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大规模公共危机中的舆论导向

近年来，评论作为一种“观点写作”，正在日益发挥重要的舆论影响力。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0级地震。在灾难发生后，国内的大量新闻媒体，都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报道措施。各媒体一方面派遣大量记者前往一线，另一方面则开设专题、直播节目或者是号外特刊等形式，同时也有大量的新闻评论见报，数量庞大、涉及面广、话题集中，成为2008年非常典型的新闻评论现象。

各媒体在评论的设置上，主要采用了几种形式。第一种是常规形式，例如人民日报、报等媒体都延续了以往的版面安排，除了悼念日的设计之外，在一周时间中社论都在关注地震灾害；另一种是以特刊或者号外的形式灾情新闻，而将评论作为引导和解释内容。

从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媒体的评论来看，一周时间仅仅是舆论形成的初期。而新闻评论在完成公共危机早期的舆论导向方面，主要作用有以下四个方面：

政治动员

所有的新闻评论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命题，那就是评论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动员。人民日报在5月14日，既灾后第三天发表社论《紧急行动起来》，可被视为党报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的最高级别政治动员。但是其实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就已经通过署名陆侠者发表评论《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这篇文章虽然作为“人民时评”，但是在各门户网站的评论频道中，都是作为人民日报的重要言论反映出来的。这显示了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作为最重要的党报，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政治动员成为一种公众舆论的期待。

作为抗震救灾的主力，和武警官兵在此次灾难中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而作为军队的机关报报，也从5月13日开始，连续发表社论进行动员，题目分别为《坚决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时间就是生命》、《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军队抢险如同打仗要拼意志讲科学》等数篇评论。军队机关报的社论要符合其定位、立场和对象，这几篇社论都是对指战员抗震救灾的全面动员，从思想上和具体行动上进行指导。

5月13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一批都市类媒体，第一时间通过社论发声。由于这些媒体在版面设计和报道方针上更重视时效性和显著性，不放过突发新闻，评论板块也比较注重第一时间。

从媒介的作用上看，党报和都市报各有定位不同，面对大规模公共危机时，从内容上判断，党报更多地是完成思想上、战略上的动员，都市报更多地是完成情感上、行动上的动员。

情绪稳定

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北京、上海、武汉等主要大城市均有震感，也出现了一些谣言和公众情绪的恐慌。在灾情发生后，不少媒体的评论，体现了情绪稳定的主要功能。具体的解释性评论，有助于防止公众情绪波动，阻断谣言产生的土壤。例如，上海的东方早报在震后第二天，随即发表社论《我们的心与震区人民连在一起》，除了表达对灾区父老乡亲的关爱之情外，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表述上海不会发生地震，文章罕有的出现了“昨晚早报评论员连线华东师大灾害学知名专家罗祖德教授，就有关地震灾害的问题进行了交流，罗祖德教授的研判与本市官方在第一时间的结论相吻合”这样的字眼。这种评论现象在目前比较规范化的新闻评论中较为少见，但是有值得称道之处。一方面显示了媒体在灾难面前对于权威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重要的社论也需要强有力的信息作为支撑。

一次大规模公共危机，势必会造成多方面的担忧。在这个时候，媒体发表有助于稳定社会情绪的社论或者评论，是可以消除谣言，引导公众情绪的。人民日报在5月14日发表署名评论《股市未受过度冲击》，5月13日“新华时评”栏目发表文章《及时信息是消除恐慌定心丸》等，就起到了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情绪稳定的作用。

决策建言

地震发生后，许多媒体都将关注具体的救灾工作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决策建言。如在新京报5月12日起至5月19日的“综合评论”栏目中，共有9篇稿件涉及到此次地震灾难，其中7篇均为建言性的稿件。同时，这些决策建言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

从第一周的评论来看，主要的决策建言涵盖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对救灾工作的战略建言，主要围绕一周内对于营救被掩埋人员工作的坚持展开。各个媒体在5月14日即黄金72小时之后长达近一周时间中，仍然关注对营救活动的评论，其目的主要就是希望维持救援的力度和耐力。

二是对于悼念活动的建言献策，以“降半旗”和“国家哀悼日”为主。例如5月15日，新京报发表彭斯咏关于建议设立“国家哀悼日”的评论；而南方都市报在5月16日发表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个论”――“建议以5月19日为哀悼日”；新民晚报在5月16日发表李泓冰的文章《请为死难者降半旗》；羊城晚报在5月18日发表舒圣祥的文章《设全国哀悼日是对生命的尊重》，进一步对于哀悼日的性质做了阐述。

三是对救灾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建言献策，其中包括了借鉴唐山大地震时的一些救灾经验，以及在灾后防止次生自然灾害，加强灾区心理干预等话题的进一步评论。例如南方都市报的《堰塞湖杀人猛于地震》等，提醒抗震救灾部门重视一些曾经在以往地震中出现的问题；而重庆时报发表评论《用全额免税激发更大的捐赠热情》，则是对抗震救灾和鼓励民众捐赠这些政策的建言献策。

舆论引导

新闻评论附带巨大的社会效应，尤其在大规模公共危机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在此次地震灾害之后，潇湘晨报发表评论《明天，我们为地震灾区献血去》、《请以公民自觉呼应国家救灾动员》等多篇文章，长沙晚报发表社论《苍生失血我担当》，西安晚报在灾后发表评论《期待灾难带动更多积极的国民变化》等，号召公民在灾后向灾区群众献血、捐款，奉献爱心，做好本职工作。

尤其是在5月19日当天，大量报纸的社论或者评论就当天的“哀悼日”和下半旗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有示范意义的一个现象。当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门引用了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当天的社论，也成为近年来十分罕见的媒介现象。应当说，此次地震之后，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自发向灾区捐款捐物，公民的国家认同有了十分显著的表现，连海外媒体也在多篇文章中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此给予了正面报道。

一方面，媒体通过在“哀悼日”当天的情感表达，对公众强化“哀悼日”的形态，传递“哀悼日”的信息，号召更多的公众在哀悼日当天表达自己的情感。各媒体分别使用特殊版面，套黑报头，表达致哀情绪。另一方面，媒体通过向广大读者介绍“哀悼日”和下半旗的历史意义，阐述媒体对抗震救灾反应迅速，国家政策进步的看法，让更多的群众对政府的抗震救灾政策有了更多的支持。

应当说，在5月19日到21日的国家“哀悼日”和“降半旗”活动中，媒体舆论引导的作用一目了然。美国的《批判性思维与传播：论说中的推理应用》一书中就曾经提到，论者要提供有意义的选择，应该为受众提供一种能力，不受物质和心理的压迫，自主做出选择。当然，在此次地震的评论中，时评人对于评论版面、稿件选择和话题的设计有比较深入的策划，在一些重视评论的媒体中，同一个评论板块的文章，承载了不同的功能，而几种功能也有综合出现的情况。

同时，应该注意到，在此次灾难出现后的第一周内，尽管有少量舆论出现了类似“为何倒塌的都是校舍”，各个企业的捐款数量为何差距如此之大，等等的质疑。但中国的主要平面媒体的第一周时评中，却极少出现反思或者问责的评论，而更加突出关注“人的生命”这一公共危机中的本体命题。从评论作者和编辑的角度，对新闻评论的选题和内容进行自我约束，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十分醒目。这也显示了新闻界对于新闻评论在大规模公共危机中的舆论导向，以及媒体的社会功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知。

鉴于文本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这个研究只对震灾过后一周中（即5月12日到5月19日）中国主要平面媒体的评论进行了分类和功能整理。其实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在这一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新闻评论人和媒体评论的作用才刚刚开始，对于这样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评论选题，值得长期关注。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讲师）